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南朝买地券镇墓功能探析——以砖质买地券为中心

汉晋南朝买地券书写模式的转变,经历了东汉初、汉末吴晋、南朝三个演变阶段,其镇墓功能也随着书写模式的转变而发生改变。东汉初年初兴之际的买地券,书写模式更接近实用买卖契约,但其随葬明器的性质和买卖契约的书写格式,决定了它本身所具备的镇墓属性。这种镇墓属性是买地券作为“冥契”的固有属性,其存在与否与券文中宗教神仙色彩的有无强弱无关。汉末吴晋时期,买地券诸要项日渐完备,宗教神仙色彩日益浓厚,并出现了程式化演变趋势,但买地券的镇墓方式并未发生改变,其镇墓功能亦并未实现根本性的增强。汉末出现的糅杂了解注文内容的特殊买地券,不代表这一时期买地券演变的主流趋势。南朝时期由于道教的深入影响,一系列厌镇神仙鬼吏、慰抚亡魂、护佑生人的宗教语言出现在买地券文之中,至南梁时期,这种新式的券文书写模式已成为南朝各地买地券文的主流。南朝买地券书写模式的转变拓展了买地券的镇墓方式,增强了买地券的镇墓功能。

汉晋服妖叙事中的社会风俗变迁

从《汉书》、《后汉书》到《晋书》,其《五行志》所述服妖条下的内容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汉书》所载均与重大的政治事件有关,其中的关键人物皆因服饰的错穿、误穿,影响了政治生涯并终致失败;《后汉书》所载服妖,表现出某些新现象,透视出服饰妆容方面的新变化,出现某些传统服饰未见的新元素,如木屐的流行,胡物、奇装的出现等;《晋书》所载服妖传递出其时服饰不仅种类繁杂,而且出现尚新、求美以及追求松弛自由的个性做派。这些新变化既是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也是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逐渐式微的反映,同时也说明一种新的观念体系正在形成。汉晋三部正史《五行志》服妖叙事表明,作为维持社会秩序工具之一的服妖,本质上是以批判社会上异质服饰为目的,客观上却成为社会风俗变迁的晴雨表。

汉晋时期郊祀祭坛的形制演变

汉晋时期是郊祀制度形成、确立与发展的重要阶段。本文聚焦于汉晋郊祀祭坛的形制,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深入讨论其细节和特点,从长时段的角度观察其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秦代至西汉元帝时期,天、地祭坛的形制和礼仪得到持续完善,郊祀制度的基本框架搭建起来了,但郊坛的地点不在都城近郊。第二阶段是西汉成帝至新莽时期,原来远在外地的天、地祭坛终于完成迁建长安城郊的过程,从而定型和命名为南、北郊。长安城南、北郊坛的形制比较繁复,都分为核心和外围两部分。第三阶段是东汉时期,天、地祭坛的成熟性表现在制度有增有减,突出了中心坛的地位和祭祀礼仪的标准化。第四阶段是魏晋时期,由于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不同,天、地祭坛经历了从曹魏郊丘分立到西晋郊丘合并的反复过程,仍回到东汉制度的基本框架。

汉晋南朝南方地区铁犁牛耕的形制演化和推广使用

通过整理目前所见汉晋南朝南方地区出土的铁犁和牛耕画像石以及内部配置铁犁牛耕的水田模型,佐之必要的文献资料,本文对汉晋南朝南方地区铁犁牛耕的形制演化和推广使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南方地区铁犁牛耕技术历经两汉时期的“二牛抬杠”式长辕犁到两晋南朝时期的“单牛挽拉”式短辕犁的形制演化过程,呈现出曲轭、绳索牵引耕犁等“软配套”技术特征,有利于南方水田耕作。南方地区铁犁牛耕推广程度有限且存在区域差异,并以豪强庄园地主为使用主体。汉晋南朝南方耕犁与唐代曲辕犁和农业组织方式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彰显“大一统”的人文思想和政治理念——汉晋史书对西南边疆族群的历史书写

边疆书写作为历史书写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植根于中国历史实现“大一统”的过程中。汉晋时期,边疆书写在维护“大一统”政治理念及其主流历史意识地位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一时期,边疆书写在内容和模式上呈现出鲜明的特色,主要表现为强调前代的边疆治理经验以及史家的夷夏观念的转换。

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张掖地区的开发研究——以黑水国汉代墓葬为例

黑水国汉代墓葬出土的农具、动物骨骼、农作物遗存和人骨为人们了解河西走廊张掖地区汉晋时期生业经济和农业发展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证据。通过动物骨骼、农作物遗存鉴定结果和人骨碳氮同位素检测结果,可以揭示汉晋时期黑水国人群的食物结构和生业模式特点。墓葬出土的农作物有粟、黍、稻,随葬动物有鸡、猪、绵羊、黄牛、狗、马,人骨骨胶原碳稳定同位素主要呈现C3和C4混合信号,部分呈现C3信号和C4信号,氮稳定同位素值相较牛羊等家养食草动物较高。综合研究说明汉晋时期河西走廊形成麦类、粟黍和豆类的混合农业模式,所以黑水国汉代先民摄取的粮食作物来源呈多样化。同时,河西走廊畜牧业发达,使当时人群摄取了大量的肉食资源,导致蛋白质摄入量较高。

汉晋诗飞鸟与音乐关系的变迁

在中国早期古典诗歌中飞鸟和音乐这两个意象往往同时出现。自汉至晋,二者间的关系呈现从紧密至松散的变迁过程。汉代诗歌中有相似的音乐引发化鸟双飞结尾的结构;建安诗歌中音乐、人、飞鸟之间仍有情感联系;晋代除个别拟古诗外,诗中飞鸟和音乐这两个意象间的联系已不再紧密。

张廷济汉晋文字砖鉴藏旨趣发微

清代中期,金石学者们热衷于对古代碑刻、印章、钟鼎、砖瓦等各类遗迹的搜访。张廷济作为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金石鉴藏家,收藏种类丰富,其中汉晋文字砖即是其关注的一个重要类别。张廷济汉晋文字砖鉴藏的目的和要旨主要在于以下三方面:一是探知汉晋时期的墓葬风俗、古砖用途,考察汉晋历史制度,体现了他崇古尚古的思想观念;二是考证嘉兴地区的地名、家族姓氏沿革,首倡寻访嘉兴古迹、力求修补嘉兴县志,表达出其传承乡邦文化的责任意识;三是对砖文进行细致观察、字体比对和书风鉴赏,反映出其作为文人士大夫的文化修养与审美意趣。

附魅·祛魅·返魅——汉晋时期疾疫观的嬗变及其当代启示

在抗击瘟疫的道路上,中国自古至今都在与瘟疫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在汉晋时期,面对频发的疾疫,人们从对疾疫的认知到祛除疾疫的手段,都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实现了对疾疫从附魅到祛魅的飞跃,即由那种鬼祟巫蛊致疫说发展到阴阳失调致疫说。在祛除疾疫的方式上也由大傩驱鬼除疫的原始巫术,发展到辨证施治、扶正祛邪的中医疗法。在肆虐的疫情面前,中国传统中医药仍然是人类抗击瘟疫的宝贵财富和有力武器。

丝路图像的层累式传播——以汉晋时期的阿特拉斯式图像为例

阿特拉斯式图像传入中国,经历了由不同路径、在不同时代层累式传播的复杂过程。华南所见灯座胡人俑经海路在西汉中期传入广州后,流布于粤桂湘一带。巴蜀地区汉阙角神经西南丝路在东汉时传来,流行区域限于巴蜀一带。而汉墓中出现的托举姿态力士形象,一部分是印度阿特拉斯式图像的再次传入,另一部分可能是中原地区已有类似图像的新发展。

新疆出土佉卢文书所见汉晋鄯善国习惯法研究

20世纪初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出土的千余件佉卢文书,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其中大量的法律判例文书和契约经济类文书,如水源管理、禁止砍伐树木、牲畜使用与保护、禁止公务人员身兼数职、王室政令执行不力、惩处女巫、僧侣世俗化、收养子女须立契约等,再现了汉晋时期鄯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多个方面,弥补了传统史料记载之不足,对西域史研究尤其是汉晋时期的鄯善国习惯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物质载体与意涵塑造——从纳粮收租图看汉晋艺术中的跨媒介交互

描绘地主庄园中收取田租、纳粮入仓场景的纳粮收租图是汉晋艺术中跨媒介交互的突出体现,在图像生成中整合了画像、现实场景、地上建筑和模型明器等多重视觉资源,也在画像石、明器、壁画和画像砖等物质载体中流转。汉晋时人利用媒介自身的特性配合纳粮收租这一主题,将图像塑造为汉晋丧葬观念下死后需求的物化和身份地位的象征。特定艺术主题在不同物质载体间的转换及表现形式的变迁,凸显出中国古代各艺术门类之间及其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

汉晋大驾仪仗的结构与特征——以《西京杂记·甘泉卤簿》为中心的考察

晋人葛洪所撰《西京杂记·甘泉卤簿》描摹了西汉武帝出祠甘泉祭天时的大驾仪仗队。因所涉职官、仪仗元素等杂参东汉乃至魏晋之制,治史者多以其穿凿而不甚措意。然结合相关史料可以发现,《甘泉卤簿》的史料价值正在于其所揭示的汉晋大驾仪仗结构的真实性,并在汉晋大驾仪仗的整体样貌及设计意图等方面提供了新的认知。

再论汉晋豫章郡城位于鄡阳

文章在《试论鄡阳平原上的汉代豫章郡城》一文的基础上,采用“豫章山”等史料继续论证汉晋时期的豫章郡城在鄡阳平原,着重论述指示郡城的方位的“龙沙”与南昌的“龙沙”完全不同。南朝时期,豫章郡治迁徙到南昌,但从南朝的钓圻邸阁到宋元时期的四望寨,又反映了豫章城一直得到使用的情况。元代以后,豫章郡城才被彻底废弃。

蜀锦在汉晋巴蜀社会中的影响与地位

蜀锦产于巴蜀地区,精湛的生产工艺和复杂的织造过程使其在众多丝绸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四大名锦之一,颇受众人喜爱。汉晋时期蜀锦迎来了飞速的发展,种类不断增多,纹饰、纹样进而丰富,加之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蜀锦逐渐闻名于中外地区。蜀锦发展的同时也对巴蜀地区产生了诸多影响,在社会政治方面,蜀锦成为了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象征,成为了国家之间交往、“和亲”的重要媒介;在社会经济方面,蜀锦成为了国家经济实力的象征,价值堪比黄金;在社会生活方面,蜀锦对巴蜀人民的审美文化、生产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巴蜀社会尽显西域风情。

汉晋铜镜在河西走廊的遗存——临泽新近出土铜镜简述

临泽县近年来发掘出土一批汉晋铜镜,结合各地博物馆收藏和河西走廊发现的同时期铜镜,不仅对考订铜镜的制造时代有益,而且对研究汉晋时期铜镜的使用和流传都有重要的意义。

“傍海”“浮海”与东北边疆布局——汉晋宾徒县地望发微

汉代徒河县治乃今锦州汉城址,与先秦“屠何”族密切相关。宾徒位于徒河以东,今大凌河东岸的凌海市王家城址为县治所在。宾徒与徒河、交黎,构成汉辽西郡东部都尉主干,呈现的三角形区域社会治理布局延续至今。汉晋辽东湾海岸线比现今伸入内陆,宾徒是重要的河海联运港口。慕容鲜卑与东晋“浮海”交往频繁,宾徒发挥着端点作用。慕容廆安置齐地“侨分”,宾徒更名营丘,退出政区历史舞台。

汉晋时期中原与边地墓葬画像中的犬形象及其功能探析

汉晋时期,中原及边地墓葬中多出现带有犬形象的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在一些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中,犬发挥的依然是生活中看家护院、卫护主人、协助田猎和作为庖厨原料的功能。但在另一些墓葬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中,犬却被用作神秘主义用途,这是对现实生活中犬功能的扩展。中原与边地迥异的风俗习惯和地域文化,使得墓葬画像中的犬形象与其所代表的功能各不相同。中原地区多将现实生活中犬的功能直接植入墓葬画像,边地墓葬画像则更注重对犬进行神秘主义应用。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墓葬画像中的犬形象与其寓意尚没有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

汉晋招隐诗的嬗变及其成因探析

汉晋是招隐诗发生嬗变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招隐诗的嬗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分别为由招隐到慕隐的诗歌主旨转变,由言其苦到赞其美的书写内容转变,由写隐而仕到以仕为隐的作者心态转变,由铺陈华丽到平淡自然的诗歌风格转变。这四个方面的巨大嬗变与汉晋这一社会转折时期政治上的统一分裂、思想上的多元融合有着密切的关系,带有鲜明的时代变迁色彩。

守护与娱神——汉晋墓葬内的独角斗兽图像与丧葬观念之探讨

汉晋时期的墓葬中出现了独角斗兽的图像,通过搜集到的图像资料发现独角斗兽图像出现在汉代和魏晋时期的墓葬之中,此图像的出现与汉晋人的丧葬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百戏的场景也在墓葬系统中的比重较大,实际上独角斗兽图像与百戏场景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这一图像随后逐渐退出墓葬系统的原因也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