“侠”本位的回归:武侠电影江湖重塑

武侠电影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类型电影,自20世纪20年代中国第一次商业电影浪潮起,便不断地实现其自身类型的演化与融合,最终成为我国成熟的电影类型之一。但近年来武侠片市场陷入低迷,院线上映的武侠片产量质量不尽如人意。在网络大电影发展的过程中,武侠却成为颇受欢迎的题材,其中虽然质量参差,但不乏用心之作。网络电影《目中无人》和其续作《目中无人:以眼还眼》的成功给热衷武侠的观众带来了惊喜。在情节上,两部影片将电影回归“侠”本位,在文本的建构上专注于侠者形象的构建。在视听语言上,展示“武”的刺激,重塑了武侠江湖,迎合了当代观众对于武侠的审美期待,兼顾了经典武侠的复古与符合当代观众口味的创新,对于新时代武侠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有着启发意义与思考价值。

中国传统武侠电影的突围者——徐浩峰影片创作论

武侠电影作为国产电影类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舞台式的打斗和戏剧化的情节展现东方特色的武侠文化。20世纪80年代,香港地区武侠电影将中国传统的侠客情怀推向了影视剧作的巅峰,被本土文化滋养的香港地区文人所架构的武侠世界,历经日新月异的时代淘洗,至今也是中国电影史上颇为耀眼的明珠。新世纪后,徐浩峰带着对武侠和江湖的不同见解走入大众视野,以“在武不在侠”的言说转向,用他独特的际遇和心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硬派武侠类型。

从银幕到“具身”:中国武侠电影的视觉机理研究

随着观众年龄层的变化,年轻一代观众对于武侠电影的兴趣大不如前。因此,一种对于认识电影有重要意义的路径“触感视觉”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研究通过运用文献资料法对“触感视觉”的含义以及对武侠电影进行视觉化分析,研究发现:在“触感视觉”下,武侠电影的皮肤使角色更加引人注目,电影银幕创造出让观众融入其中的“空间”,电影身体与观众产生共情状态;在观众体验方面,通过触感技术的介入,观众的感知从视觉感官转变为触觉参与,观影体验上从外界的观看转向“走进影像”,与角色的互动通过具身体验引发情感互动。因此,“触感视觉”能够使武侠电影中的训练和实战场景更为真实和引人入胜,使得观众在“具身化体验”下产生情感共鸣。通过研究以期为武侠电影的创新和发展提供新的视角,为未来电影技术和艺术的发展指明新的方向。

浅谈戏曲电影与武侠电影空间的共性

戏曲电影和武侠电影作为中国独有的类型电影,同属于表意主义电影的范畴,面对如今发展阻滞的现状,戏曲电影和武侠电影都应当采取对策。空间作为艺术风格和影像风格的直观体现之一,戏曲电影和武侠电影也应当正视自身空间的作用,发挥空间的表意功能,并且从传统东方美学中汲取养分,共同塑造具有独特表意色彩的、虚实结合的戏曲电影和武侠电影空间。本文结合表意主义中的意象与意境,对戏曲电影和武侠电影的空间进行铺陈对比以得出彼此的共性特点,希冀对未来的发展有所启发。

表现与再现:武侠电影服饰叙事的表里之辨

武侠电影中的传统服饰不仅是历史再现的视觉工具,更是一个承载丰富文化内涵的复杂符号系统。通过符号学、叙事学和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角,深入探讨服饰在电影叙事中的表现与再现机制。研究表明,服饰在武侠电影中承载多重功能,包括塑造角色形象、推动情节发展和表达主题思想。服饰的“表”体现在其作为直观视觉符号的呈现,而“里”则蕴含着深层的文化意涵和象征意义。对典型案例的分析揭示服饰如何在武侠电影叙事中实现“怀旧美学”与“创新美学”的辩证统一,以及如何在跨文化传播中彰显文化软实力。这一研究为理解视觉元素在电影叙事和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丰富了电影研究和文化传播学的相关讨论。

中国武侠电影的古典诗美意境建构

作为最具特色的中国影视类型,武侠电影体现出浓厚的中国古典诗美追求。具体而言,中国武侠电影借助直接使用古典诗词的方式打造出诗意的文本语言,通过视觉层面的物象与画面、听觉层面的音乐设计,以及隐喻象征手法的使用创作出充满诗意氛围的影视语言,其内在意蕴上则表现出对人生本真与生命意义的诗意追求,由浅而深地建构起独特的古典诗美意境。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语境下,武侠电影要想重获繁荣,迫切需要诗意的回归,打造出更具古典诗美意境的写意江湖。

融合与转型:CEPA背景下陆港合拍武侠电影的新变研究

2024年,恰逢CEPA正式实施的二十年。陆港合拍片佳作频出,其中武侠电影构建了东方侠文化为主导的江湖世界,凭借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武打奇观,收获了不可小觑的票房成绩,打造了21世纪新一代“黄飞鸿”“叶问”“狄仁杰”等武侠英雄形象。香港武侠电影作为华语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在CEPA背景下经历了显著的融合与转型。本文旨在探讨CEPA对香港武侠电影在电影风格、主题、市场策略及文化表达等方面的影响,以及香港武侠电影如何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实现与内地市场的接轨,及其呈现出的新形态与转向。

民国时期上海武侠电影《火烧红莲寺》在台湾地区的传播与接受

明星影片公司在1928年摄制的《火烧红莲寺》,是民国时期上海武侠电影的代表作,1930年初传入台湾地区,在当地引发强烈反响。一方面,由于其情节和画面上的趣味性、奇观性,受到台湾地区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另一方面,一部分台湾地区知识分子基于现代性的立场,批评影片的迷信、荒诞和技术落后等。有趣的是,《火烧红莲寺》不光本身长时间在台湾地区上映,它还与台湾地区民间文艺相结合,衍生出相应题材的歌仔戏。通过对《火烧红莲寺》在台湾地区的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揭示了武侠电影除开有通俗、娱乐、商业等一般特性,还因在台湾地区的殖民地语境下,产生了抵抗日本殖民统治和增强中华民族认同的政治文化意涵的特殊性,从而也为通俗文艺增添了新的分析维度。

由“江湖”到“去江湖”:论武侠电影叙事空间的美学转向

从武侠片类型构成要素的历史流变与自反过程中可以看出,“江湖”作为武侠故事演绎的空间恒定因素,在当代武侠电影中愈发演绎出一股自我去势之感。由“江湖”到“去江湖”,归纳武侠片类型构成的恒定因素只是第一步,而分析这些恒定类型因素在不同时代、不同故事中的各种变形,挖掘其背后的文学与文化意义,才是电影类型学研究的核心任务。

论中国西部武侠电影的悲文化呈现

中国西部电影一直在致力于类型化模式的探索,而西部武侠电影是西部电影流派颇为典型的电影类型之一,其孕育在得天独厚的地理风貌、沉郁深邃的悲剧美学和源远流长的侠义文化之中。西部武侠电影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将其中的报应观、中和之美、忍文化与女性文化的悲剧内涵融入自身的审美实践。西部电影近40年来的发展历程呈现出独特的悲剧美学价值与西部侠义精神。

新世纪武侠电影与传统武侠电影之比较

武侠电影以富有中国特色的武打设计和武打场面,动人的情节,以及鲜明的侠士形象和感人的侠义精神,弘扬传统的武侠文化,并迎合了人们的某种期待心理。20世纪武侠电影从各方面分析,大体表现出一致性。但进入新世纪后,武侠电影的叙事主题、叙事策略、人物塑造、影像风格、情节模式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香港武侠电影的历史变迁及对武术传播的影响

运用体育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梳理武侠电影的源流。分析香港武侠电影的历史脉络,可划分为邵氏影视开创的"彩色武侠世纪"、李小龙的功夫片、南派真功夫与武侠喜剧片、徐克创造的"新武侠时代"。研究认为香港特区以武侠为主题的影片类型,是在社会结构转变中,随大众的心理倾向需要出现,而武侠电影展现的中国武术是经过艺术加工的产物。飞檐走壁、踏雪无痕、剑光四射的场景只是武术传奇,而在电影加工的过程中成为展示中国武术的形式,舞蹈化的武舞也成为中国武术的重要内容。武侠电影作为一把"双刃剑",对武术传播有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中国武侠电影的武术传播分析

采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以中国武侠电影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其武术传播历程,指出其武术传播策略,为中国武侠电影的发展提供服务、支撑和引领作用。中国武侠电影的武术传播策略为:注重武术伦理,从人人、身心、天人的三重维度,服务全球伦理构建;尊重武术历史,强化中华民族认同,打破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阴谋;弘扬武术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精神,塑造良好中国形象;突出拳种特色,传播正宗武术技法,找准中国武术当代传播的历史定位;坚持中国立场,采用国际表达方式,在不同文化体系的碰撞中传播中国价值观念。

新世纪中国武侠电影的审美流变及其焦虑性诉求

作为极富民族特色和能体现传统文化精神的一种类型电影,新时期的中国武侠片,往往一经问世,便会立即引起来自各个不同方面的关注,出现各种不同的文化阐释,甚至互相抵牾的评论,其中有褒扬的,有批评的,网上也不乏骂声连篇。毫无疑问,中国武侠片是中国电影走向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军,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武侠片,在审美形式上的创新是毋庸置疑的,但也随之而带来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流俗现象。本文试图绕开各种悖论式的文化批评,尽量客观地从审美的视角分析新世纪武侠片在转型期间出现的新特点,关注在国际传播语境下中国武侠电影的"泛美学"化倾向,并指出其审美流变背后的内在焦虑性诉求。

关于新千年以来武侠电影流变的理性审视

中国武侠电影历经早期"戏打时代"、"孤岛剑影"、"港台武侠"到"家国武侠"一直坚持商业类型传统,创造了武侠电影发展的多次高潮。进入新千年以来,以《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剑雨》《武侠》《一代宗师》《一个人的武林》《道士下山》《刺客聂隐娘》《师父》等制作态度严肃、质量上乘、导演风格突出的武侠片,突破既定的类型叙事范式,呈现出"逆反"的态势。从武侠电影历时发展纵向度考察这一现象,对其实施深入阐释和有效评价,是文章期待达至的学术目的。

论武侠电影中武打影像的视觉流变

武打动作是武侠电影中不可或缺的视觉元素,对于绝大部分武侠电影来说,刀枪剑戟等冷兵器影像充当着武打动作的"主题道具"。为了更好地表现武打、动作的审美特征,武侠电影创作者们不断探索着新的电影元素视觉呈现方式。本文从武侠电影的冷兵器影像入手,试图从武侠电影诞生之初的"土法特技",到"刀剑对决"、"拳脚功夫",再到数字技术支撑下的"刀光剑影"中梳理出武侠电影中冷兵器影像的流变过程及其表现形态。

消解暴力——中国武侠电影的叙事策略

当今电影中的暴力越来越成为一种具有“消费性质”的视觉样式,并逐渐进入到各种样式、各种风格、各种题材的影片中。特别是武侠动作电影这个电影的独特品种决定了它永远无法回避暴力的手段,无法删除暴力的抗争,决定了它“动作叙事”的性质。进而使观众在无形中认可了电影暴力存在的某种合理性。然而,在相似的电影类型中,如何处理暴力的内容,如何选择暴力的表现方式,总而言之,如何消解了暴力的血腥和残酷,便成为类型电影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中国武侠电影在这方面提供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其中包括:暴力的神圣化、暴力的伦理化、暴力的喜剧化、暴力的舞蹈化这四种消解暴力的有效方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武侠电影的艺术流变

20世纪70年代以来,武侠电影在迎合观众观赏习惯的同时,主题思想、叙事模式、武侠电影的基本元素等也发生了嬗变,使武侠电影在艺术风格上由传统走向现代,在继承传统和拆解传统以求其变中完善和发展,并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武侠电影对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科技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良好的国家形象已经成为对外交往的旗帜、通向世界的通行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助推器。武侠电影作为大众传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国际交互性传播使人们获得不同时空文化共享的机会,导致了文化价值的表现形式各具特色,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映射着当代中国的国家形象。武侠电影能够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能够增强"博弈"实力,抵制"后殖民主义"现象;能够转变"定型化形象",塑造积极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能够弘扬中华武术文化,树立中国文化自信,传播文化价值;能够培养"文化自觉",展现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抒发爱国情怀,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与认同感。但部分武侠电影以"舞"代"武",容易引起文化误读;有"武"无"侠",使武术文化精髓消失殆尽;渲染血腥暴力,对中国国家形象会产生不良影响。

武术与武侠电影

武术是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产物,侠客一直为中国人所称颂,电影对武术的传播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武术是武侠电影的重要表现内容,武术的美是武侠电影吸引观众的重要方面,侠义精神是武侠电影的灵魂,武术成就了武侠电影。同时,武侠电影推动了武术学校和我国武术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大众对武术的习练,加速了世界对中国武术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