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汇、挑战与应对:大数据技术对人类学民族志的影响

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广泛、更丰富的数据资源,其规模性、实时性、多样性和高度可追溯性也为人类学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本文探讨了大数据对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影响,即大数据技术与民族志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均有交汇,使民族志兼具定性与定量的双重特质,大数据技术促进了增强型民族志、网络民族志和线下民族志的发展与创新,拓宽了人类学民族志方法运用的空间。大数据也给传统民族志方法带来挑战,使传统民族志面临技术依赖和数据过载的困扰,过度依赖大数据容易导致对数据背后的人文因素的忽视,大数据“关键问题”策略挑战民族志的客观性与准确性,且大数据难以将人类经验与主观感受完全转换成数据。此外,民族志对大数据技术的运用还面临伦理和隐私保护的问题,如何避免被研究者信息泄露并保护其知情权也是民族志方法中的重点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在民族志中需要关注“厚数据”和“小数据”,注重对数据背后的社会和象征意义的深度解释,并严肃对待伦理问题。

民族志动画中的跨越“在场”与记忆“再现”——基于湘西苗族仙娘仪式影像的实践反思

文化记忆是一个民族凝聚群体、实现文化认同的重要内核,其中族群仪式作为一种具体的文化行为深嵌于特定的社会情景场域,对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构筑起到关键作用,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民族志动画通过一套特别的视觉媒介符号体系进行知识生产与意义呈现,在表达回忆、经历等抽象经验方面可跨越“在场”时空屏障,为新时代的影视人类学提供新的范式实验和新的模态可能。基于湘西苗族仙娘仪式影像实践,通过与文化持有者开展互为主体性合作和反身性对话,可生成饱含原住民真切情感的民族志动画影像文本,在影像志的“抒写”中实现仪式记忆的“再现”与族群文化记忆的表达。

语言政策民族志本土化路径探究

随着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实证转向,语言政策民族志所包含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越来越得到国际语言规划与政策研究的重视。然而,这一研究范式尚未在我国得到充分关注。文章厘清语言政策民族志的内涵、方法及应用,阐述语言政策民族志对语言规划学科的重要意义,并提出语言政策民族志本土化的3点建议:一是培养本土文化意识,将研究置于地方历史文化中进行阐释;二是积极探索替代性认识论、方法论和其他会话资源;三是坚持中国立场,保持批判性反思,以期为探究适用于中国特色的语言规划理论提供借鉴和参考。

非纪实民族志影像的学术渊源、发展历程与实践类型

在以文化书写为目标的民族志影像发展过程中,关于非纪实民族志影像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从未止步。为实现完整的文化表达或文化批评等方面的目标,创作主体在深度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存在运用动画、戏剧、剧情等多样化方式突破限制,诉诸文化深层表达的非纪实倾向。从学术渊源、发展历程与实践类型三个方面对非纪实民族志影像相关理论与实践活动进行梳理,有助于厘清民族志影像的边界与范畴,以宽容的理论框架,兼容民族志影像在表达形式层面的实践探索,发挥影像的传播优势,进一步实现民族志影像的社会价值,推进新时代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

“三生话语”:凸显边缘形态的民族志范式

民族志是人类学用于学科实践和研究的范式。它的转型和转变也成为学科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具体体现。在古典时代,人类学侧重于人类的原始形貌,“原始(野性)民族志”成了一种代表性类型。现代民族志则以反映客观事实的照相机式的“科学民族志”为标志。阐释人类学以释放主观性为特点的“实验民族志”成为近几十年人类学的代表性范式。近些年来,一种新型人类学范式悄然出现——博物民族志(“多物种民族志”)成为代表。作为新的价值追求,面对当今世界的“生态—生物—生命”危机,致力于建构以“三生话语”为主轴的民族志范式,突出了“边缘形态”的价值。

自我民族志的生命镜像书写及其价值反思

自我民族志作为一种后现代范式的研究方法,旨在基于自我的反身性实践,诠释作为生命谱系的自我图景及其意义。自我民族志在问题、田野和方法等层面提供了审视自我的全新视角,通过描述自我经验来展现自我主体性,同时对自我日常进行深刻省思,有助于研究者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自我经验和文化现象。自我民族志研究范式通过自我的多重性视角,构筑自我田野观测的生命镜像结构,提供自我解构和自我深描的文化透镜。它并非生命镜像的简单描摹,而是以自我为方法,回归自我实践的主体之维并重塑自我的解释范式。在自我民族志研究范式中,自我解释的关键在于重新审视个体实践的反思性空间,把握生命镜像的整体结构以编织自我的意义之网。

通过聆听:对“声音民族志”书写的回顾与重思

声音与听觉构成一个共同体,但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不在于论证其同一性,而是基于两者的差异,讨论音乐人类学需要什么样的“声音民族志”,聆听在声音民族志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如果丧失了对声音敏锐的感受力,如何以音乐这种体验艺术为对象、以民族志这种体验文本为方式进行声音民族志写作。“聆听”兼具方法与对象的双重意义,能够导向对于跨文化审美与情感、自然生态与声音生态、感官声音史等话题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音乐人类学不乏对声音的关注,倘若缺少对听觉的关切,则难以对多元文化中的聆听者——“人”及其作乐实践有更为本体意义上的关怀。

全球史观与海外艺术民族志书写

全球化时代对海外艺术民族志的书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艺术研究方法和学科界限均提出了挑战。民族志能够将研究对象予以整体性观照,并把经验材料研究转变为民族志文本。艺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艺术学科的根本标志在于民族志。历史学关注时间、历史与历时性,人类学关注空间、结构与共时性;历史学注重文本资料的搜集与使用,人类学注重田野调查与口述资料的收集与使用。因此,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聚合,使全球史观与艺术人类学研究呈现出诸多交叉点,历时性的时空差异所产生的不同“他者”,成为全球史观下海外艺术民族志的研究主题。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海外艺术民族志的书写应该超越国族叙事进入到人类历史,以全球史的观念统合艺术人类学研究,以考察艺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播布,以及意义的再生产,将是海外艺术民族志的发展方向,这也是在全球史观框架下探讨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发展和意义。

多重面向与视角呈现:都市民族志研究的再思考

大量建基于中国都市发展与文化现象的民族志作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涌现。这些民族志作品一方面坚持与经典理论对话,一方面立足本土特色,积极开拓都市研究的话语空间,围绕跨国人口流动与全球在地化、乡—城迁移下的劳工处境、国家—社会关系下的城市社区与空间更迭等议题,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回望中国都市民族志研究的探索历程,洞察其发展趋势与整体特点,有助于进一步明晰该领域的研究进路。都市民族研究亟待立足中国社会,处理好中国与西方二重知识体系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研究方法以回应都市议题对经典民族志范式构成的挑战;与此同时,增进研究的公共性,通过良性互动促进学科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人类世”视域下的《阿凡达2》与多物种民族志想象

自1784年瓦特发明蒸汽机以来,人类工业化的现代文明进程给地球环境造成了无尽的灾难。当今地球已经进入一个由人类主导的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重新审视。生态环境问题是卡梅隆的《阿凡达》两部曲中的重要言说对象,虽然潘多拉魔盒里的灾祸已在“人类世”被不幸释放,但《阿凡达》作为重要的影像人类学载体,以多物种民族志想像的关怀作为集合,关注“主体间性”的影像书写对人类与非人类二元边界的超越作用,所有的物种共同型塑着同一个生活的异域星球,展现了多物种共同体作为主导力量的救世景象。

土家织锦新媒体传播现状的虚拟民族志考察--以“抖音”平台为例

本文以“抖音”平台为观测点,对土家织锦新媒体传播的现状进行深入、具体、细致的虚拟民族志考察,以便亲身体验和直观感受土家织锦新媒体传播的真实情况和实际效果,并总结出其中的共性规律和优秀经验,从而指导和促进土家织锦新媒体传播在“抖音”等新媒体平台上的积极尝试和有效开展。

录像民族志在人机交互研究中的可能与可为

民族志在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人类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在过去半个世纪,民族志与人机交互研究在西方已经形成了丰富的交叉融合,产出了很多学科碰撞的研究成果,但遗憾的是,中文学界对于这一交叉领域的探讨和应用仍较为少见。鉴于此,本文旨在介绍基于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的“录像民族志”在人机交互研究中的应用。本文通过回顾录像民族志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人机交互研究中的经典案例,探讨了传统民族志与录像民族志之间的微妙差异与内在共性;同时,结合笔者自身在中国本土收集的人机交互素材,阐述了录像民族志为人机交互研究提供关于序列性、身体性和隐蔽劳动相关层面的独特分析思路和分析要点,并展望了录像民族志在我国本土人机交互研究中的可能与可为。

论哈佛感官民族志实验室纪录片的身体在场与沉浸想象

感官民族志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野,以“身体感”为研究起点,同时借助多感官联觉机制重新建立身体与地方,社会与文化的对话空间。而拉康将研究重点放在人类的无意识上,即想象界,并指出其带有某种文化的秩序性和社会层面的隐含意义。哈佛感官民族志实验室是艺术与民族志创造性结合的产物,鼓励展现和构建多层次的、言语难以企及的社会体验和文化主体性,其纪录片作品旨在通过生动的影像媒介传达情绪状态和审美感官的沉浸式体验,并通过真实的田野环境、田野人事、田野文化探索人类的身体实践和情感结构,拓展和重塑创作者及观众的感官边界与想象空间。从而在深刻反思自身与他者关系的基础之上,实现影像民族志的空间建构与跨文化交流传播。

民族志小说的系统探讨与体系建构--评叶淑媛《二十世纪以来民族志小说研究》

叶淑媛教授的新著《二十世纪以来民族志小说研究》是国内首部民族志小说研究专著,也是国内第一部民族志小说专题史。该书打通了文学与人类学的范畴,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创造性地提出并阐释了民族志小说这一概念,该著从历史维度、族群记忆、认知人类学性质和社会人类学性质四个角度切入,对中国民族志小说进行体系化、立体化研究,搭建了一个具有本土性质的民族志小说研究概念话语体系,对民族志小说的系统性理论建设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该著研究方法新颖独特,采用了语义分析、比较研究以及纵横分析等研究方法,有效避免了主观定论以及类型混淆,使其表述精确可信。《二十世纪以来民族志小说研究》一书可谓是中国民族志小说本体研究的新突破。

文学民族志:关雎觀像

当今,生态文明、可持续性发展是世界性话题。那是因为生态危机、生物多样性危机已在全球拉响了警报。当回首往事,我们会发现,人类是造成今日“生态-生物-生命”危机的罪魁祸首。人与生态的关系曾经那样和谐。相关话题也因此成了今天反思的主题,其中对“文明-湿地-生命”的关注即可为证。面对危机,博物学的学科意义凸显,而文学民族志的博物表述也逻辑性地成为范式得到关注。本文以古代湿地生命“关雎觀像”的文学表述为例进行分析,以就教于学术界。

网络民族志:媒介形态演进与方法伦理演变分析

自民族志从人类学向更多公共议题开放以来,以民族志为研究方法进行学术研究的现象日益增多。且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民族志逐渐扩展至虚拟社区,网络民族志成为研究网络空间的理论工具,研究者对网络民族志发展的把握,以及对方法背后伦理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文献分析法和对比研究法,探析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在媒介演进过程中如何共同演变,不同形式的“媒介”作为“书写方式”,以何种形态介入网络民族志研究中,并影响着双方关系。因为关系关乎伦理,媒介形态演进又对网络民族志研究伦理提出更关注虚拟情境的要求。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一是阐释民族志研究伦理随媒介演进而演变;二是分析新媒介环境下,新媒介参与的网络民族志是对传统民族志的沿用,基于社区化的身份认同是研究的基础,网络空间是网络民族志的田野,田野工作的方法依旧是参与式观察等;三是提出随着网络技术发展,网络民族志逐渐实现从现实情境重心到虚拟情境重心的延展;四是阐释网络民族志伦理重心往虚拟情境重心延展的背景下,网络民族志的伦理规范要更重视主体确认和书写身份,研究者在进行网络民族志研究时,要运用科学民族志方法,并遵守相对应的伦理规范。

倾听亲历者的声音:一个业余网球运动员群体的自我民族志

以人类学自我民族志的书写方式,以研究者和孩子的母亲(研究对象)“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身份,以笔者女儿为主线讲述了业余网球运动员这个群体成长经历的故事.文章发现父母的体育行为是孩子寻找趣缘和体育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以家庭投入业余俱乐部训练是其主要的培养模式.在这个场域内,各种权力缠绕交织,实现主体性的“工具理性”或“价值理性”,可谓是一部“苦难史”.尤其是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实施,更需要相关的社会行动部门去了解这个群体成长的经历,倾听亲历者的声音,并做出更为专业的判断与行动,才能使国家的政策,更为有效地实施和发展.

疍民题材影像传播与民族志影像叙事研究

在大众传媒时代,疍民题材影像作品成为传播疍民文化的重要媒介。本文从民族志影像叙事的视角分析具体的疍民题材影像作品,挖掘疍民题材影像的多元空间图景,并观察其如何通过仪式建构情感延续,审视和思考影像视觉的意义生成和传播,力图在文化变迁语境下探索疍民文化传播的实践路径。

影像民族志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

影像民族志是一种特殊的影像文本和视听文献,基于人类学学术视角和民族志规范进行制作。本文以中国影像民族志的制作和传播为研究对象,分析影像民族志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中的功能和意义。影像民族志首先以社会历史科学的样态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的表征建构,其次通过与社会文化变迁的互动而发展出丰富的语态谱系,最后在当下的跨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中强化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从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作出贡献。

空间生产与文化变迁:湘南瑶族“串春珠”田野舞蹈民族志考察

舞蹈的形式、意义和表演方式与社会空间、文化符号、权力关系和身份构建密切相关。“串春珠”作为一种重要的民俗舞蹈形式,承载着瑶族的文化信仰和文化记忆,同时也与社会身份认同和地方文化传承紧密相连。“串春珠”特定的步伐和动作形态,与瑶族社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整个表演过程凝聚了瑶族人民的情感、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具有重要的民俗文化意义。从民俗活动中的舞蹈“串春珠”到被列为“非遗”的民间舞蹈“串春珠”,“串春珠”的展演实现了由“民间在场”到“国家在场”的转变,这一语境的变迁彰显出身份的变迁。“串春珠”舞蹈的意义不仅从宗教和祭祀逐渐转变为文化传承、社群凝聚和身份建构的一种方式,而且逐步发展成为融合了“国家在场”“民间在场”“专家在场”的“新民俗”文化,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