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毒品犯罪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

研究省域中观尺度的毒品犯罪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对打击毒品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云南省129个县区单元的毒品犯罪案件为数据,采用GIS统计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引力模型分析云南省毒品犯罪的空间差异格局和空间关联网络特征。构建由经济水平、收入水平、城镇化程度、受教育水平、流动人口、毒源地影响、地形复杂度组成的毒品犯罪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以空间杜宾模型开展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云南省毒品犯罪率呈显著的空间差异格局,高犯罪率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缅边境;2)云南省各区县毒品犯罪在全局层面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与空间集聚特征,昆明市主城区—周边各区县以及云南边境各区县间的毒品空间关联网络强度较高;3)毒源地影响因素最为显著,呈显著负相关,距中缅边境(毒源地)距离与毒品犯罪率关系呈拉长的“倒S”型走向分布曲线,表现为大幅度下降、小幅度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此外,经济水平对云南省毒品犯罪差异呈著负向影响,收入水平、城镇化程度为正向影响。

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现状检视与防治路径

毒品犯罪的严重危害性已得到国际社会公认。当前我国毒品犯罪主体日益朝着低龄化的趋势发展,治理未成年人涉毒品犯罪问题形势严峻。未成年人是国家未来与希望的承载者,有效防治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便成为义不容辞的时代任务。未成年人走上毒品犯罪道路是其身心发展特点、社会环境影响、刑罚手段运用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为此,要有效遏制未成年人涉毒犯罪,必须坚持“个体-社会-司法”“三位一体”的综合防控体系。在个体维度,创新毒品预防教育工作;在社会维度,强化对娱乐场所的监管,完善未成年人社会救济机制;在司法维度,拓宽刑罚替代措施,坚持惩教并重的理念。通过协同各界力量开展综合治理措施,有效预防并减少毒品犯罪的发生,助益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毒品犯罪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乡村振兴是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方位的振兴。由于农村毒品犯罪日益呈现出隐蔽化、家族化、复杂化、后果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其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制约因素。当前,我国农村毒品犯罪治理面临着城乡经济失衡、基层组织涣散、禁毒人才匮乏、宣传教育不力等方面的诸多困境,故应当加大对农村地区的产业政策扶持力度、强化组织引领、善用新兴技术、创新宣传方式,有效遏止毒品犯罪在农村的蔓延,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禁毒保障。

暗网毒品犯罪的治理困境及对策

暗网中的毒品犯罪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其交易过程高度隐匿而追踪困难;交易平台再生力强而难以根除;产业链遍布全球,不同国家之间在管辖权立法、金融和物流监管政策等方面不统一。面对暗网毒品犯罪的席卷之势与治理困境,通过完善相关立法、加强技术研发,在法制和技术层面强化对暗网毒品犯罪的预防;通过加强对暗网交易、支付结算、货运寄递等环节的监管以及传统侦查手段的运用,对暗网毒品犯罪实施有力打击,从预防和控制两个方面实现双链条治理。

涉麻精药品类毒品犯罪案件司法争议问题辨析

目前,麻精药品类毒品犯罪在毒品犯罪中占有相当比例,办案中暴露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轻罪与重罪等方面的实践难题。事实上,医疗用途的本质系主观用途,可称为医疗目的。具有医疗用途或目的,自然排除毒品犯罪,且应坚持“行为时一般人”的判断标准。麻精药品类毒品犯罪的主观明知只要达到明知管制品的程度即可,并需沿着“直接明知”到“推定明知”的路径予以审查。利用麻精药品实施迷奸等其他犯罪,并不符合吸收犯、牵连犯等一罪类型,应予数罪并罚。从大众的观念看,麻精药品属于药品,只有在被滥用的情况下方属于毒品,与传统毒品差异较大,实践中定罪量刑时可适度从宽把握。

毒品犯罪既遂与未遂认定的若干问题

毒品犯罪的既未遂形态认定,是长期以来司法工作中的难题,在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之下如何合理认定此类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有很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是最主要的毒品犯罪类型,本文重点分析这四种行为的既未遂形态认定。其中,对走私毒品罪,宜区分通关走私、绕关走私和间接走私三种类型确定不同的既未遂标准;对贩卖毒品罪,一般以买入毒品作为既遂标准,并据此归纳出常见的既未遂情形;对运输毒品罪,原则上以起运为既遂标准,但对起运的理解不能机械化;对制造毒品罪,以制造出毒品半成品或粗制毒品为既遂标准。同时,毒品犯罪案件中部分既遂、部分未遂的情形较为常见,但实践中对其处理规则重视不够,本文一并提出处理意见。

对毒品犯罪案件中法官运用经验法则的研究

在刑事诉讼中,毒品犯罪由于证明难度较大,法官往往需求助于经验法则,通过经验法则的运用以有效打击毒品犯罪。经验法则在毒品犯罪案件证明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事实认定与证据评价两方面。在事实认定领域,经验法则主要作用于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的推定;在证据评价领域,经验法则主要被运用于评价毒品犯罪中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的真伪。尽管经验法则在毒品犯罪中的运用具有重要价值,但因经验法则的运用尚处于探索阶段,目前法官在毒品犯罪案件中运用经验法则还存在一些误区,如运用不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经验、经验法则的运用范围不当、缺乏完善的程序保障经验法则的运用,以及封闭式运用经验法则等,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规制。因此,在运用经验法则时法官需要遵循一些原则,并规范经验法则的运用程序,以及规范裁判文书释理和赋予辩护方以经验法则为由上诉的救济权利等,以保障毒品犯罪案件中经验法则的合理运用,有效发挥经验法则在诉讼中的独特价值。

刑事间接证据证明标准的规范化路径探析——基于毒品犯罪案件的实证研究

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采用“结论唯一性”的表述对间接证据作必然性限定,旨在对排除合理怀疑作进一步细化和延伸。然而,实践中法官在适用该证明标准时过于追求结论唯一性的绝对真实,背离了排除合理怀疑的法律真实。基于毒品犯罪案件的实证研究发现,法官在对间接证据证明标准的适用过程中过于追求证据的客观化与绝对化,混淆了客观真实与主观认知标准的差异。鉴于此,应将结论唯一性与排除合理怀疑作同一理解,动态审查其关联性和系统性,通过统一的证明标准,结合主观和客观的角度,以正向和反向的方式对待问题,正确地运用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来降低结论的不确定性,最终实现对间接证据认定案件主要事实准确性的提高。

“制度与技术”双重困境下毒品犯罪侦查之应对

当前毒品犯罪呈现网络化、物流化,贩毒门槛不断降低的新特点,这些新特点势必增加毒品犯罪侦查的难度。对法律规定理解的不一致,执法手段的不规范,进一步影响毒品犯罪打击的成效。在打击毒品犯罪中,公安机关面临制度与技术的双重困境。只有坚持顶层设计,规范侦查行为,才能有效地遏制毒品犯罪。

毒品犯罪案件中的诱惑侦查研究

毒品犯罪有高度隐蔽性等特征,仅依赖传统侦查措施,侦查机关收集证据效果不理想。由于立法无明确规定,侦查机关在“台面下”广泛应用诱惑侦查手段,其适用受学界诟病,实务界对此合法性也争议不断。基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目的,平衡两种有张力的法律价值,区分犯意诱发型与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手段,试图解决区分诱惑侦查手段之犯罪意图核心要素问题,仅肯定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合法地位,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立法构想。

基于VR技术的公安院校毒品犯罪侦查取证教学体系设计

随着我国诉讼制度的改革与毒品犯罪样式的演化,我国毒品犯罪侦查取证工作遇到了更大的挑战,而公安院校作为公安人才的培养基地,其传统的毒品犯罪侦查取证教学体系存在着教学场地局限化、教学过程偏重理论、实训不足、教学缺乏规范化反馈机制与教学训练对抗性不足的缺点。VR技术是近年新兴的虚拟仿真技术,具有仿真沉浸性、交互自主性与超越现实性特点,基于VR技术的毒品犯罪侦查取证教学体系在构建真实训练环境、开放互动的实战演练场景与立体多维的评估反馈机制等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这一教学体系可通过法律法规教学模块、业务实战训练模块与个体反馈模块等对公安院校受训学员开展针对性训练,能够有效提高公安院校受训学员在相关业务方面的综合素质。

超大型城市检察机关毒品犯罪治理路径的探索与实践

国际毒品犯罪形势加大了我国毒品犯罪防控压力,也对我国毒品犯罪的种类、形式、手段、分布产生影响。超大城市毒品犯罪整体下降,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为主,新精神活性物质等新型毒品占比增加,中心城区毒品犯罪案件占比相对校多,但存在总体数量减少和向郊区转移的趋势。检察机关参与毒品犯罪治理面临从传统的依托刑事检察职能的“打击”逐渐走向四大检察综合履职的“治理”和从打击供应为重点向打击供应和需求干预并重的两个方面转变。从“供给侧”治理毒品犯罪面临国际毒品犯罪激增压力和依法严厉惩治毒品犯罪“边际效应递减”困境;基于毒品刑事犯罪案件办理面临新毒品种类增多和贩毒方式转变所带来的查处难、取证难等挑战;从“需求侧”探索毒品犯罪治理路径面临更重任务。应借助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建立对毒品犯罪的全链条打击模式;依法严厉惩处毒品犯罪同时,从“需求侧”开展毒品犯罪治理;加大对新型毒品犯罪和利用网络实施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加大对毒品替代物质的监管力度,建立涉毒品犯罪信息共享平台。

毒品犯罪案件中检察机关诉讼监督职能研究

毒品犯罪案件诉讼监督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既能够在厉行禁毒的过程中保证毒品问题治理不偏离法治轨道,又能够优化司法权的制约监督体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但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毒品犯罪的诉讼监督仍然存在着监督线索来源不足、监督内容不全面、监督手段缺乏刚性等问题,制约了检察机关诉讼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影响了毒品犯罪案件处理的公平正义。因此,有必要立足于我国的毒品治理和诉讼监督实践,采取针对性措施完善我国毒品犯罪案件诉讼监督工作。一是大数据赋能诉讼监督,拓宽线索来源渠道;二是深化全流程诉讼监督,保证监督的全面性;三是完善相关法律规定,解决监督依据冲突问题;四是丰富诉讼监督方式,提升监督的刚性与效果。

并案侦查管辖与审判管辖的冲突与协调——以毒品犯罪案件为例

毒品犯罪案件涉案人员的广泛性和涉案地域的无界性,使得侦查人员严格依照“犯罪地管辖为主”的地域管辖规定应对乏力。为减少侦查机关侦办毒品犯罪案件的管辖阻碍,催生了并案侦查管辖制度。并案侦查管辖突破了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的限制,便于整合同一体系内部的办案力量以快速、高效地查明案件事实。但并案管辖方便侦查机关办理案件的同时,却因管辖范围的无限扩张、指定管辖的随意适用和管辖依据不统一而引发了并案侦查管辖与审判管辖范围的冲突。因此,有必要明确并案侦查管辖的有限追索范围、规范侦查指定管辖的适用与衔接机制以及统一并案侦查管辖与审判管辖的依据,减少两机关之间因管辖衔接不通畅而影响毒品犯罪案件的办理效率。

无实物毒品犯罪的认定路径实践与思考——以马某甲、马某乙贩卖毒品、洗钱案为例

近年来,毒品犯罪模式已发生改变,从以往的当面现货交易转为如今的“人货分离”、“埋雷”式贩毒且均为零星贩毒,对于零星毒品犯罪往往仅能以现场查获的毒品克数定罪量刑,虽有迹象表明嫌疑人有多次、长期贩卖毒品之嫌,但对于查获之前贩卖行为的认定因无毒品实物,司法机关通常较为保守和消极,导致实践中对于零星贩毒的打击力度较弱。

我国大麻类毒品犯罪侦防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近年来,国际大麻合法化浪潮逐渐蔓延开来,不断冲击着世界各国的禁毒防控体系,也给我国禁毒工作带来了冲击。如今,我国大麻类毒品犯罪呈现出主体多元、手段隐蔽、毒品来源广泛等特点。这给该类犯罪的侦查与防控带来了诸多困境,譬如,缺乏有效的案件线索、侦查取证困难、阵地防控薄弱等。为有效应对大麻类毒品犯罪斗争新形势,我国应从优化侦查预警机制、强化侦查基础工作、探索具有针对性的侦查取证模式、完善大麻类毒品犯罪的侦查阵地防控四个方面破除此类犯罪的侦防窘境。

“海上丝绸之路”警务合作打击跨境毒品犯罪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

“海上丝绸之路”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物,它能创造出前所未有 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效益。当然,安全是国家间经济、政治合作的基本前提。因此,“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打击毒品犯罪方面的警务合作意义十分重大,警务合作 与经济、政治合作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海上丝绸之 路”倡议背景,分析我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警务合作的必要性、毒品 犯罪的特点、打击跨境毒品犯罪的困境及对打击跨国毒品犯罪问题的对策进行探 讨。

毒品犯罪案件证据审查模式研究

印证审查在毒品犯罪案件证据审查中虽然具有普遍适用价值,但难以解决部分毒品犯罪的特殊证据属性引起的证明难题。毒品的易损毁性、犯罪行为的可分离性和高度隐蔽性等特征,以及侦查取证不及时、不规范,易致毒品犯罪案件呈现“孤证”的特殊证据构造,在犯罪嫌疑人拒绝作出有罪供述的情形下,严格适用印证审查模式或导致追诉犯罪陷入两难境地。检察官的证据审查思维应从对证据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的“三性”审查向证据的证据能力、证明力二阶层审查转变,避免对印证审查的过度注重和机械化运用。在此基础上,以打破特殊犯罪中司法证明的僵局为契机,进一步实现由印证审查向坚持客观印证与主观“自由心证”耦合的路径改造,推动公诉环节证据审查的规则转型。

毒品犯罪防控的新视野——《毒品犯罪的新发展及其防治研究》书评

由廖斌教授率领的研究团队完成司法部课题所形成的成果——《毒品犯罪的新发展及其防治研究》,已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于2022年8月出版。该著作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对毒品问题要标本兼治、多管齐下,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运用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以及社会学等专业理论知识,围绕毒品犯罪治理中存在的难题,从概念界定、制度完善、司法适用和防控体系综合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提出了很多具有可操作性的主张和建议,研究内容重点突出、论证严密、逻辑清晰,对指导毒品犯罪防控实践和学术研究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全书32万字,共分6个部分,即绪论、毒品与新精神活性物质概述、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管制制度、我国毒品犯罪的刑事立法、毒品犯罪的司法认定以及毒品违法防控体系的构建。细读该著作,我觉得其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有很多独到之处。

毒品犯罪自洗钱之犯罪要素解构

毒品犯罪作为洗钱犯罪最常见的上游犯罪,上下游犯罪相生相伴。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洗钱罪的修改,将我国刑法对洗钱犯罪的规制从过去他洗钱的单一型主体完善为兼容自洗钱和他洗钱的二元型主体,为进一步切断上游犯罪的利益走向和输送渠道,同步惩治上下游犯罪,提供了更加全面的法律依据。研究毒品犯罪自洗钱的主体和对象,探讨毒品犯罪自洗钱的主观要素,梳理毒品犯罪自洗钱的行为类型,借此肯定以严惩涉毒自洗钱行为反制上游毒品犯罪的立法初衷和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