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受戒》中的乡土情结探究

《受戒》是汪曾祺晚年的代表作品,其中有很多作者乡土记忆与乡土情结的体现,使这部作品有着独特的乡土味道。《受戒》在语言运用上多用口语词汇,对话语言简短、直白、风趣,还有民间小调的运用,呈现出乡土化的语言风格。在人物形象设计上,塑造性格勤劳淳朴、真诚自然、不拘小节的乡土人物群像,在明海和小英子两个主人公的形象设计上,突出了两人在自然乡土中生长所形成的自然、纯真的天性。《受戒》大量描绘了苏北地区的乡村民风民俗、商业、民间信仰、民间艺术等,以及河边人家、水上芦苇荡等江南水乡的优美自然风景。在情感表达上,汪曾祺以柔和温暖的叙事基调、勤劳善良的人物塑造、自然纯粹的爱情描写表达了对记忆中乡土的爱与眷恋。这些共同展现了《受戒》中的乡土情结。

乡村的诗性回望及其审美世界的构建——以汪曾祺的创作为例

中国作家笔下的乡村始终呈现出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的“桃源”想象。自“五四”以降,作家们对乡村的诗性回望往往表现为“向后看”的乌托邦想象。对乡土的依恋与怀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怀乡病”成为构建其审美乌托邦的基础。新时期以来,汪曾祺的创作具有典型意义。他以高邮构建乡村审美乌托邦,不断回望故乡中的人事与风情,作品洋溢着浓郁的“向后看”的格调。同时,其文体意识、语言风格、思想意蕴不仅达成了当下对文学创作的“再启蒙”,也无形中成为当代乡村想象与审美构建的助推剂。

汪曾祺古典文气论的现代转换及美学特征

中国当代小说理论的思想渊源一直被认为来自西方小说理论,尤其是西方叙事学进入中国后,不仅成为中国当代小说的批评利器,进而成为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建构的重要构成部分,进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成为挖掘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理论资源的重要方法。那么,中国当代小说家的理论建构是否全然来自西方小说理论,而抛弃了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的丰富矿藏呢?答案是否定的。

以诗意为旨归——论作为诗人的汪曾祺

诗在汪曾祺的艺术生命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自述中,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是从诗歌起步的。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的新诗创作多种风格并存,除了自称“有点朦胧”、多受象征主义影响的现代主义风格外,还有平实通俗的现实主义风格,以及重抒情的浪漫主义风格。这些诗融入了汪曾祺个体化和私密化的生命体验,展现了被小说、散文盛名所遮蔽的诗情和才气,同时富有试验特征的“少作”也为他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此外,诗歌之于汪曾祺,不只是意味着文学生涯的起点,更重要的是感受和思考的起点,他不仅将诗意视作贯穿一生的追求,并且将诗歌的理念和技巧融入小说创作,使小说呈现出“向诗倾斜”的特征,积极推动了小说体式的多元化发展。

校园内外的“日规”——论汪曾祺写作中的学院性格

汪曾祺的文学穿越漫长的时代,在20世纪80年代绽放异彩。这一让“寻根”文学倾慕的写作,其最初的营养来源何在?汪氏在西南联大求学的经历,实是他文学的一个根源。汪曾祺文学在战时学院的“工作而等待”氛围下起步,吸收中西现代主义资源,相信“建设”的意义和价值,并由此发展出一种“日规”式的学院人格理想。与此同时,在漫长的当代史中,特别是校园以外,汪曾祺也客观而有分寸地书写了“日规”式学院人格的意义和限度,这在联大老学生们对母校的追慕和塑造中,达到了他人不及的深度,是一个珍贵的“大学想象”的样本。

成为“中国气派的现代主义者”——论汪曾祺20世纪40年代创作所受的现代主义影响

汪曾祺于20世纪40年代创作中表现出的现代主义倾向,及其更受重视的八九十年代创作中呈现的较之40年代创作的“断然转变”,素来是汪曾祺研究的一个重点。论者多从汪曾祺后期创作所展现出的特点向前推知其变化之因,除此之外,亦有部分研究落脚于汪曾祺前期创作,但论域较集中于几篇主要文献,如唐湜《虔诚的纳蕤思——谈汪曾祺的小说》一文,对汪曾祺所处时代、周遭环境缺少综合式的分析。

汪曾祺的1980:重写旧作与故乡记忆的复活

汪曾祺以小说家的身份复出后,故乡记忆就一直是其小说创作的资源,一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仍是如此。中断多年后,汪曾祺于1979年重新开始文学创作。到了1980年,汪曾祺的故乡记忆才以文学的方式,蓬勃地复活。所以,1980年,在汪曾祺小说创作生涯中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耐人寻味的是,汪曾祺是以重写旧作的方式,重启对故乡记忆的叙述。本文的关注点,不在于汪曾祺对旧作的重写、改写本身,而在于强调:在1980年,汪曾祺以连续性的对旧作重写和改写的方式,激活了对故乡的记忆,于是,此后的几年,便有了取材于故乡记忆的小说井喷式的问世;于是,故乡记忆便成为汪曾祺小说创作的经常性资源;于是,一直到逝世前夕,汪曾祺仍在写着高邮,写着故乡。

“文学性研究”与批评的三重面相——以汪曾祺研究为中心

以汪曾祺研究为中心,系统探讨“文学性研究”与批评的三重面相,强调文学性研究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的重要意义。首先,以批评方法的文学性为立论点,阐释文学批评方法本身蕴含的文学性特质。汪曾祺研究中,研究者从语言观、民间文化书写、细读批评等多元视角深入作品内核,充分展现了批评的文学性,进一步激活和发掘了汪曾祺作品中的文学性。其次,从批评文本的文学性看,文本分析过程中呈现出的文学性不容忽视,重申了批评实践中批评本身的文学性。最后,在文学性的同构层面,以批评的文学性观照作品的文学性,凸显了批评者与文本之间的互动,以及在这种互动中如何实现文学性的共同构建和意义的再创造。这三重面相相互交织,共同揭示了汪曾祺研究中“文学性”的丰富内涵和多维度特征。通过对汪曾祺的文学性研究,在深度理解其作品的同时,聚焦批评的文学性指向,为当下的文学批评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汪曾祺1990年代小说的“高邮变法”

1990年代,在突破自我、不断创新的观念驱使下,在读者批评的推动与怀乡姿态的迁变中,汪曾祺决心告别其田园牧歌的风俗画小说写作范式,实施“高邮变法”,即其高邮小说的人物围绕人的现代化立场,从古典主义的诗境中人转向现代意识高蹈的现实的个人;叙事重心从对风俗民情的散淡描摹转向人物对传统观念、生活的叛离行径;思想主旨从对浪漫乡土的诗情歌赞转向对乡土社会中人的现代化呼唤。“高邮变法”标志着汪曾祺小说创作打破传统标签,实现其熔古今为一炉的艺术理想,彰显出鲜明的现代性。“变法”后的小说克服了新时期浪漫主义乡土小说普遍泛滥的牧歌情调与现代意识淡薄的问题,开拓了以特殊的地方色彩为用、以普遍的现代人思想为体的新乡土小说范式,为当代文学的地方书写提供了一种经由传统地方而召唤现代中国的路径与启示。

汪曾祺早期小说片论

汪曾祺1939年辗转到达昆明,进入西南联大,1940年便开始了小说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汪曾祺全集》,小说共三卷,第一卷收入的是汪曾祺1940年代创作的小说。我把汪曾祺1940年代创作的小说称作早期小说,应该很合适。《汪曾祺全集》小说卷第一卷。

汪曾祺短篇小说《八千岁》中的狂欢色彩

汪曾祺的创作极富民间意识,风格谐趣幽默,广泛地包容了民间生活的生动趣味。以短篇小说《八千岁》为例,小说展现了一个风云变化的时代中芸芸众生的生活百态,在形式、语言、思想内容等方面,体现出了带有平等性、包容性、颠覆性、开放性质的乌托邦色彩,小说中具有着巴赫金所说的狂欢特质。

“抒情考古学”:汪曾祺对沈从文文物研究的解读

汪曾祺对沈从文的解读是其新时期的重要文学活动,其中沈从文后半生的文物研究工作是其解读的重要层面之一。他以词义重心在“抒情”的“抒情考古学”一语加以概括,其中涵盖两层含义。其一,沈从文的文物研究著述与文学创作在主题、语言等层面的“抒情气质”相通。其二,汪曾祺认为沈从文对文物的兴趣事实上是对“人”的欣赏和对中国历史文化、中华民族的深爱,这类乎沈从文1950年代提出的“有情”概念。但汪曾祺却在解读篇目中有意遮蔽和悬置了沈从文文物研究的“事功”一面,这又与汪曾祺在“共和国三十年”的创作实践和解读篇目创作的书写策略紧密相联。

论伍尔夫对汪曾祺早期小说创作的影响

汪曾祺早期小说创作深受伍尔夫影响。西南联大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为其接受伍尔夫影响提供了可能性,自身创作主张与伍尔夫小说理念的契合使汪曾祺具有学习现代主义的自觉性。汪曾祺借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和时空蒙太奇的意识流手法进行创作,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先驱意义。借鉴伍尔夫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基础上,汪曾祺在文体形式上融入中国元素,在审美追求上提倡“和谐美”,创造出具有本土性的现代主义小说。

内倾·外寻·坚守:汪曾祺小说创作历程中的重心之寻

汪曾祺自1940年开始小说创作,其创作历程存在着两段空白期。或许正是无意间的留白,促成了其小说创作风格转变的契机。汪曾祺以自身文学创作探寻人生几何之重心,其初期小说多以内心世界的意识流为探寻重心,在文本空间建构中追寻个人主体性空间存在;而后经历过创作空白期的汪曾祺选择回到现实主义与民族传统,将人生重心探寻的视角逐渐转向外部。

论汪曾祺小说中“具体的乌托邦”——以《受戒》《大淖记事》为例

相较传统乌托邦,布洛赫的“具体的乌托邦”更具开放性,通过对世界发展趋势的把握推定出更完满的未来。艺术“先显”通过描绘愿望图像,感性地显现“具体的乌托邦”。《受戒》《大淖记事》作为汪曾祺的小说代表作,其愿望图像立足于苏北水乡贫困愚昧的现实,通过人类的美好品质,营构了以宽容、博爱、和谐为显著特征的“具体的乌托邦”。这一愿望图像具体反映了汪曾祺融贯中西的人道主义,以务实而开放的态度呼唤本真人性与寻找尚未之乡。

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饮食意蕴

饮食不仅是人们正常的生理需求,也蕴藏着某种精神追求。汪曾祺多次将饮食融入小说的描写当中,无论是清淡的果蔬,还是油腻的荤腥,都从侧面展示了人物的性格与生活态度。在《受戒》中,汪曾祺通过简单的食物描写和饮食构造突出了平凡人的烟火气息和俗世的人情生活,彰显了独特的人文关怀,显现出别样的意蕴。

“汪氏文体”的生成与特征——兼论汪曾祺创作中的高邮小城镇

汪曾祺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作家,他独特的小说文体被称为“汪氏文体”。“汪氏文体”的生成有阶段性。1940年代的《鸡鸭名家》是汪曾祺在“终觉不入”的漂泊感与“恋家”情绪中创作的,他此时已经开始产生追问“短篇小说本质”的文体自觉,并且在书写故乡时选择了与意识流风格迥异的“抒情”风格,但“抒情”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对现实问题的观照。1980年代汪曾祺对自己几篇小说的“重写”,体现出他和之前的变化,即在语言上提倡的“文俗则雅”和情感上追求的“隐伏的悲痛”。这一时期,“风俗画小说”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和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怀旧”是他主要的情感表达。

论汪曾祺《大淖记事》的叙事空间

汪曾祺的小说《大淖记事》延续五四以来的抒情性传统,在主流文学之外建构起另类的叙事空间。基于加布里尔·佐伦的叙事空间理论,划分出小说多个层次的空间,并发掘空间对于叙事的作用和意义:一是地志空间的抒情性建构,二是不同时空体空间达成和谐,三是文本空间的反戏剧化,最终,提升至整体的叙事空间,封闭的“桃源”空间却指向文学史的开放空间。

浅析汪曾祺小说中的民俗文化——以《受戒》为例

《受戒》是汪曾祺创作的极具民俗特色的一部作品,他将民间生活与民俗风情结合起来,使作品具有丰富的民俗审美意蕴。本文从《受戒》中的民俗礼仪、饮食民俗和民歌民谣三个方面出发,分析其独特的民俗文化书写,进而从地域文化、传统思想以及作家的人生经历等方面探析汪曾祺小说中描写民俗文化的缘由,探讨汪曾祺小说中的审美内涵及民俗文化对文学界的特殊意义。汪曾祺通过对民俗文化的描写,呈现出别样的民俗世界,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并陶冶着民众的精神生活。

知识翻译学视阙下《汪曾祺小说选》英译传播

在中国小说走出去的大潮中,许多优秀的长篇小说翻译作品在国外有着强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相比之下,短篇小说的英译较少,对外推广任重道远。从知识翻译学的角度,笔者以融合中国文化的《汪曾祺小说选》为例,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进行知识转化,实现文化的知识化英译与传播。“真、善、美”的翻译观要求译者从知识论出发,以善心成就中国短篇小说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