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递归特征消除−随机森林模型的江浙沪农田土壤肥力属性制图

以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农田为研究区,选用气候、地形、植被、土壤属性等自然环境协变量,及农业机械总动力、每公顷农用化肥施用量、农业总产值、农村用电量等农业活动变量,利用递归特征消除方法(RFE)对环境协变量进行筛选,基于筛选后的最优变量组合建立随机森林(RF)模型,进行表层土壤pH、有机碳、全氮、全磷、全钾、铵态氮、硝态氮、有效磷、速效钾、交换性钙、交换性镁11种主要土壤肥力属性的空间分布预测,并采用100次重复的十折交叉验证法进行验证。结果表明:①11个模型筛选出的环境协变量类型主要集中在气候、地形与植被变量,表征人类农业活动的变量在有机碳、全磷、全钾、铵态氮和有效磷预测中体现重要作用。②11个模型的决定系数(R^(2))在0.27~0.53,pH、速效钾、交换性镁和交换性钙的预测模型决定系数(R^(2))均在0.45以上。本研究表明人类活动变量对于土壤肥力预测具有重要意义,而递归特征消除−随机森林模型(RFE-RF)可以用于农田主要土壤肥力属性制图,为农业生产提供准确的土壤肥力属性空间分布信息。

演化视角下大运河遗产旅游利用的路径与机制——以中国大运河江浙段沿线城市为例

深化文旅融合发展是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点任务,优化和创新遗产资源的旅游利用则是关键突破口。基于此,文章以中国大运河江浙段沿线13座城市为研究区域,以2010—2023年的政策文本为主要数据源,运用路径依赖理论和修正后的“起点-动力”假说,系统探究了大运河遗产旅游利用的演化路径与机制。研究发现:1)旅游利用路径体系由基于“文旅融合特点-遗产特点-地方特点”3个维度构成,与学术研究中的“旅游化-遗产化-全球地方化”形成逻辑共鸣;2)旅游利用路径的演进逻辑存在明显异质性,且在演化方向上出现了路径分异,表现为高赋存城市进入了路径创造,低赋存城市更易陷入路径依赖,但其中的绍兴和湖州实现了路径创造;3)演化机制上,遗产赋存构成了旅游利用的“起点”因素,城河空间关系、文旅融合发展能力、政府支持和市场需求是“动力”因素,申遗成功是外部冲击。“起点”对路径分异具有核心作用,并通过与“动力”的互补效应使得高赋存城市更有可能进入路径创造。“动力”具有能动性,不同“动力”间的互补效应和协同效应强化了高赋存城市的路径延续,并解释了低赋存城市实现路径创造的原因。申遗成功事件则通过调节作用促进了旅游利用的路径创造。

江浙沪融合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政策比较分析

通过对江(江苏省)、浙(浙江省)和沪(上海市)三地发布的相关政策进行关于融合教育师资建设的比较分析发现,三地政策都重视现有教师团队中优秀教师的专业提升,并着力保持师资队伍的稳定;同时发现其文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且权责归属方面明确程度不一。最后得出启示:师资配备应细化标准,抓实三个保障;职前培养应加强渗透,注重素养提升;职后培训应丰富形式,激发教研活力;薪酬待遇应明确权责,保障队伍稳定。

江浙地区中华绒螯蟹氨基酸图谱数据库的建立

[目的]研究江浙地区不同产地(阳澄湖、太湖、洪泽湖、固城湖)中华绒螯蟹氨基酸组成差异,配合先进化学计量学分析,建立用于鉴别不同产地中华绒螯蟹氨基酸图谱数据库。[方法]样品用盐酸水解,净化后用氨基酸分析仪测定样品中氨基酸成分。采用ChemPattern软件对不同产地中华绒螯蟹氨基酸图谱进行化学计量学分析,建立识别模型。[结果]阳澄湖、太湖、洪泽湖、固城湖4个不同产地之间中华绒螯蟹氨基酸组成具有明显差异;建立了分类识别模型将不同产地中华绒螯蟹准确鉴别。[结论]该研究建立的不同产地(阳澄湖、太湖、洪泽湖、固城湖)中华绒螯蟹鉴定系统具有简便、稳定、准确、重现性好的优点,为江浙地区中华绒螯蟹的产地判别提供科学的方案。

苏州商团对地方保护起到的作用——以江浙战争为例

苏州商团的前身是苏商体育会,辛亥革命后改称苏州商团,1922年后正式隶属于苏州总商会。苏州商团以保护本地民众财产、维持地方秩序为己责,辛亥革命期间就起到了维护地方治安的作用,江浙战争期间应苏州地方警察当局的邀请,并与其配合,为保护苏城民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作出了不容忽视的重要贡献。

让历史当事人说出他的台词 读《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

整整100年前,今湖州长兴和江苏宜正兴边界爆发了一场“齐卢之战”,时任浙江督军卢永祥与江苏督军齐燮元为争夺淞沪(上海),打了40天,双方损失惨重。战火飞溅,一群人却不顾危急迅速行动起来,他们拆东补西,为时局挽尊。于战场之外,他们是局外人;在历史长河中,他们一直匍匐前进。但放眼古今,每每特殊时期,一定都有他们的身影。这群人就是商人。在“齐卢之战”等历史场景面前,群体罢市、抵货,总商会撑腰等应变,留下江浙商人正一步步走向政治化的印象。

江浙地区黄颡鱼养殖模式分析与优化建议

随着黄颡鱼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养殖环境日益严峻,养殖户的养殖成本也在逐年增加,本文通过对比不同养殖模式及相关养殖成本,对黄颡鱼养殖新模式进行初步探讨。一、江浙地区黄颡鱼传统养殖模式江浙地区黄颡鱼传统的养殖模式见表1。浙江湖州地区黄颡鱼的水花苗种主要来自四川(4月底开始供应)和本地(5月底开始供应),新塘口黄颡鱼从水花开始到出鱼,养殖周期为12~13个月,出鱼时头鱼规格在150克/尾左右;小型老塘口黄颡鱼从水花开始的养殖周期在16~18个月,出鱼规格200克/尾左右;老塘口黄颡鱼从水花开始的养殖周期在23~25个月,出鱼规格可达到250克/尾以上。

跨文化语境下的民营美术馆艺术传播机制构建——以江浙沪为例

全球经济一体化推动了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民营美术馆作为艺术传播机构,承担着促进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与交流的重要使命,需要适应并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的潮流,促进各种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和融合。以江浙沪民营美术馆为对象,探讨了跨文化语境下如何构建具有时代特色的艺术传播机制,为民营美术馆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提供理论支持。

宋代江浙诗韵中阳声韵与入声韵通叶现象

宋代江浙诗歌用韵中存在阳声韵与入声韵通叶的现象,共28例,其中阳声韵字混入入声韵部10例,入声韵字混入阳声韵部7例,阳声韵与入声韵韵字等立11例。综合押韵特征、押韵倾向和现代江浙语音来看,这种押韵可能是阳声韵与入声韵均转化为阴声韵,使得二者以阴声韵的形式押韵,即曹志耘教授所提出的“阳入同变”。

江浙地区稻作谚语蕴涵的“三才”理论思想

农谚源于劳动人民经验总结,是宝贵的农业文化遗产。天、地、人“三才”理论思想是中国传统农学思想的 核心和精髓。江浙地区稻作谚语概括的水稻种植经验,符合《齐民要术》《陈旉农书》《王祯农书》等古农书的理论观 点,蕴含着丰富的“三才”理论思想。风、雨、云、节气、农时等“天”的因素,土地、土壤、地力等“地”的因素,是预判水 稻播种、收获时间和丰歉重要根据;选种、灌溉、中耕除草、灭虫及农具使用等“人”的因素直接决定稻作产量。江浙 地区稻作谚语中的天、地、人是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整体,体现“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江浙 地区稻作谚语世代相传发展,在现代稻作生产中仍发挥十分重要应用价值。

江浙财团侵占既济水电公司

19世纪中后叶,是我国城市迈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时期,标志现代城市文明的公用水电事业在武汉兴起,先后创办了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武昌竟成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汉阳电气公司、武昌水电公司等,执中国近代公用水电事业之牛耳。然而,由于近代中国经济孱弱,国家有限财力大都掌握在“四大家族”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本手中,民营工商业自产生之日起,就遭其挤压与蚕食,汉口既济水电公司亦未能逃脱这一宿命,成为宋子文及其所代表的江浙财团侵占的对象。

基于GIS技术的明清江浙藏书家地理分布研究

[目的/意义]藏书是我国的优良传统,将GIS空间信息模式引入到藏书家地理位置空间分布研究,有助于研究者对藏书家地理分布特点产生更加理性的解读和思考。[方法/过程]运用GIS空间分析法,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揭示明清江浙藏书家地理分布特征,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角度分析形成原因。[结果/结论]江浙藏书家分布格局并不均衡,在空间上,藏书家主要集中在经济和文化富裕的“苏嘉杭”一带;在时间上,藏书家在各时期的分布呈“上升-下降-上升-下降”规律。

1640—1949年影响江浙沪地区超强台风序列的重建

超强台风是影响我国沿海地区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依托现代台风研究成果,利用地方志、档案、报刊等资料,归纳风力程度、人口死亡、房屋损坏、农作物损失、官民赈济以及影响范围6个指标,建立历史时期超强台风的识别方法,重建1640—1949年影响我国江浙沪地区的超强台风序列,并以1950—2019年的现代超强台风序列为参照进行统计检验,结果表明此方法能较好识别历史时期的超强台风事件。重建序列显示平均每10年发生2—3次超强台风,且存在明显波动,波动趋势与一般台风有所不同。

城镇化驱动乡村重构的机制分析——以江浙地区为例

基于2011—2019年江浙地区93个县市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以及地理遥感等数据,文章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江浙地区城镇化驱动乡村重构的效应,发现城镇化有效驱动了乡村经济重构以及空间重构,但并未显著推动社会重构。机制分析发现:(1)城镇化有力推动了县域乡村人口实现非农就业。人口城镇化在长期中缩小了城乡差距,并提升了乡村居民消费水平与金融素养,有利于乡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与生活观念的改变。(2)产业城镇化促进了县域乡村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推动了乡村产业结构的有序演进。(3)土地城镇化并没有引起土地快速扩张的失衡,相反,土地城镇化显著促进了乡村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的高效化,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能力,促进了乡村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在人口—产业—土地城镇化的综合作用下,江浙地区城乡融合进程不断加快,乡村进入了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重构。未来,要积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协同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

《万历野获编》中的明代江浙戏曲家史料述略

沈德符曾大量阅读戏曲文本,并与戏曲家交游,具有很高的戏曲修养,《万历野获编》中记载的戏曲家史料亦基于此,可信度较高。其中记载的明代江浙戏曲家主要有张凤翼、陈与郊、王衡、王稚登、屠隆、马湘兰六人。沈德符对戏曲家的道德和艺术造诣进行评价,并对所记史料进行文学化处理,表达出对戏曲家高洁人格的赞赏和规范戏曲艺术的意愿。

江浙沪地区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基于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

合理有序的空间结构为城市群协调发展提供依据,对空间联系强度和网络特征的分析,可以为城市发展提供借鉴。以江浙沪地区25个城市为例,利用熵值TOPSIS改进空间引力模型,对城市之间的空间联系强度进行计算,绘制空间联系网络图,并对结果进行社会网络分析,为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提供建议。研究表明:空间联系强度方面,江浙沪地区城市群,集中在上海、苏州、无锡和常州,呈现由中部向北部和南部,东部向西部递减的趋势。核心边缘结构和凝聚子群分析中,城市群圈层结构明显,空间稳定性较好。核心圈层内城市掌握较多资源,整个城市群可分为三个圈层和四个凝聚子群。对此,文章针对每个城市子群提出具体建议。

江浙钱庄内部控制研究对城市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建设的现实借鉴

近年来,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能否生存和发展,内部控制建设尤为重要,本文采用历史研究方法,探索了江浙钱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和方法,针对现阶段城市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企业文化建设薄弱、风险管理和人才管理不科学、内部监督机制不合理、信息化建设滞后等问题提出相关的建议。

何处是“江浙”:中国古代“江浙”地理概念的建构与演变

“江浙”这一地理概念,在历史时期经历了一个不断建构和演变的过程。南朝至元,“江浙”多被用来指代北起太湖流域、南至钱塘江流域的传统吴越地区。入明以后,“江浙”在时人认知中有了三重地理标识涵义。尤其在明代江西省政治、文化地位平稳上升的时代背景下,以“江浙”指代江西、浙江两省的说法占据了社会舆论的主流。至清顺治二年(1645)江南省建立后,其与江西在“江浙”概念的博弈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朝野舆论转以“江浙”指称江南、浙江两省。清中期以降,伴随着江南分省后“名”“实”转变的基本完成,江苏遂取代了江南在原“江浙”称呼中的位置,“江浙”地理概念最终成型。以上现象表明,地理概念的建构和衍变有其固有的规则,行政区划、历史渊源乃至地域人群的主观意愿皆会影响时人之于特定地理概念的判读。

元末江浙地区的筑城活动与地方政局的变动

元代江浙地区各城市的城墙普遍遭到拆毁,或严重失修,至元末动乱,江浙各方势力混战角逐,官府方才开始重视筑城活动。此外,张士诚、朱元璋、方国珍等各割据势力都相当重视筑城的军事功能,但受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的限制,筑城策略各不相同。筑城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众生命安全,也是江浙各方割据对峙局面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但是张士诚、方国珍等势力的频繁筑城活动带来大规模的劳役征发,惊人的物资消耗,给江浙民众带来沉重的负担。而所筑坚城在朱元璋进攻下,未起到应有作用,徒留给世人“众志方可成城”的感慨。元末筑城对江浙诸城市的外围形态、空间布局有着重要的影响,并影响了明初筑城的方向与策略。

“六书”与地名俗字的形成原理——以江浙地名为例

我国众多方言地名中俗字占比不少。这些地名俗字有的字形罕见,有的同形不同音义,给公众书写、交际带来不少障碍,也对地名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在搜集当地方言口语用法基础上运用传统“六书”理论探究俗字的构造与形成,以理论联系实际为指导思想,研究、解释了江浙地区几十个地名俗字的含义和造字理据,突破了以往志书多通过传说、故事等民间文学角度阐释地名俗字、俗词来源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