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刑犯的生育权问题

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从2001年罗锋案之后就成为关注的焦点,引起了法学理论界的广泛讨论。生育权是一种自然权利,是人格权的一种。根据法无明文禁止的原则,死刑犯应该享有生育权。男死刑犯的生育权可以通过人工受精技术得以实现,但由于主体的特殊性,其在实现生育权的时候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女死刑犯的生育权由于法律禁止对怀孕的妇女适用死刑及一切形式的代孕,因而女死刑犯的生育权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无法实现。要充分体现对死刑犯生育权的保障,应该对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完善。

利用死刑犯处决后的器官供移植在伦理学上能否得到辩护

一种做法推行以后，也许由于惯性的缘故，人们往往不再对它进行反思，即使有人对它进行质疑，第一反应也往往倾向于对它进行辩护，而不想另辟蹊径。尽管有可能另辟的蹊径比现行的惯例更好，当然“范式”的转换未免会带来一些不便或麻烦。这种心理状态也许是“人性”使然吧...

论死刑犯器官捐赠

对死刑犯器官捐赠问题进行探讨,主要从器官移植的民法概述、死刑犯人权的国际法保护与其人格尊严的国内法保护三方面入手。在目前情况下,国家立法机关应该进一步完善器官捐赠的相关立法。将死刑犯器官捐赠相关的问题明文规定并形成相配套的法律体系,既能够保障死刑犯自身的基本人权,也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道德和伦理。

死刑犯的权益保障

死刑问题是近年来刑法学界的热点之一。关于废除死刑还是保留死刑,这方面的论述颇多,尚无定论。学者们能够达成共识的是,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当前的物质发展水平和公众观念的条件下,还不能废除死刑。因此,死刑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在我国存在。那么,对于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准死刑犯"和已被判处死刑的"死刑犯"而言,如何最大程度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既是死刑犯及其家属们所切实关心的问题,也应当是刑法学者们密切关注的课题。

论死刑犯的权利

目前我国学者十分重视死刑犯权利问题的理论研究,但多为就事论事。本文主要从死刑犯权利的理论依据、死刑犯权利的内容、死刑犯权利的特点等进行初步分析,希望能对我国死刑犯人权保障有所裨益。

再论死刑犯的生育权

生育行为作为人类繁衍子孙后代所特有的社会行为,是每个人类个体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生育权是一种人格权。我国刑法并未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但由于其被限制了人身自由,故应通过相关立法完善来保障其生育权的实现。

浅议死刑犯的权利

自然人在死后产生两项道德权利与习惯权利——身体权与丧葬权,死刑犯作为死者中的特殊群体,死后亦应当享有这两项权利。从权利属性而言,死刑犯的身体权与丧葬权为死者生前人格权的延续,具有人格权与物权兼具的特殊属性。从权利位阶而言,身体权与丧葬权关系密切,丧葬权从属于身体权。死刑犯的身体权与丧葬权具有深厚的社会伦理基础,亦符合法律逻辑的题中之义,为解决现代中国死者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的现实法律问题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方向,尤其对于解决死刑犯的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的法律问题提供参考。

死刑犯器官移植问题研究

死刑犯的器官移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先对死刑犯器官移植的可行性进行法理分析,进而从处分权、收益权、相关性的权利三个方面对死刑犯器官移植中的权利层次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构筑了规范死刑犯器官移植的立法体例,以此加强对死刑犯器官移植中基本权利的保障。

简论死刑犯的权利保障

在我国死刑制度还不能被废除的情况下,如何保障死刑犯这一最弱势群体的权利一直被学界关注。在全社会应树立如下理念:死刑犯也是公民,其未被依法剥夺的权利也应当予以保障,因而应赋予其赦免请求权、临刑会见权、获得医疗救助权、器官利用的自主选择权等权利,这有助于刑罚执行的进步。

“死刑犯不引渡”之利弊及启示

"死刑犯不引渡"源于提倡废除死刑国家的国内法,今已成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一项重要习惯原则。该原则在保护个人生命权及保障司法正义方面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同时也为未废除死刑国家的国内刑法带来一定冲击,甚至造成"同罪不同罚"的负面后果。因此,应该辩证看待"死刑犯不引渡"原则的利弊问题,合理调整国内刑事法律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思路,完善相应社会制度的构建工作,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提升国家国际形象。

死刑犯和可能被处死刑者权利保护要论

近年来我国作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的签约国,在有关死刑方面作了积极的努力,但仍存在 不少问题。我们认为,应当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制 度,赋予被处死刑和可能被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必要的权利,确保死刑这一刑罚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以加快我国正式加入此公约的进程。 一、申请对其人身进行刑讯伤情检查、鉴定和在法 庭上展示刑讯伤情权 为了杜绝刑讯逼供、体罚。

关于辅助生殖技术能否应用于死刑犯的伦理思考

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范围和原则一直是人们思考的重点,尤其是其能否应用于死刑犯这一话题存在较大争议。从尊重、有利和保护后代、公正合法与审慎等原则的视角出发,对辅助生殖技术能否应用于死刑犯展开思考和论述,认为在当前的背景和条件下,必须制定相关法规、政策,来约束和限制死刑犯利用辅助生殖技术实现自己的生育权。

论死刑犯的器官移植及其人权保护

在我国,死刑犯的器官移植及其人权保护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法律问题。本文首先探讨死刑犯器官移植的基本分类;其次从民法和刑法上指出其器官捐献的合法性;再次从其生命健康权、身体权和知情权三个方面论证在器官移植中其权利应加以保障。

死刑犯人道待遇制度化的理论思考——以对死刑犯医疗救治为例说

死刑犯的人道待遇只有制度化为权利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死刑犯的权利在理论上取决于生命权的界定及死刑执行的需要,在实践上受到物质技术条件及人权发展状况的影响。死刑犯享有的权利只有在上述范围内才是合理的。

论死刑犯实体权利保障的理论基础

在我国废除死刑尚不成熟,限制死刑已成必然的今天,强化对死刑犯实体权利的保障显得格外重要。如何论证死刑犯实体权利保障的正当性,是一个关涉死刑犯实体权利保障的根基性问题。对此,应当从角色理论、尊重少数理论、犯罪相对性理论、权力的隐形操作理论和犯罪二元关系理论加以把握。

唐代待决死刑犯的管理问题探微

唐代对于待决死刑犯的管理非常严格,诸如死囚刑具、安全防卫人员的配置、监刑官员的职责等方面,都有比较详细的规定。同时,这些管理规定还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比较人道,这主要体现在孕妇缓决、临刑前官给酒食、临刑喊冤即停刑等方面;二是对临刑喊冤区别对待,既贯彻了慎重死刑的原则,又防止奸恶之徒以喊冤来钻法律的空子。唐代对于待决死刑犯的管理规定影响深远,至今尚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谈人的死亡权利——兼谈绝症死刑犯的司法成本

人的生死权利是一种天然权利。房县对绝症死刑犯的“人文关怀”,未必然就是犯人乐意接受的。在与今国情下,对多数人而言,他们会认为这在司法作秀,从而对司法的诚实公正产生怀疑。其价值观的分歧,类似于对安乐死的态度。法律对当事人的处罚,本质上是非“人性化”的,法律应首先关注社会大众的人权状况,涉案当事人的人权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他们的人权保障不应超越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人。当然,对绝症死刑犯安乐死,却是一个能带动多数人人权的例外。

死刑犯之生育权问题探微

生育权是人生而享有并伴随终生的最基本的人权及人格权,不能限制和剥夺。但人要实现生育权,必须受限。死刑犯作为人,当然享有生育权。学界对"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问题争执不下,固然是立法空白使然,但对生育权的享有与生育权的实现两个不同概念的混淆,才是症结所在。分别阐释"生育权的享有"及"生育权的实现",以期"抛砖引玉"。

再论“死刑犯”有无生育权

生育是人类实现种繁衍的唯一方式 ,无疑是神圣的。“死刑犯”作为人类社会中特殊群体 ,对其制度设计事关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一“死刑犯”之妻要求生育“死刑犯”的子女 ,将整个社会引入了生育的法律、伦理的大讨论中 ,然而视点各异。本文试图从多方位的角度论证“死刑犯”

从死刑犯的生育权谈起——论罪犯权利的确定及保障

2001年，“死刑犯能否享有生育权?”曾成为国内传媒热烈讨论的新闻话题。话题源自2001年5月发生于浙江省的一起普通刑事案件。浙江省舟山市某公司员工罗锋在公司内与同事王某发生冲突，罗用榔头将王当场打死。当地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罗死刑，罗不服向浙江省高级法院提出了上诉。在二审程序进行期间，罗锋的妻子郑雪莉向一、二审两级法院提出通过人工授精为丈夫怀一个孩子的要求。郑的要求一经媒体批露，立刻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讨论，法律职业者，包括一些法学界人士也纷纷发言。不知是“醒目”需要．还是洞察力使然，讨论的主题被定格为“死刑犯的生育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