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毒品问题治理研究

城镇化演进对实现乡村振兴、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具有不可比拟的意义,但毒品问题亦借助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同其形成互动共生的样态,故厘清城镇化之演进如何影响毒品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具体而言,西方社会文化的入侵、城镇化个体需求的上升、化学工业的进步以及运输业的发展,改变了毒品需求、供给和贩运关系。因此对于同城镇化演进相伴的毒品问题之治理,应把握城镇化推进所携优势,从构建城镇化居民共治毒品治理体系、增强城镇化居民预防毒品的意识及能力和加快毒品治理科技建设入手。

云南省毒品犯罪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

研究省域中观尺度的毒品犯罪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对打击毒品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云南省129个县区单元的毒品犯罪案件为数据,采用GIS统计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引力模型分析云南省毒品犯罪的空间差异格局和空间关联网络特征。构建由经济水平、收入水平、城镇化程度、受教育水平、流动人口、毒源地影响、地形复杂度组成的毒品犯罪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以空间杜宾模型开展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云南省毒品犯罪率呈显著的空间差异格局,高犯罪率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缅边境;2)云南省各区县毒品犯罪在全局层面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与空间集聚特征,昆明市主城区—周边各区县以及云南边境各区县间的毒品空间关联网络强度较高;3)毒源地影响因素最为显著,呈显著负相关,距中缅边境(毒源地)距离与毒品犯罪率关系呈拉长的“倒S”型走向分布曲线,表现为大幅度下降、小幅度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此外,经济水平对云南省毒品犯罪差异呈著负向影响,收入水平、城镇化程度为正向影响。

走私毒品罪的扩张适用与理性回归

随着全球毒品情势的变化,走私毒品罪的适用在立法及司法上都呈现出扩张适用的现象与趋势,虽然《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纠正了走私毒品罪中药毒不分的问题,但并未突破走私毒品罪“跨境即构罪”的机械认定标准,实践中仍存在将吸毒行为的准备行为、吸毒行为的衍生行为认定为走私毒品罪等问题,引发了类推解释、客观归罪等诸多悖论。究其原因,既源于从严打击毒品犯罪刑事政策下,对国内外市场逐渐融合的客观事实、毒源差异淡化的现实情况及毒品认识鸿沟日益加深等毒情变化的忽略;也来自于罪名理解上将不同语境中的走私内涵相混淆,即将行政法语境、走私犯罪语境、毒品犯罪语境中的“走私”概念相混同;还源自毒品走私目的认定难等现实困境。实际上,刑法对于毒品管控的目的不在于消灭,而在于防范毒品流入社会可能带来的危害。因此,回归到刑法语境、毒品犯罪语境之下,从犯罪概念的三性统一、毒品犯罪客体的融贯性、选择性罪名的同质性及流通经济学的要求上出发,不难发现,走私毒品实际上是毒品交易链条从生产(供应)端到消费(使用)端的流通环节,其实质作用在于消除地域鸿沟、拓宽或制造毒品交易市场、提高毒品交易效率,需以是否具有“毒品流通风险”为其构罪与否的实质判断标准,不能简单地以是否发生跨境的客观位移为认定依据。由此,在司法实践中,对走私毒品罪的适用,应以行为是否具有“毒品流通风险”为依据,在立法或司法上对走私毒品罪处罚范围予以理性限缩,即对于主观上不具有希望或放任毒品外溢目的、客观上不具有毒品外溢风险的行为,不宜以走私毒品罪认定。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毒品犯罪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乡村振兴是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方位的振兴。由于农村毒品犯罪日益呈现出隐蔽化、家族化、复杂化、后果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其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制约因素。当前,我国农村毒品犯罪治理面临着城乡经济失衡、基层组织涣散、禁毒人才匮乏、宣传教育不力等方面的诸多困境,故应当加大对农村地区的产业政策扶持力度、强化组织引领、善用新兴技术、创新宣传方式,有效遏止毒品犯罪在农村的蔓延,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禁毒保障。

毒品洗钱犯罪的立法竞合及其完善

由于行为类型的立法设定原因,我国毒品洗钱犯罪与相关犯罪会产生多重法律竞合关系,包括与运输毒品罪等上游犯罪的法律竞合,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等毒品犯罪的平行竞合,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洗钱罪的下位竞合。这种法律竞合关系,多数属于交叉式竞合关系,个别属于包容式竞合关系。对毒品洗钱犯罪与相关犯罪的法律竞合采取绝对的重法优于轻法原则,极大地压缩了毒品洗钱犯罪的存在空间。未来,我国应当从立法上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9条的毒品洗钱犯罪。

运输毒品罪的存在空间与合理界定

《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于运输毒品行为司法认定与刑罚适用的相关完善,进一步彰显出运输毒品罪的独立属性与存在价值。作为连接制毒源头与贩毒中端、贩毒中端与贩毒中端以及贩毒中端与消费终端的重要流通环节,运输毒品行为独立成罪的本质在于运输者对于流通中毒品的事实占有或观念占有,以及由此形成的对于毒品流通过程的排他性控制。根据“空间转移”与“占有关系”这两个变量,可以更为合理地确定运输毒品行为的实行着手、停止形态与犯罪既遂,更为科学地厘定运输毒品罪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区别与联系,更为正当地适用包括死刑在内的法定刑罚。

光谱检测技术在毒品侦缉中的应用

世界毒品形势日益严峻。不断涌现的新型毒品和更加隐匿的运毒方式给毒品侦缉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传统的毒品检测方法存在样品预处理过程复杂、检测设备昂贵、难以搬运等问题,无法满足现场快速检测的需求。光谱检测技术凭借检测速度快、无需样品预处理、设备体积小等优势正逐步成为毒品侦缉过程中重要技术手段。结合近年来光谱检测技术的研究进展,根据毒品形态综述了几种光谱检测技术在毒品侦缉中的应用。针对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等常见固态毒品,太赫兹光谱检测和能量色散X射线衍射技术凭借高穿透性、可视化等优势,可以实现对纸张、木头、橡胶等常见藏匿物品中毒品的表征,适用于公共安全检测中毒品的快速筛查;针对毒品溶液和吸毒者体液(尿液、唾液、血液等)中毒品成分的检测,综述了红外光谱检测和表面增强拉曼散射技术最新进展,表面增强拉曼散射由于具有高度特异性的分子指纹图谱和不受水溶液影响的优势,成为液态毒品识别与检测领域研究的热点,该方法有望用于液态毒品的便携式快速检测;针对笑气等气态物质的滥用,总结了多种基于光谱检测技术的痕量气体检测方法,综述了基于量子级联激光器的呼出笑气检测进展,该技术在气态毒品检测领域有着较好的应用前景。

常见毒品检测方法研究进展

当前毒品滥用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仍持续蔓延,制毒的方式不断更新,贩毒的手段日益隐蔽,毒品类型的隐蔽性和迷惑性不断增强,毒品进入人体后导致机体功能障碍甚至死亡,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社会公共安全。为了进一步打击毒品犯罪、开展禁毒工作、追溯毒品来源,必须提升毒品检测的分析能力,积极研发准确、高效、快速和安全的分析检测技术,为毒品案件的侦查提供线索,为案件的侦破提供有力的证据。鉴于此对常见毒品的危害、理化性质、毒理作用和检验方法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刑法中毒品概念的再审视

为进一步加强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前置性规范中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品种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张,这与刑法中的毒品概念应具备相对明确性、确定性之间存有内在冲突。应当重新审视刑法中的毒品概念,明晰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与毒品概念的关系。刑法中的毒品概念应当具备国家管制性、致瘾癖性、麻精药品和非法用途等四个基本要素。区别于前置法中麻精药品的概念,建议在刑事立法中进一步明确毒品的非法用途要素,即在毒品概念层面通过考察麻精药品的用途,将医疗、教学、科研用途的麻精药品排除出毒品的范围。

我国海上走私毒品犯罪现状及打防对策研究

新时期,受疫情、毒情形势、海洋贸易等多重因素影响,海上走私毒品犯罪发展迅速。当前中国海上走私毒品犯罪存在双重推动、大宗案件频发、以货运和船舶走私方式为主、东南亚与南美为主要来源、港台地区问题突出等状况。执法机关面临着海上走私毒品活跃、发现查获难度大和执法合作受限等困境。因此,我国应当通过依托技术提升防范与打击能力、开展跨境警务合作、构建海洋领域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多双边合作机制、发挥海上禁毒社会力量来实现当前情势下对海上走私毒品犯罪的防范与打击。

气相色谱质谱(GC/MS)检验新型毒品依托咪酯

目前,在国内对精神药品状依托咪酯的检测方法报道较少,为方便打击新型毒品犯罪,建立新型毒品依托咪酯的检验方法至关重要。采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对溶于乙腈的依托咪酯疑似样品和稀释的依托咪酯标准品进行分析,确定其组成。经图谱分析,样品和标准品均在8.43 min处有明显色谱峰,保留时间一致。依托咪酯标准品的总离子流色谱图中无杂峰,而样品的总离子流色谱图中在11.62 min处有峰,说明样品中含有杂质。样品和标准品在8.43 min处的特征离子碎片和丰度比一致,确定检出依托咪酯。依托咪酯标准品的浓度在0.005~0.1 mg/mL范围内,其质量浓度和峰面积呈线性,且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线性方程为Y=9.973×1010 X-3.062×108,R^(2)=0.9949,最低检测限为0.001 mg/mL。根据该线性曲线对样品进行定量,确定样品的纯度为43.94%。依托咪酯在此分析方法下有较好的响应且峰型较好、峰位准确、无干扰,此法简便、高效、准确,可为公安物证部门对疑似依托咪酯检验鉴定提供技术支持。

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现状检视与防治路径

毒品犯罪的严重危害性已得到国际社会公认。当前我国毒品犯罪主体日益朝着低龄化的趋势发展,治理未成年人涉毒品犯罪问题形势严峻。未成年人是国家未来与希望的承载者,有效防治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便成为义不容辞的时代任务。未成年人走上毒品犯罪道路是其身心发展特点、社会环境影响、刑罚手段运用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为此,要有效遏制未成年人涉毒犯罪,必须坚持“个体-社会-司法”“三位一体”的综合防控体系。在个体维度,创新毒品预防教育工作;在社会维度,强化对娱乐场所的监管,完善未成年人社会救济机制;在司法维度,拓宽刑罚替代措施,坚持惩教并重的理念。通过协同各界力量开展综合治理措施,有效预防并减少毒品犯罪的发生,助益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暗网毒品犯罪的治理困境及对策

暗网中的毒品犯罪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其交易过程高度隐匿而追踪困难;交易平台再生力强而难以根除;产业链遍布全球,不同国家之间在管辖权立法、金融和物流监管政策等方面不统一。面对暗网毒品犯罪的席卷之势与治理困境,通过完善相关立法、加强技术研发,在法制和技术层面强化对暗网毒品犯罪的预防;通过加强对暗网交易、支付结算、货运寄递等环节的监管以及传统侦查手段的运用,对暗网毒品犯罪实施有力打击,从预防和控制两个方面实现双链条治理。

新精神活性物质“毒品化”处理的法理不兼容性研究

新精神活性物质长期被作为毒品看待,但这与毒品犯罪的行政犯属性相矛盾。事实上,新精神活性物质与毒品的法律属性和规范属性不在同一层面,在是否应当管制,列管的方式、边界上也与毒品有重大差异。简单地将制造、贩卖、运输新精神活性物质的行为直接认定为毒品犯罪,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甚至有可能违反宪法和立法法。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涉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定性和定罪量刑的困难和矛盾,在将其认定为毒品犯罪的同时,或采用法定最低刑处理,或认定为未遂犯和不能犯。新精神活性物质与毒品并不兼容,不能将列管不明的新精神活性物质等同于毒品,更不能将未列管的物质认定为毒品。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对新精神活性物质应当秉持理性和审慎态度,跳出固有的“毒品化”思维,使其回归其药品及化学品的本质属性,这是解决新精神活性物质定罪量刑疑难问题的关键。

公安院校毒品预防社会实践课程改革探索

为了解决传统毒品预防课程存在的学生认同度低、能力和素质培养途径欠缺、课堂参与度低、课堂效果反馈不及时等问题,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禁毒学专业毒品预防课程组在OBE教育理念的指引下,探索毒品预防社会实践课程的创新性改革路径,通过增加实践教学模块、反向教学设计、提升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多元化评价体系、打造协同育人平台等方式,转变了学生学习态度,全面提升知识、能力、素质水平,提高学警的社会认可度和影响力,助力课程目标的全面达成,促进育人水平持续提升。

代购毒品行为的定性与处理

合理规制代购毒品行为是关乎末端毒品犯罪治理的重要课题。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代购毒品行为定性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坚持从严惩处、守正创新、区别对待、程序与实体并重的修订原则,在对代购毒品概念进行广义界定的基础上,从三个维度对代购毒品行为性质进行了类型化分析和认定。《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加大了对代购毒品牟利行为的惩治力度,扩展了“变相牟利”的外延,在实践中要注意对牟利认定的司法把控,精准掌握代购蹭吸的出罪条件。《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新增代购毒品行为的证据认证规则,明确辩称系为他人代购毒品情况的证据审查要点,并规定未达到相应证明标准、行为符合贩卖毒品罪犯罪构成要件的,依法定罪处罚。

毒品催化降解技术研究进展

本文综述了降解毒品与易制毒化学品的意义、研究现状和降解机制,对比了毒品降解技术在应用中的效果;与传统的销毁方法进行比较,超声催化、光催化等技术在毒品与易制毒化学品降解方面具有降解效率高、环境污染少等优点,值得在该领域推广。紫外光催化在部分体系中也具有催化效率高、易于操作、运营成本低的优点。

我国毒品管制模式研究

在应对新精神活性物质挑战中,我国形成了多种立法、多种列管方法和多种管控方法相结合的毒品管制新模式。我国毒品管制新模式存在诸多问题,应重新定义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调整毒品管制目录,完善新精神活性物质整类列管,推动出台《新精神活性物质管制法》,完善新精神活性物质快速列管机制,创新新精神活性物质管控方法,加强新精神活性物质制毒物品列管。

ALERT方案与我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的完善

我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起步较晚。尽管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学校毒品预防教育的政策文件,但由于缺乏系统、科学的理论指导,毒品预防教育各行其是,效果不彰。ALERT方案①是国际流行的循证干预措施之一,该方案以先进的理论为基础,1984年以来,经过不断的实验、测试、评估和调整,在预防青少年毒品滥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可以借鉴ALERT方案,联合相关领域专家,编制权威教材和教师指导用书,加强毒品预防教育师资正规化培训,创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专门网站,推动家长、社区参与毒品预防教育,提高我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的质量。

涉麻精药品类毒品犯罪案件司法争议问题辨析

目前,麻精药品类毒品犯罪在毒品犯罪中占有相当比例,办案中暴露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轻罪与重罪等方面的实践难题。事实上,医疗用途的本质系主观用途,可称为医疗目的。具有医疗用途或目的,自然排除毒品犯罪,且应坚持“行为时一般人”的判断标准。麻精药品类毒品犯罪的主观明知只要达到明知管制品的程度即可,并需沿着“直接明知”到“推定明知”的路径予以审查。利用麻精药品实施迷奸等其他犯罪,并不符合吸收犯、牵连犯等一罪类型,应予数罪并罚。从大众的观念看,麻精药品属于药品,只有在被滥用的情况下方属于毒品,与传统毒品差异较大,实践中定罪量刑时可适度从宽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