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民党、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教国家”的构建

2024年6月,印度执政党印度人民党赢得新一届议会下院(人民院)选举,成功蝉联议会多数席位。现任总理莫迪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二位三度出任总理的政治人物。印人党与印度教民族主义存在明显的相互促进关系,印人党借助印度教民族主义发展成为印度政坛的关键政治力量,而印度教民族主义大行其道则是印人党胜选根本原因。印人党政府将继续支持印度教民族主义,通过推动修宪、制定和实施《统一民法典》等方式着力构建“印度教国家”,但面临难获修宪所需议会多数支持、国大党等世俗主义政党更强掣肘、南印度“达罗毗荼主义”对抗“北印度中心主义”等因素制约。

当前一轮“资源民族主义”特点及前景

自2020年前后至今,在拉美左翼上台、资源国债务压力上升、新冠疫情暴发、国际低碳转型提速、俄乌冲突爆发、大国竞争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拉美、亚洲和非洲等地“资源民族主义”明显回潮。资源国通过提高特许权使用费和税收、停止或重新谈判现有合同甚至是国有化等政策,加大资源控制力度,抬高外资准入门槛。与过去相比,当前一轮“资源民族主义”的重点领域由石油转向关键矿产,资源国的诸多措施更为温和理性,是在总体欢迎外资的前提下加强对本国资源的管控,反殖民主义色彩减弱,资源国与外资的关系也从零和博弈下的对抗变为合作基础上的利益之争。资源国对外资诸多限制措施的出台,虽有利于增加收益、推动经济增长,但也不可避免制约全球关键矿产等领域投资和产能的增加,迟滞国际能源低碳转型。短期看,本轮“资源民族主义”政策在政治上迎合了资源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有助于其经济发展和转型;中长期看,“资源民族主义”也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国内外阻力。

论清末民初博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

清末民初博览会事业蕴涵了丰富的民族主义。它产生的外部因素是西方“先进”所形成的“榜样”力量,以及西方帝国的霸权行径和经济侵略,内部因素是中国自身的落后,以及中国人所具有的“经世忧国”传统精神。它产生的路径基本是:先进的西方列强,对落后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导致中国利权外溢,产生严重民族危机,具有“经世忧国”精神的中国人奋发图强,既积极学习西方,仿行西法,又反省自身落后,积极展开竞争,谋求改良、发展,其中,蕴涵了忧患、危机、反省意识及竞争、发展观念,最终目的是实现民族国家独立富强。这样的民族主义具有追赶性、内向性、开放性特征,且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虽有过急追求发展的一面,但其价值目标及立足自身的方法取向是理性的。

论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对蔡锷的影响

在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蔡锷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在反清革命实践中,蔡锷既注意汲取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又在西方近代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下,抛弃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中恢复明朝和歧视少数民族等狭隘、落后的观念。1911年,蔡锷成功地发动和领导云南“重九起义”,推翻了清政府在云南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民主革命政权;1915年,蔡锷又发动和领导护国战争,推翻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走出“启蒙与救亡”:从一场关于鲁迅是否为民族主义者的争论说起

新世纪初学界发生了一场关于鲁迅是否为民族主义者的争论。虽然争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但他们却具有同样的思想基础,即民族主义/个性主义、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等二元对立框架。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鲁迅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种框架导致双方貌似合理的论证中都频繁出现了对“西方”“西方文化”“现代性”“民族主义”等概念绝对化、简单化的理解与使用。1980年代以来“启蒙与救亡”的二元对立思想所带来的盲点在这场争论中暴露无遗。国内外思想史研究界早已超越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鲁迅研究界的最重要成果也都是建立在这种超越之上的,但这场争论及后来的回响说明它的影响依然强大,现代文学研究界需要继续对“启蒙与救亡”二元对立的基础思维框架进行深入总结与反思。

民族主义者叶芝的共同体影像

叶芝主张,在现有的社会制度框架下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民族复兴;在此前提下,挖掘与弘扬爱尔兰的英雄主义精神,在英雄主义的照耀下,建立一个田园式的共同体。为长远计,叶芝主张挖掘并丰富民族的哲学体系,以此为基础,面向同胞广施教育,提高民族素质,确保爱尔兰民族兴盛成为永世大业。叶芝的民族文化运动目标没有实现,但其影响极为深远。

美国福音民族主义:历史叙事、内涵界定与特征探析

作为一种理论学说、政治纲领和社会运动的民族主义,美国福音民族主义既有一般民族主义的意涵,又有鲜明的“美国印记”,呈现出圣经权威的神学色彩、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极端排他的身份政治、草根特征的民粹主义、固守传统的保守价值、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等特征。美国福音民族主义的兴起对美国内政外交乃至世界政治走向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和西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回潮的大背景下,系统梳理和阐释美国福音民族主义的历史、内涵与特征,不仅可以从理论上丰富和拓展美国民族主义的学术研究体系,还可以作为把握美国政治未来走向的关键。同时,也有助于汲取美国民族国家构建的经验和教训,警惕福音民族主义外溢引发的风险和挑战。

19世纪中期以来印度民族主义叙事中的女性想象嬗变

自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以来,在印度民族国家萌芽、建立、发展和壮大的百余年间,女性被深入糅合进民族主义的塑造过程,支持并滋养各种民族主义话语,服务于印度民族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建构需求。随着时代的变迁,印度民族主义叙事中的规范性女性气质发生了很大变化。19世纪中后期,印度本土民族主义精英面对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与西方文明使命话语的冲击,将提高女性地位与民族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塑造了有别于旧女性、底层女性和西方女性的印度“新女性”。20世纪上半叶,“印度母亲”作为一种“祖国母亲”式的隐喻结构和国家的人格化表述,成为印度民族主义者实现民族动员和呼吁男人作战的象征力量,爱国“母亲”纷纷以在家纺布和抵制洋货的形式支持民族主义事业,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印巴分治时期,印度民族主义者通过对女性身体的想象建构了民族国家话语,女性担负起守护民族“纯洁性”和“荣誉”的双重使命,为保贞洁、不被异族强奸或玷污而殉身的“印度教女性”便成为印度女性典范。独立后,一方面,随着印度现代化进程加快,兼具传统与现代品质的“受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职业女性”成为印度优秀公民的代表;另一方面,女性在日益发展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中也扮演了煽动教徒情绪、唤醒女性反抗的积极主体角色。

技术民族主义及其对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塑造

随着科学技术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领域,技术民族主义在美国再次兴起。美国技术民族主义有着鲜明的美国特质,表现为“美国至上”的优越感、“边疆主义”的扩张性、“唯我独尊”的排他性和“臆造敌人”的非理性。美国技术民族主义的实质是技术霸权主义,它通过作用于大众对国际环境的感知和解读,塑造对华认知,开展国内动员,深刻影响着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的目标和手段。美国对中国信息通信业的打压生动诠释了美国技术民族主义的作用机制:臆造中国相关产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丑化中国企业形象,制造不实舆论,滥用立法、行政、司法手段,拉拢裹挟盟友共同对华施压。面对中国科技的加速追赶,以维护霸权为根本目的的美国技术民族主义将在相当长时期内发挥影响,这将进一步加剧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对抗。

共情传播机制下网络民族主义的传播路径及发展特征探究

网络民族主义是一个涵盖了传统民族主义思想、民粹主义以及民族主义思潮和行动的复合整体,呈现出传播态势极化、民族主义“日常化”的发展特征。共情传播是推动网络民族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因,从情境场域、身份认同和身体共在三重维度为网络民族主义提供了传播场域和情境氛围。

拉美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及应对

与历史上的三次发展高潮相比,拉美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既具有一定的继承性,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其继承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拉美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符合市场周期规律且与拉美左翼回潮相伴而生,具有明显的周期性;二是拉美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虽然声势浩大,但资源国普遍是在欢迎外资的前提下加强对本国矿产资源的管理和控制,与拉美资源民族主义日趋温和理性的大趋势相符。其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拉美资源民族主义的主战场从油气领域转向新能源矿产领域;二是拉美资源民族主义的推动者从国家扩展到社区和区域层面,多元化趋向明显。资源民族主义自带排外属性,在当前中拉关系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我们应认清拉美资源民族主义长期性、反复性的现实,聚焦风险、危中寻机,推动中拉能源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维护我国能源安全的同时助力拉美实现发展的夙愿。

从民族主义到世界主义: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理路转向

随着“民族国家”成为西方近现代以来比较教育分析的基本单位,比较教育方法论长期困囿于“方法论民族主义”的泥淖中。“方法论民族主义”假设民族国家是近现代社会与政治组织的自然发展形式,将民族国家视为唯一的分析单位或社会进程的“容器”。在研究过程中,“方法论民族主义”用民族国家的经历来解释现代化历程,忽略其他民族国家的情境,从而将研究局限于特定民族国家的地缘政治边界,将民族国家共同体视为最终分析单位,并以此界定社会科学中的多重分析现象和问题。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与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世界主义已然成为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思潮,并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意蕴。方法论世界主义关照整个世界及其全球化的多重图景,重构“民族国家”社会学体系中所形成的各种二元对立的概念体系,扩展比较教育的分析单位与研究范式,从而超越“方法论民族主义”的局限性。在人文社会科学“世界主义”转向的背景下,实现从“民族主义”到“世界主义”的转向,是走出当前比较教育方法论发展困境的可行路径。

梁启超与金泽荣诗歌的民族主义特质比较研究

梁启超和金泽荣的诗歌都表现出民族主义的三种特质。第一是爱国之情与民族意识的融合。梁诗与金诗蕴含浓厚的爱国之情,但这种情感因融入了民族意识,而与中韩古代诗歌中的“爱国”有了本质区别。第二是归属情感的表达。民族成员无论身在何方都会对祖国怀有情感上的归属。梁启超和金泽荣在诗歌中通过对思乡怀亲之情和忧国忧民之志的书写,表现出内心的归属情感。第三是反抗色彩的体现。近代民族主义在遭遇外部列强侵略的过程中产生了反抗性特质,这种特质在梁诗与金诗中也得到了体现,二者的反抗对象虽都是帝国主义侵略者,但其反抗目的却分别为变革维新与主权恢复。

孙中山新民族主义思想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价值意蕴

孙中山新民族主义思想具有“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等两方面含义,彰显了“中华民族”意识在多民族现实环境中的主体性。这一思想以主权统一的价值目标、政治民主的价值准则和共同发展的价值理念,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话语底气和历史依据。把握孙中山新民族主义思想所蕴含的实践指向,牢固树立共同体理念、健全相关制度保障、提升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自信心,对在当今世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汇聚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具有深远意义。

重审东方民族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泰戈尔民族主义思想解析

近年来西方学者为民族主义研究做出了诸多贡献,但在分析东方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时,西方学者往往认为东方是在模仿西方,这种结论过于武断。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印度的民族主义思潮中,泰戈尔展现了东方国家知识分子认知与接受西方民族主义思想时的复杂性。泰戈尔一方面倡导文化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批判西方式的政治民族主义。但泰戈尔在批判西方政治民族主义时,其民族主义的内涵是由泰戈尔进行限定后的理解,与时人和今人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存在差异,这也是时人与泰戈尔产生思想交锋和今人误解泰戈尔思想的原因所在。泰戈尔主张发扬印度自身传统理念与社会的优越性,以此完成印度的现代化转型,这是典型的民族主义者的表现。只有回到历史语境中,认真审视泰戈尔民族主义思想的内涵,意识到其民族主义思想的特殊性,才能更好理解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认识到其生成过程并不是对西方的简单接纳和效仿,而是存在着自身的判断与取舍。

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柏林浪漫派共同体书写初探

活跃于19世纪初德意志思想舞台的柏林浪漫派对共同体的理论建构与文学书写做出过重要贡献。政治哲学家亚当·米勒在1809年出版的《治国术》中提出了强调整体性、自然性和历史性的共同体理论主张,而柏林浪漫派作家既或隐或显地对民族共同体展开文学想象,又通过交谊结社为实现民族共同体开展政治实践。在他们的共同体书写中,除以往大多数研究所确认的民族主义内涵外,还存在重要的世界主义维度:相关作家并不囿于民族国家疆界,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思考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和与文化他者的共生问题——民族独立、帝国殖民、和谐共存等多重欲望在此纠缠交错,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也因此并非变奏关系,而是呈现出了间性特征。

资源民族主义主导下的印尼关键矿产战略论析

当前,关键矿产对各国发展战略具有重要影响。在资源民族主义的主导下,印尼政府从2009年开始系统推进对关键矿产的管理。自苏西洛政府起,印尼政府通过出台法规与政策限制关键矿产的出口,并在佐科政府时期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形成系统性的关键矿产战略。受民族主义历史背景及佐科政府实用主义执政风格等国内动因,以及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及能源结构调整等国际动因的共同影响,印尼政府以镍为着眼点,不断丰富可用的政策工具,并且推动关键矿产管理与清洁能源转型目标相结合。印尼关键矿产战略的实施也面临机遇与挑战。印尼所拥有的矿产资源赋予其结构性权力,各国对清洁能源开发较为重视,印尼领导层平稳过渡带来了相对稳定的政治预期,这些因素均是印尼未来推动关键矿产战略的机遇。同时,关键矿产下游行业发展存在的相关技术问题、利益集团斗争和官僚制度缺陷给政策制定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引入外资导致的社会问题,均构成了印尼进一步推动关键矿产战略的潜在挑战。中国应客观认识对印尼矿产投资的机遇与风险,将矿产进口来源多元化,并在多边平台上不断推动与其他国家的矿产合作。

印度教民族主义崛起背景下再议印度国语问题

近年来,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印度强势崛起。在语言问题上,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将印地语视为推进其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印度教民族主义基于同一文化、语言和地理单元的国族理念下,印地语成为其构建印度教国族所需要的全民族共同语和国族认同的语言基础。在此背景下,印地语作为印度官方语言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推广范围和影响力显著扩大,但这一过程也面临着平衡少数族裔语言和文化权利的挑战。文章立足于印度多语环境的现实,分析印度当局推动印地语“国语化”的新态势及其动机,并探讨了这一过程中面临的阻力和未来前景。文章指出,在印度语境下,印地语的推广必须兼顾本土语言、文化多样性,这是维护语言生态与民族关系和谐的关键,也是印度政府在推动国族构建的过程中需要慎重考量的问题。

经济民族主义视域下的日本开国贸易论争与政策构想(1853—1859)

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强行闯入日本水域,向日本提出了开国通商的要求。日本社会对此展开了维持“锁国”抑或开国贸易的激烈议论,在此过程中,民族意识逐渐在经济领域内萌发。锁国论者从经济和安全的角度出发,强调了通商互市对日本的不利影响。而开国论者则认为,通商贸易不仅是当前国际形势下避免民族危机的唯一选择,也是发展经济和加强国防的重要途径。在具体经济政策主张上,无论是锁国论者主张“攘夷”进行经济军事动员,还是开国论者提出航海通商计划,其最终目标都是实现“富国强兵”和“国民统一”。通过这一系列的讨论,前近代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在日本深入人心,并对后续的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后日本文学的三重向度:民族主义、国家记忆与文化心理

战后日本文学中民族主义、国家记忆与文化心理这三个重要向度成为反映社会变迁、文化冲突与心理困境的重要载体。文章分析了战后日本文学如何体现对民族身份的认同与反思,以及民族主义情感在文学叙事中的复杂表现,并探讨了国家记忆在战后日本文学中的重构,探讨了文学作品如何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与解读,塑造和影响了国家的集体记忆。文章聚焦于文化心理层面,揭示了战后日本文学在描绘个体与集体、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时,如何深刻反映了日本人的文化心理状态及其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