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淹赋体创新与诗歌之关系

江淹赋体的创新与诗歌之间关系密切,其中名作《恨赋》《别赋》《四时赋》尤其具有代表性。《恨赋》继承了诗赋用史事的传统,尤其是诗歌注重吟咏个体历史人物与归类意识。《恨赋》与晋宋咏史组诗具有同构性。《别赋》大量改造前代诗歌语句,在主题、结构、意象等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借鉴痕迹。《四时赋》在语言风格、结构模式、创作手法与结尾方式等方面,深得《子夜四时歌》的创作旨趣。江淹引诗入赋的创作实践,反映出南朝时期诗歌逐渐增强的影响力。

近45年江淹赋研究综述

1979年以来,江淹赋的研究逐渐繁荣,取得了诸多成果。作者对有关江淹赋的内容分类、思想内涵、艺术特色与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等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通过分析江淹赋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后认为,尽管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但依然有不少分歧和空白。

江淹“杂拟诗”的辨体观念和诗史意义——兼论两晋南朝五言诗中的“拟古”和“古意”

前人评价江淹"杂拟诗",多侧重在是否善拟及其"通方广恕"的文学批评观。联系两晋南朝"拟古"和"古意"两类诗的发展,可以发现这组诗从主题内容和意象的综合、结构篇制、表现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系统地体现了他对汉魏以来各时期、各代表诗人五言体"意制体源"的认识,由此形成了诗体随时代变化、随作家和题材发展的诗史观念。其意义在于集中反映了晋宋诗歌中逐渐清晰的辨体意识,并以精炼浓缩的形式总结了五言古诗的诗体特征,为其后齐梁五言诗体调趋近的巨大变化提供了反照。

三十个角色与一个演员——从《杂体诗三十首》看江淹的艺术“本色”

拟古相当于扮演古人。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既是对三十家各具特色的古代诗人风格的模拟,也是对三十位古人的扮演。在拟古作品中,亦不可避免地表露作者个人的情感倾向和表达习惯。文章着重从字法、句法、语气、口吻、意象等角度,通过《杂体诗三十首》与江淹其他作品的比较与举证,揭示《杂体诗三十首》中所体现的江淹个性特点。以往《杂体诗三十首》的研究者较多注重江淹拟作与被拟诗家的比较,以江证古,或以古证江,本文的重点则是以江证江,试图说明江淹如何在三十家总杂诗风的基础之上,表现独一无二的自家本色。

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

江淹除擅长拟古题材的诗歌创作之外，还写下相当一部分的游历与赠和之作。无论是哪种题材的作品，都是江淹本人的生活经历、当时的政治局面以及诗坛风向的侧面折射，蕴含着极为丰厚的文化意义。

千古流传“江鲍体”——江淹对鲍照的接受及其贡献

江淹在《杂体诗三十首》中成功地模拟了鲍照诗。其准确地把握了鲍照诗的精神特质,首次在题目中标出了较能代表鲍照诗歌成就的题材,比同期人更早地给予鲍照在诗歌史上应有的地位,在鲍照的接受史上有"发明其妙"之功。从语言、风格和构思立意上,也可以看出江淹在创作中对鲍照的承袭和接受。

江淹《望荆山》创作时地考

江淹《望荆山》的创作时地颇有争议,而这又关系到对江淹在刘宋大明、泰始间仕历的研究。通过梳理相关史实,参之以江淹诗文,可知该诗创作于宋明帝泰始四年(468)秋江淹前往襄阳入巴陵王刘休若幕府途中经过荆山时,因为当时巴陵郡王刘休若并未前往湘州,仍然在襄阳雍州刺史任上。

论江淹赋作中的文学审美观念——兼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对象的学科定位

江淹的赋作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学理念与思想。江淹出身孤寒,在刘宋时代屡受挫折,对于时事的险恶有着独特的体会与感受。这使他的赋作在继承屈骚文学与鲍照诗文的同时,善于出新。他的赋作以悲为美,具有丰富的文学思想。以悲为美既是从个体感受出发,又能够上升到天道人生来思索,从而拓展了汉魏以来赋作的审美境界。这也使他的赋作中具备了自觉为文的思想。

江淹《别赋》《恨赋》写作时间及本事新证

自江淹《恨赋》、《别赋》被萧统收入《昭明文选》之后,遂作为江淹辞赋之代表作广为人知,其次第也多从《文选》编排,先《恨》后《别》,钱钟书先生更以为"《别赋》乃《恨赋》之附庸而蔚为大国者"。但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并结合江淹仕宦经历的考察,认为《别赋》先出《恨赋》后作的可能性更大。《别赋》所写并非简单地按类排比,而融入了江淹本人与亲友、家人辞别的感受;《恨赋》也不仅仅是代古人申恨,其中秦帝、赵王等人都寓有特定的指向;故《别赋》或作于江淹赴吴兴途中,《恨赋》当是江淹自吴兴返京口后所为,二赋之写作动机及命意均与江淹特定经历,尤其是江淹与建平王景素的关系密切相关。循此入手,不但可以对《别赋》为何而别,别者何人,《恨赋》为何而恨,恨者何事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别》、《恨》二赋之写作特征及在江淹诗赋创作历程中的特殊意义。

边缘化的江淹——江淹“才尽”原因新探

江淹“才尽”与永明体的产生是同步发生的 ,其“才尽”与南朝诗歌的这种“新变”有直接的关系。江淹无法适应新的文学环境 ,也无力改变这种环境 ,更无意去适应它 ,于是便有“才尽”之讥。远离文坛主流的江淹 。

南朝士大夫的佛教信仰与文学书写——以江淹为考察中心

南朝士大夫的佛教信仰与文学创作关系密切,江淹就颇具代表性。江淹一生历仕宋、齐、梁三朝,以文章诗赋见重于世,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与佛教相关,仔细考察这些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佛教思想及其生存背景可以发现:江淹对佛教的尊崇主要表现在玄理和宗教信仰两方面。在玄理层面,江淹受到当时流行的大乘佛教学说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其对《法华》《涅槃》"法身常住"学说、《般若》"离着"思想的爱乐,并以之构建《无为论》中的"大人"境界,处理仕隐实践;在宗教信仰层面,因历仕南朝宋、齐诸王的特殊经历,江淹接触到当时盛行于荆州地区的禅法,有坐禅与诵经的修习。这种玄理与信仰相结合的特点,代表了中古时期中国士大夫的一种文化风尚。

江淹文集版本源流考

自宋以后,江淹文集的版本日趋复杂,理清其版本实为必要。本文从历代书目及有关文献入手,作了探讨。依其源流和编排情况,将江淹文集自宋迄今的主要版本,分为两个系统:即宋本系统和整理本系统。每个系统内部,以时间为序,对诸版本的授受源流、钞刻时代、篇目增删以及版本特点进行了说明,并比较了它们之间的优劣异同。

《文选集注》中江淹杂体诗的研究价值——兼论先唐文本的研究方法

先唐经典文本具有不稳定性和衍生性,需要利用诸多版本及注本的比较与互参进行综合研究。以《文选集注·江文通杂体诗》为例,其序文及注解、正文的异文、篇题的变化、李善注及各家注本的多维诠解、注本所引亡佚文献等,不仅对于勘定原文、补充文学史料具有意义,而且对于探寻汉晋诗歌艺术风格及其经典化进程也颇有裨益。通过《文选》早期钞本、刻本的比勘,可以尽量追溯文本的原貌,利于整理并校订中古集部文献,同时也应当尊重文本的开放性及多样性,注意文本形态流变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关注文本流变及其生成机制,充分利用集注本及历代注评本,并从多元开放的视角重新审视正文、注文及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古代文学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

论江淹诗的“悲”与“壮”

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评价南朝诗人江淹"诗骚之意居多""壮盛于齐"。"诗骚之意居多"是因为其诗歌常常抒发悲郁侘傺之情,"壮盛于齐"乃指其卓出群伦的壮健诗风。关于江淹如何营造壮健的诗风,笔者总结了五点规律。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之杂拟手法探论

江淹选取从汉代到刘宋三十位诗人进行模拟,取名"杂体诗",意为诸种体式相杂而成。《文选》选诗特设"杂拟"一类,将其三十首诗全部收录。江淹在对具体作家进行模拟时,采取"杂拟"的创作手法——将所拟作家的不同诗歌题材、内容、风格看作一个整体,根据自身需要进行再创作。针对于此,以其中五首诗为例,探讨这种创作手法的使用对于诗人个体风格的确认和汉魏六朝诗歌题材的定型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江淹《恨赋》别解

江淹《恨赋》为何而作,作于何时,长期以来一直是江淹研究中的一大难题。结合江淹他作及其仕宦经历来看,《恨赋》之作当与建平王景素被杀有直接的关系,赋中秦帝、赵王等六人均有所指代;江淹实非代古人申恨,而是借写古人之恨来表达自己不便明言的现实感受,正是这一动机决定了《恨赋》在用语及写作手法方面的特色。

论江淹在赋体文学上的继承与创新

南北朝时代的辞赋大家江淹是处于元嘉文学向永明文学过渡时期的一位重要作家。他善于学习和借鉴前代赋家的创作经验,转益多师使他的辞赋创作在继承的基础上有了创新,成为六朝赋体文坛上一流的大家。

论江淹青年时期历仕刘宋诸王之时间及始末

探讨了江淹先后进入刘宋始安王子真、新安王子鸾及建平王景素幕的时间及其过程 ,对历来的各种说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辨析 ,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从江淹拟古诗看其文学观

对于江淹的拟古诗,历来争议很多。本文通过对江淹以《杂体诗》三十首为代表的拟古诗的细读,结合江淹其他创作,认为拟古诸篇中,江淹不但未舍自己之性情,相反,许多精彩之作正得力于他的以已之性情与古人交流。并将江淹文学观细分为三个方面。

江淹对《楚辞》的学习与运用

江淹对《楚辞》的学习与运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习《楚辞》语言;二是学习《楚辞》结构;三是学习《楚辞》艺术手法。江淹模拟《楚辞》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江淹长于拟古,喜欢拟古;二是汉魏以来有模拟《楚辞》的传统;三是江淹的身世遭遇与屈原有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