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恋家庭纠纷酌定量刑情节的死刑限制研究

婚恋纠纷引发的故意杀人案在故意杀人案中占比较大,因其具有一般预防作用小、特殊预防难度小的特点而区别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恶性犯罪。婚恋纠纷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在司法适用中存在认定模糊、见赔即改、与社会一般观念脱节、被害人过错认定不明等问题,对婚恋纠纷的适用应当把握其设置的法理基础,明确适用范围和条件,通常情况下:具有酌定量刑情节和法定量刑情节的,排除死刑的适用;兼有从重情节和从轻情节的,基本排除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例外情况是当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犯罪性质极其恶劣、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等,论罪当判死刑的应判处死刑。

论毒品犯罪的死刑限制——基于主观明知要件认定的视角

减少和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主张在我国已经获得包括国家决策领导层在内的普遍认同。但是近年来,全国法院判处毒品犯罪死刑的人数一直居高不下,这与我国现行死刑政策的精神相抵牾。准确认定毒品犯罪的主观明知要件有助于切实减少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在毒品犯罪中,犯罪人必须认识到行为的对象是毒品,否则,就违背了犯罪故意的基本原理,扩大了毒品犯罪的范围,更增加了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可能性。犯罪人"应当知道"是毒品的即构成毒品犯罪是司法解释作出的推定,这超越了司法解释的权限,可能存在例外情况,也与死刑适用标准不一致;对此情形不能适用死刑。

美国刑法中的死刑限制措施探析--兼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美国是迄今仍保留并适用死刑的国家。美国刑法限制死刑适用的主要措施包括:死刑仅适用于极少数犯罪,主要是有加重情节的谋杀罪;逐步废止了绝对死刑条款;极为严格地限制或禁止对未成年人、孕妇、精神障碍人适用死刑;合理设置了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等替代措施。美国限制死刑的措施值得我国合理借鉴。

论毒品共同犯罪的死刑限制

在毒品共同犯罪案件审判中,过度适用死刑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时,应当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突出毒品犯罪的打击重点,并严格限制毒品共同犯罪的死刑适用。对于应当认定为共同犯罪的,不能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径行以单独犯罪判处犯罪人死刑。同时,对于毒品共同犯罪案件,应当正确区分主犯和从犯,对于从犯,一律不能适用死刑;如果一案件中存在多个主犯,一般只能对核心角色的主犯适用死刑。

故意杀人案件死刑限制之被害人过错情节的提取与界定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中均有关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的,以及因被害人方过错引发的案件,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或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的规定,从而使被害人过错情节在故意杀人案件中发挥着重要的死刑限制功能。以上文件虽然明确被害人过错情节的提取应遵循"明显过错""直接责任""引发"这样的原则,但该原则如何界定,相关部门并未作出细化解释,实践中多依法官的自由裁量加以解决。在提倡量刑规范化的当下,遵循类型化思路,归纳提炼"明显""直接责任""引发"型被害人过错的界域。

关于我国死刑政策与死刑限制的反思与重构

“保留死刑,但严格限制死刑”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死刑政策,而要切实地贯彻这一死刑政策,应彻底清除重刑主义的影响,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

关于毒品犯罪死刑限制的现状考察与司法适用

毒品犯罪是我国刑法中的重罪,其中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法定刑最高刑配置了死刑。司法实践中,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比例高居不下,这与当前国际社会限制及废止死刑适用的潮流以及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精神相悖。本文考察了对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立法与司法现状,反思了我国毒品犯罪死刑适用在立法和司法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在我国立法尚未废除毒品犯罪死刑的现阶段,现实的选择是通过准确适用毒品犯罪死刑相关法律规定、扩大死缓减少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控制运输毒品罪的死刑适用以及充分利用财产刑替代死刑等司法手段,以减少和限制毒品犯罪死刑的适用。

死刑限制论

死刑是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刑罚。世界上已有超过半数的国家废除了死刑,中国刑法既不能废除死刑,又要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体现慎用死刑的政策。死刑的存废是以中国的具体情况以及社会发展进步的现实需要来确定的。立法时,应顺应时代和潮流的发展,不断改革完善中国的死刑制度,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减少死刑数量。

死刑限制的刑事一体化思考

限制死刑的适用是我国最终走向全面废止死刑道路的实然性选择。引入刑事一体化的视角对思考死刑限制问题大有裨益。对于死刑适用的限制可以通过实体法上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范围、限制死刑适用的对象、完善死缓制度、发挥赦免制度限制死刑适用的功能,程序法上完善死刑核准程序、实现二审死刑案件公开审判的普遍化、改革死刑案件的指定辩护制度来实现。

死刑限制的宪法思考

限制死刑的适用,是我国一直以来的死刑政策,但是,对于该政策,理论上从宪法角度所作的研讨并不是很多,而实际上,该政策与人权保障、刑事法治等宪法问题密切相关。在国家权力自我约束的情况下,死刑限制政策符合刑法谦抑性的要求,因而具备自身的法治基础;而死刑限制政策超越死刑是否具有正当性的争论,在人权观念不断进步的情况下为未来废止死刑逐步创造条件,使得自身也具备人权的基础。从宪法的角度寻找死刑限制政策实现的路径,符合我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需求。根据刑事法的特点,对死刑权的限制,既有程序上的限制,又有实体上的限制,但都是在国家的死刑权与公民的人权之间取得平衡,而这需要考察国家究竟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需要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乃至剥夺公民的生命权。对该路径的研讨,既有助于在法治原则下实现对死刑的限制,又能为死刑制度的发展提供一种理论的前瞻。

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限制——以刑罚价值论为视角的考察

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限制是死刑问题最艰巨的环节,解决了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限制问题,也就解决了死刑限制的大部分问题。我国各种死刑限制学说只是针对死刑限制的表层问题提出具体建议,没有就如何限制具体犯罪的死刑问题挖掘深层次的理论根据。以刑罚的价值论为视角,厘清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的价值取向,确保死刑的适用符合死刑存在的价值才是死刑限制的深层理论根据和统一理性前提。

死刑限制若干问题的思考

死刑是现代刑罚体系中最古老的刑罚方法。从世界范围看,废除死刑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在我国当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虽然废除死刑的条件尚不具备,但应做到极大限度地限制死刑。而在死刑限制的问题上,则应注重政策、立法、司法三维一体的协调统一。

从重从快方针与死刑限制政策的悖反与调和

死刑限制与从重从快是我国现阶段两项重要的刑事政策,如何相互协调实现功能协调?文章认为:保留并限制死刑是中国目前法治背景下的无奈选择,从重从快与死刑限制存在功能上的悖反。应当以犯罪控制作为终极目标,整合死刑限制与从重从快;死刑限制政策优先于从重政策适用;司法改革上应当收回死刑核准权;扩大死刑缓期执行制度的适用范围。

再谈死刑限制及其途径

我国是世界上少数保留并执行死刑的国家之一,目前正处于死刑废止的过渡期。但以废除死刑为最终目的的死刑制度却存在着许多弊端,因此,应当从立法和司法上对相关制度进行改革,以限制死刑适用。

论死刑限制的刑罚哲学根据——兼论经济犯罪死刑的废除

中国刑法中现在还存在死刑。废除死刑是国际发展趋势。讨论死刑适用与存废问题,应该从刑罚哲学的角度加以探讨,才能把握问题的方向和本质,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刑罚的哲学根据,按照通说有报应论和功利论。从康德和黑格尔的报应论来看,死刑只能用于罪大恶极的暴力犯罪,适用死刑是出于对生命价值的重视,对于经济犯罪适用死刑贬低了生命的价值。从古典功利论发展出的刑罚个别预防论也提出了保留死刑、限制死刑的主张。为此,以刑罚的哲学根据为视角,得出经济犯罪处死刑缺乏正当性基础的结论。

死刑限制适用与“舆情审判”的冲突与平衡

死刑案件统一由最高院行使复核权，死刑的适用和实际执行数量必然将会减少，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死刑限制适用的重大刑事政策制度的推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减少死刑实际执行的数量，法院无疑将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特别是来自借意“民声”的媒体“舆情审判”的压力。如何去化解这种种压力，平衡科学理性的死刑限制适用的新刑事政策与激情的“舆情审判”间的冲突，无疑将十分考验法院刑事审判胆魄和智慧。

杀人偿命与保留死刑限制死刑理念探析

刑罚存在的价值之一是满足民众的报应诉求。报应诉求与其说是基于报应,不如说是基于功利;报应诉求既是基于正义观念而产生的情感要求,也是基于安全需要而产生的防御要求。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报应诉求在内容上的渐趋轻缓化,必然导致刑罚的轻缓化。对杀人者的报应诉求不同国家会因政治、宗教、文化等的差异而有很大不同,就杀人行为而言,满足民众的报应诉求并不一定意味着死刑,"杀人偿命"只不过是对杀人行为的一种报应诉求而已。由于"杀人偿命"这一针对杀人行为而产生的报应诉求,在我国民众中普遍而强烈地存在着,因此现阶段不能完全废除死刑,只能保留和限制死刑。既然是"杀人偿命",那么基于此报应诉求的死刑也仅适用于非法故意致人死亡或伤残级别较高的重伤的犯罪,对财产犯罪等非侵犯人身权的犯罪理应废除死刑。

传统刑律中的死刑限制及其技术策略——以《唐律疏议》中的“至死”为中心的考察

传统刑律在技术层面直接表现出对死刑适用的限制。作为立法语言的“至死”即出现于律典或法律规范中的直接表述,其基本含义沿袭了汉代之后正史文献中常见的“罪至死”“法至死”等内容,但表述形式、用法与功能则与法典体例、刑罚结构及刑等累加计算标准直接相关。《唐律疏议》中“至死”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特征,既表现出各篇内容的差异,又表现出唐律对魏晋律典中特定立法技术的沿袭;律内通过“以某罪论”“以某罪罪之”“与某罪同”“反坐”“依首从法”等技术性手段定罪量刑时,若出现死刑适用则通过“至死减一等”“至死加役流”予以限制,但仍有极少“至死仍需处死”与“本条虽不至死并处死”的例外条款。律设“至死”表达着特定意图,立法者通过技术手段欲达到死刑限制的有效性与罪刑均衡相协调,而限制死刑的内在要求与统治者据以控制司法官员的技术策略相一致。

试论我国死刑限制的基本途径

我国短时期内是不可能废除死刑的,讨论死刑的限制适用更具有现实意义。可以在立法上通过限制死刑适用的主体、提高适用标准、精简死刑罪名和增设死刑赦免制度等方式来从根本上限制死刑;在司法上采取充分运用死缓制度、完善死刑规定的司法解释和公布死刑统计数据来限制死刑的适用。

和谐语境下的死刑限制论

死刑废除成为世界刑罚发展的潮流,迈向法治现代化的中国也应该顺应这种潮流。但立即废除死刑又缺乏现实性,在两难之间死刑限制是可以选择的理想路径。和谐社会要求以人为本、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这为限制死刑提供了正当性的根据。而死刑限制路径可从缩减死刑罪名、寻找死刑替代措施、构建死刑赦免制度、明确死刑标准等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