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环境罪的关键问题

行为违反国家规定属于污染环境罪的违法要素,对其认定应当按照法秩序统一性的逻辑进行,必须顾及前置法。行为人通过签订买卖合同等形式转移、处置危险物质的,可以认定为违反国家规定。对于本罪中排放、倾倒、处置等实行行为的判断,需要考虑刑法固有的违法性,且不能离开客观归责的法理。在行为人委托他人处置危险废物的场合,如果其不关心受托人的资质和实际经营情况,转移并任由受托人倾倒废物的,可以构成本罪共犯;但行为人因对方违约而拒绝将废物运回的,其犯罪故意可能被阻却。对“严重污染环境”的理解与本罪的保护法益有关,将生态学的人类中心论理解为生态学的法益与人类中心的法益不相抵触;认为本罪既可以是行为犯也可以是结果犯,既可以是抽象危险犯也可以是侵害犯的主张,未必具有合理性,且实益极其有限。对于“外环境”的确认要在本罪保护法益的指导下进行,避免出现保护不力的局面。对于实务中确定严重污染环境时不当运用鉴定方法,导致损害被放大的问题,也应给予充分关注。

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包括过失”——层级罪过说之提倡

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关于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主要有故意说、混合罪过说和择一罪过说。各种学说从不同角度对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但均存在不足。不论从刑法相关条文的客观含义还是污染环境罪的处罚必要性来看,均应当将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解释为“包括过失”,而且过失与故意之间系层级关系,即故意是建立在过失基础之上的、更高层级的罪过形式。此种解释结论所引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根据罪过形式的不同实现刑罚个别化,进而贯彻罪刑相适应和责任主义原则。为此,应当提倡根据故意从重处罚,即将故意的功能拓展到量刑领域。此解释结论可以运用于指导所有罪过形式“包括过失”之具体犯罪的量刑。

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与司法适用

关于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应当坚持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主义,将生态环境本身作为该罪的保护法益;此种法益立场决定了该罪为行为犯,其不法评价重点在于是否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关于该罪的司法适用,一方面,应证明该罪罪状描述的非构成要件结果与污染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但这只是为了证明行为对法益的危险达到了可罚的程度;另一方面,应将该罪的罪过形式解释为故意,否则不仅有违罪刑法定原则,还可能使得过失污染环境行为也成立该罪,以致不当扩大处罚范围。

论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司法认定困境及路径探寻——因果关系双层次理论之提倡

近年来,污染环境犯罪呈常态化发展趋势,但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的认定面临诸多困难,导致许多污染环境犯罪并未受到相应的刑事惩罚。以“污染环境罪”和“因果关系”为关键词确定232份刑事一审判决文书为样本并进行多角度实证分析,发现污染环境案件因果关系具有特殊性,在理论供给、认定技术等方面存在诸多认定困境。基于此,笔者提倡因果关系双层次理论,采用疫学因果关系和原因力标准,科学建构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认定路径,并就其关键问题提出可行性对策。

证据法学视角下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辨析

将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认定为单一的故意或者过失的观点,会造成该罪的处罚间隙问题,也不符合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情况。污染环境罪为双重罪过形式犯罪,故意和过失污染环境的行为均可构成污染环境罪。刑法之所以将污染环境罪设立为双重罪过形式犯罪,是为了解决该罪的主观要件的证明困难问题。双重罪过形式犯罪既降低了证明标准,也降低了法定刑,防止了轻罪重判,因此并不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污染环境犯罪的特征及侦查治理对策研究——以G省D市为研究样本

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但从环境治理现状看,环境污染问题仍十分严峻。当前污染环境犯罪发案特征是整体发案比率低,但呈递增趋势;证据特征是不易保存性、高度专业性、隐蔽性、复杂性;诉讼特征是已到案的嫌疑人最终受到刑事判罚的比例较低。由于侦查主体、侦查对象、侦查机制三个方面因素导致污染环境犯罪侦查面临很多困难。为提升污染环境犯罪的侦查治理效能,应通过建立环保警察队伍、加强专业知识培训、配备专业侦查监测设备和依托智慧新警务提升取证效率四方面来加强“队伍+专业+大数据”的警务运行模式建设;应通过建立“立体化防控体系”、优化联合执法机制、完善鉴定机制和加强检察监督四方面来完善污染环境犯罪侦查治理机制。

论污染环境犯罪多元治理机制构建的关键性问题

积极构建污染环境犯罪的多元治理机制是提升国家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保障和服务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构建污染环境犯罪多元治理机制应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高度关注关键性问题的解决。主要包括:第一,对污染环境犯罪的生成机理与基本样态应有科学把握,这是构建多元治理机制的科学前提;第二,对不同机制在污染环境犯罪中的功能应作合理定位,这是构建多元治理机制的系统之维;第三,积极促进多元治理机制在污染环境犯罪治理中协同效能的产生。上述关键性问题的解决需继续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协调和配置好法律资源、经济资源、行政资源、社会资源,综合运用多元治理机制,系统把握、稳步推进,惟其如此,方能促进我国经济的绿色低碳发展与美丽中国建设,并进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日实现与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高质量发展。

污染环境罪未遂认定的实践检视和标准构建——聚焦数量型污染环境行为

污染环境罪的未遂认定问题在司法实务中存在争议,是污染环境罪刑法规制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自从《刑法修正案(八)》确立污染环境罪以来,理论界围绕污染环境罪的若干理论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但以理论构建为核心的研究难以解决未遂认定这一实践问题。以实践为导向的研究思路主张基于指导裁判的《会议纪要》,从现行规范出发构建污染环境罪的未遂认定标准。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导致污染物有与外环境接触的具体危险,由于被公安、环保等部门查获或其他意志以外的原因,污染物并未实际接触外环境造成环境法益受损的法定危害结果,该行为为污染环境罪未遂。在部分既遂、部分未遂的情况下,应当比较既遂部分和半完成状态的未遂部分的量刑幅度,实现合理化定罪量刑。

污染环境犯罪案件侦查的现实困境与纾困路径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改善态势,污染环境犯罪治理水平稳步提升。然而,当下污染环境犯罪案件的立案启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侦查力量的建设、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社会力量参与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瓶颈性难题制约着污染环境犯罪案件的侦查。有鉴于此,应积极拓展案件线索来源,加强环境领域的行刑衔接,强化专业侦查力量建设,补强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力量,推动社会资源的广泛参与,以提升污染环境犯罪案件的侦查能力。

污染环境罪中罚金裁处规范的适用检视

有关污染环境罪的罚金刑裁处要件,散见于现行《刑法》第338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司法实务中对其有着不同的理解和适用样态。基于环境风险规制的特点,可以单处罚金要件中的不确定法律概念难以运用抽象规则进行具体化,而应在个案适用中通过强化概念涵摄的说理论证,实现量刑规范的拘束力。罚金数额裁量要件中的违法所得或造成公私财产损失的数额作为量刑要素,应择一适用。是否考量犯罪人缴纳罚金的能力,应在个案中经控辩双方进行充分论辩后由法院裁定。确定并处罚金的金额时,应与主刑相协调。此外,应遵守“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将缴纳行政罚款作为减刑情节,以消解罚金数额小于罚款数额的“倒挂”。

污染环境罪司法适用实证分析——基于319份判决案例

现有关于污染环境罪的研究大多以理论探讨为主,对于该罪在司法实践中应用的整体情况缺乏关注。将司法实践中对于污染环境行为的定性以及情节的适用转换为可量化的数据语言,通过运用数据模型并分析可以发现,司法实践对于“违反国家规定”的适用存在裁判文书书写的规范性问题;有毒、有害物质的种类以及其他有害物质的范围需要细化解释;司法解释对于“严重污染环境”与“后果特别严重”规定的各要件需要逐一对应,司法实践中量刑的难以预测化已经表明这一问题,且“后果特别严重”可以解释为“情节严重”;因此司法实践应当注重完善司法裁判文书内容的规范性,减少量刑过程中的非规律性,进而改善本罪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与适用。

论民法典时代污染环境罪法益确定方法的新发展

当前主要从“刑法之内”或“刑法之外”确定污染环境罪的法益,但这两种法益确定方法本身不冲突且应当综合运用。以“刑法之外”的方法确定本罪法益需要借助法益理论、宪法、刑法外的部门法。民法典时代有必要将确定本罪法益所借助的部门法范围扩张到民法典,需要以法秩序统一原理来筛选、确定本罪法益。借助民法典的规定,可以确定本罪是一种阻挡层法益构造,既保护个人法益也保护生态环境法益,且阻挡层法益是生态环境法益,背后层法益是个人法益。污染环境严重侵害生态环境法益即构成本罪,通过侵害生态环境法益进而严重侵害个人法益也构成本罪,但没有侵害生态环境法益即使严重侵害了个人法益也不能构成本罪。

污染环境犯罪中集体法益的限制性适用

在当前工业化不断加快与科技迅猛突破背景下,众多难以预测的环境风险不断累积,秩序与安全的价值得到了重新的审视。因此,在传统的个人法益保护视角下,污染环境罪已经无法对其本身所承载的保护任务做出有效回应。而集体法益视角下对群体利益以及社会发展资源安全的保护导向,已然在立法实践中展现出来。对该集体法益保护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对个人自由侵犯的风险,且集体法益本身的抽象性也伴随着工具性扩张的潜能。因此通过对个人利益锚点的固定以及认定标准的客观化,可以适度削减未来集体法益在适用上的扩张趋势。

污染环境罪的法益观重塑

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是污染环境罪诸多理论范畴中的基础命题,污染环境罪法益论研究存在“体系思考阙如”“立场选择盲从”“法益内涵失当”三个彼此勾连的结构性谬误.对此,应当奉行积极审慎的刑法观,在澄清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谬误的基础上汲取中国传统生态环境文化的合理成分,将污染环境罪的法益观重塑为“机会法益论”,以包含“代际机会利益”与“代内机会利益”的“人类机会利益”作为污染环境罪法益的内核.在此基础上,构建“秩序—机会”的双层法益内容,以“国家环境安全管理秩序”为阻挡层法益,以“人类机会利益”为背后层法益,进而实现对“违反国家规定”“严重污染环境”“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的规范诠释,缓和法益抽象化与实质化的冲突,发挥污染环境罪法益的批判立法机能与指导司法机能.

污染环境罪量刑情节与刑罚配置关系的实证研究——以辽宁省348份判决书为研究样本

通过对辽宁省348份污染环境罪刑事判决书进行实证分析,罚金刑整体数额较低,单处极少,且轻刑化趋势较为突出。其背后真正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刑罚适用过于轻缓,恐难实现污染环境罪的预防目的;另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污染环境罪中被过度适用有背离刑事实体法之嫌。因此,在环境犯罪治理中,有必要以“严而不厉”刑法理念为指引,严密刑事法网,同时善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防止刑罚过于严苛或轻缓,注重附加刑的适用及其价值,提高罚金金额与单处罚金数量、增设资格刑,以修复受损环境与保护生态法益。

浅谈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以污染环境罪为例

《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污染环境罪的法律权益引发了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其中,纯粹人类中心主义和纯粹生态中心主义所存在的问题,导致该罪名在实际适用中遭遇困境。法益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环境行政法被设立的目的是既保护环境,还保护公众健康,因而采纳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既能更有效地维护法律权益,又符合我国刑法及环境行政法的相关规定。

解释论视野下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

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学说包括故意说、过失说、混合罪过说、择一罪过说和层级罪过说。主张本罪的罪过形式“包括过失”既缺乏文理依据,也难寻伦理依据。故意说适应了环境刑法保护法益的调整,与污染环境罪的行为构造相契合,满足本罪在司法实务中的需求。在已经采取生态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论,提前介入打击环境犯罪的基础上,刑法不应继续降低污染环境罪的罪过条件,应该恪守刑法谦抑主义,提倡污染环境罪故意说。

污染环境犯罪中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现状及问题研究

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在面临资源供应紧缺、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生态系统持续恶化的严峻环境中,必须加强以法律手段来保护生态环境。环境污染案件中所涉及问题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复杂性,需要借助科学技术手段来揭示污染事实、评估损害程度以及确定责任归属,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分类不是基于案件的性质或罪名,而是基于技术领域的不同。探索解决污染环境犯罪案件中环境损害司法鉴定问题的途径和方案时需要以环境损害事实为依据,以科学技术为支撑,以法律为保障,才能进一步推动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更好地服务于诉讼活动。

中度大气污染环境下的气象污染变化形势特征研究

本文选取XX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该地区的气象污染数据。运用相关统计学方法,对采集数据进行了系统处理与分析,深入挖掘了该地区中度大气污染环境下气象污染变化的形势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几项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通过本文的研究和分析,期望能够为XX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非法处置型污染环境罪的实务难点分析

对非法处置型污染环境案件的实务审查主要包括责任形式的认定、专业检验报告的审查以及非法处置行为的界定。污染环境罪的责任形式系故意,要求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污染环境的后果,并对污染环境的结果持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检验报告需详细分析可能存在的辩护难点,并论证检验报告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非法处置的危害性应等同或者相近于非法排放或非法倾倒行为的危害性。针对处置的语义的开放性,应从行为人的行为方式是否违反国家规定或者行业操作规范、污染物是否与外环境接触、是否造成环境污染的危险或者危害等方面综合分析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