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在哪里 联络站就建在哪里 长兴县人大创新形式精准收集民情民意

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洪桥镇紧邻太湖,盛产大闸蟹,沿乡道而行,蟹塘成片。从村口小店到纳凉亭子,一张张印有代表身份和“代表码”的海报被广泛张贴于全镇各村的群众集聚地。长兴县人大相关负责人在介绍代表联络站布局思路时表示,群众在哪里,代表联络站就建在哪里,代表联络站可以是一间房子,也可以是一块牌子、几张桌子。“在群众密集的地方,宁要一堵墙,不要一间房。”该负责人说。以群众为圆心打造代表联络站,精准有效地在农村收集民情民意,也成为洪桥镇人大助力基层治理的“先手棋”。

论新时代台湾地区民情研究的形势、任务和路径

新时代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由此带来的新变化向涉台研究界提出了研究的新任务和新要求。新形势主要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国对抗中国,竭力阻挠两岸统一;岛内政局蜕变,两岸统一的社会基础亟待补强;民进党当局构筑“拒统”藩篱,阻断两岸互动交流。主要任务有:探讨如何争取台湾地区民心,携手促进国家统一大业;探讨如何争取岛内民众的支持,共同反对“台独”等八个方面的问题。内地涉台研究界在台湾地区民情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新时代向涉台研究界提出了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深入本质研究、合理开展调查研究等十个基础路径。

用心写好“民情日记”

“尽快把张大妈反映的情况报送上去”“小区充电桩设施损坏,必须三天内圆满解决”……基层调研,许多党员干部手中都揣着一本“民情日记”,内中详细列举着近期应该办理的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小小一本“民情日记”是党员干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把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的生动体现。

写好用活“民情日记”

“尽快把张婶反映的情况报上去”“损坏的充电桩必须三天内维修好”……基层调研,不少党员干部手中揣着一本“民情日记”,内中详细记录着近期应该办理的具体事项。依靠民情日记,党员干部可有效实现为民造福与自我价值实现的双重目标。民情日记是基层党员干部的首创,表明党员干部服务群众越来越注重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小小一本民情日记,既是党员干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把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的生动体现,也说明“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只有把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让群众有与时俱进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才能始终赢得群众、守住民心。新征程上聚焦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写好用活民情日记,让它成为为党分忧、为民奉献的金字招牌。

以“提、办、督”实效彰显人大为民情怀

“各承办部门要提高站位、压实责任,以代表满意率检验工作成效!”“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质量很高,都是真知灼见、民情民意。我们要站在对人大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政治高度,切实办好建议,向代表交出满意答卷。”2024年2月26日,濮阳市华龙区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分别对区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作出批示。

“民情日记”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实践与思考

“民情日记”是1998年由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首创并在全国推广的一项群众工作的制度创新,是强化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抓手。20多年来,嵊州市传承发展“民情日记”,在驻村干部选派、驻村工作管理、问题闭环处置、政策资源保障上积极探索实践,从保障乡村治理实践实效、引领乡村治理正确方向、推进乡村治理快速高效、汲取乡村治理基层智慧、增进基层群众政治信任等方面推进“六民工作法”落细落实,以提升乡村治理绩效。

基于LSTM-Transformer的突发事件网民情感风险预测研究

从新浪微博平台获取相关突发事件的评论文本和相关信息,根据网民情感因素影响与特征构建风险指标体系,并选取重要程度与分类性能较好的末级指标作为特征属性,构建新的数据集作为模型的输入,构建LSTM-Transformer风险预警模型,对突发事件网民情感风险进行预测。实验结果表明,LSTM-Transformer融合模型在突发事件网民情感风险预测中效果明显优于对比模型。

新时代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国情民情教育的路径研究

文章以问卷形式对山西某高校进行了随机调查,分析了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调查发现,此类院校的学生学习国情民情知识的自觉性不强,开展国情民情教育时课堂主渠道作用发挥还有待加强,任课老师、辅导员、学生骨干教育引领作用发挥不够充分,教育内容的多元化和针对性还需加强,课程建设、社会实践管理、校园文化建设等仍需强化。为有效提升国情民情教育水平,地方高校应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打造国情民情教育“金课”、发挥师生和朋辈的引领带动作用、增强教育内容的多元化和针对性、开展特色社会实践活动、加强校园文化品牌建设等方面,进一步破解国情民情教育发展中的困境。

嵊州“民情日记”记录高质量发展持续探索

1997年,时任浙江省嵊州市石璜镇雅璜乡党委书记的李春阳在走访时遇到村民求助,他掏出日记本,认真写下了对方的诉求和心愿,“民情日记”自此诞生在嵊州的田间地头。20多年来,嵊州“民情日记”不断迭代。如今,小本子上的“手写日记”升级为线上的“民情大脑”,从乡村民情到城市社区再到企业,从“解决一件事”升格为“解决一类事”,从服务“个体”拓展为服务“大众”。

黄浦半淞园路街道:“民情通+信息员+回音壁”的新探索

为了更好听民情、察民意、回应民声,今年以来,黄浦区半淞园路街道人大工委结合社情民意进网格工作打造“半淞代表民情通”社情民意感知平台,依托22名街道社情民意信息员,设立22个社情民意“回音壁”。“民情通”+“信息员”+“回音壁”,进一步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打造社情民意“发现—流转—处置—反馈”闭环,“三位一体”助力人大代表发挥好社区“听诊器”的作用,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

基于改进SEIR模型的短视频舆情网民情感传播研究

在当今互联网时代,短视频已成为网络舆情发酵与扩散的核心载体之一,其融合图像、音频与文字三类异构信息,使舆情信息更具感染力,对于网络舆情传播具有深刻影响。为了深入探究网民情感的传播规律及其对短视频舆情传播的影响,文章构建了研究网民情感传播的改进SEIR模型,在此基础上进行数值仿真,分析了异构信息、情感转变、用户兴趣等影响因素对于短视频网络舆情传播的影响,以期揭示短视频网络舆情的内在传播逻辑,为管理和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察民情 解民忧 得民心——钱江晚报《民情日记》300期综述

1999年10月,钱江晚报推出<民情日记>专版,开始以整版大规模的篇幅反映民情民意.从此,报社专门设置的民情热线电话5310888,成为市民倾吐心声、求助问讯的重要窗口.<民情日记>也从起初的收接读者来信来电、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解疑释难,发展成为主动出击收集民情民意、深入社区为民排忧解难的功能性版块,架起了百姓与政府职能部门的桥梁.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民情日记>不仅赢得了读者的青睐,还得到中宣部、省委宣传部领导的称赞.

公民社会的“民情”与民主政治的质量

中国思想界基本上把公民社会视为民主政治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这种流行的观念看上去似乎不错,因为没有社会自治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政治。但是,本文所检视的公民社会理论和比较历史视野下的鲜活案例告诉我们,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国家治理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向的线性关系,有时甚至是逆向关系,比如意大利南部、印度和大中东地区的作为公民组织的穆斯林兄弟会就是这样。认真研究后的理论发现是,公民社会的性质即"民情",是连接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中介机制;公民社会的民情决定着民主政治和国家治理之间的各种可能性关系。

清代陋规及其对基层司法和地方民情的影响——从徽州讼费帐单谈起

徽州讼费帐单真实地印证了清代基层司法中名目繁多的陋规。陋规的索取者主要是书吏和衙役,其存在及泛滥的原因比较复杂,给清代基层司法和地方民情造成了恶劣影响。清统治者借助于陋规以对百姓起诉权进行控制的理念是错误的,其意图不可能实现。

协商民主取向的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浙江省常山县“民情沟通日”制度调查与分析

浙江省常山县的"民情沟通日"制度是一项以民主协商为取向的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其构建的协商型村民公共参与具有公共性和公开性、平等性和广泛性、商议性和互动性等重要特点。这种制度将沟通与协商引入民主决策过程,创新了村民公共参与的方式;将沟通与协商嵌入利益协调和整合过程,促进了村民参与的理性;将程序和规范引入沟通、协商过程,提升了村民公共参与的制度化。多元化利益需求、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以及地方政府和精英的主动推动是决定协商型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的重要因素。

民情反思与士人的社会改造行动--晚清温州永嘉学派保守主义的实践及其困境

同光时期士人推行的地方社会重建运动,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所引发的新民情经验反思的基础上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由士人集团所继承的学术思想传统,在塑造文人精英意识形态以及作用个人选择意志时起到了颇为关键的作用。同时,承担这些思想历史传统的组织载体为结社和宗族。社会位阶的差别以及对社会经验判断的差异,导致现实社会改造方案出现了分歧。其中,具有较高功名的上层士人选择了一条重建宗法和学统的保守方式,力求将人心气禀重新安顿到传统政治格局内,但这一努力在实施过程中所达成的民情效果却出现了与其"敦风易俗"这一初衷相背离的结果,即学阀望族成为垄断性的地方社会势力。这条保守路径最终陷入了困局,但并不意味着晚近士人经世作为的终结,相反,它孕育了中国现代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契机,即以普遍人格结构为心性基础的社会组织生活将成为现代民治政体的根本。

为共和政治探寻民情基础——陶孟和的社会学志业之再考察

以往关于陶孟和的研究,或从思想史的角度关注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或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其主持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事功,或从分支社会学的视角对其治学的某一面向给予局部讨论,而很少能够对他的社会学研究进行通盘的、整体性的理解。陶孟和的社会学志业,始终聚焦在中国的现代转型中,关注民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如何转化民情从而为民治奠定社会基础。在陶孟和的著述中,劳工、家庭与教育是三个最重要的主题。劳工是其在考察中国的现代变迁时最为关注的社会阶层,家庭则是其理解和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对这两者的研究从经验层面揭示了转型时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形貌。而对教育的研究,则旨在探索如何通过教育,尤其是公民教育,对风尚与民情加以改造,从而塑造新型的现代公民,为共和政治培养文化担纲者。

当前乡村治理中的消极民情分析

随着我国乡村治理的推进,我国乡村社会的民情总体上说在向积极方向发展,但诸如公共精神缺乏、拜金主义盛行、情理精神浓厚、迷信之风蔓延等消极民情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对乡村治理发生着"反方向"的负面作用。究其原因是传统国民性的惯性作用、乡村治理"内卷化"的直接后果和落后乡村文化生活的消极影响。所以,改造乡村社会消极民情的路径就是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规范基层公共权力的运行和加强乡村社会文化建设。

侠气与民情 19世纪中叶地方军事化演变中的社会转型

太平天国运动对晚清帝国的冲击不仅体现在财政税收、人口、土地关系等社会结构要素上,更重要的是人心与世风之变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的社会民情基础。这一世风丕变特别体现在:地方为应对太平军冲击而进行的军事化运动中伴生的失范型暴力,是以"任侠之气"的精神伦理作为军事动员的内在组织原则而导致的后果。"侠气"这一精神伦理以"力"的无限扩张为法则,与传统帝国政治结构中的宗法、乡礼、师道以及凝结在地权上的依附关系形成巨大张力,由此造成军事化组织与国家政治的背离。"力"的无限扩张法则打碎了帝国政治所依赖的身份与等级结构,导致了夷平化的社会形态出现,从而对传统政治治理构成挑战,并最终召唤了用现代革命的方式推进政治和社会变迁的时代的到来。

谁在舞台中央:相声中的民情与政治

相声是起源于中国民间社会并一直流传至今的传统艺术形式,在其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固定的表演形式和独特的内在结构。相声还经历了一个从“江湖”到“庙堂”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相声的演出方式、文本结构及其作品风格,随着历史与社会状况的变迁而不断调整,成为了兼具民情表达与政治之双重要素的文本类型。在本文中,笔者尝试运用相声本子(文本)、地方史志、回忆录等多种材料,在澄清相声的缘起、属性与结构特征的同时,基于历史社会学与阐释人类学等理论视域,选取不同历史时期的典型相声作品展开分析,一方面,呈现作为社会表达的相声文本的多重结构,另一方面,揭示相声作品演进变化背后的内在逻辑,并分析其中所蕴含的民情表达与政治效应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