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政区单元”河长制政策效果模拟与仿真研究

优化“条”“块”权力结构,实现跨流域、跨层级、跨部门、跨区域的纵横协同治理,是中国流域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河长制明确了“行政单元”的治水责任,但“流域单元”整体性的治水责任并未明确,“流域单元”与“行政单元”存在矛盾。长江流域“政区单元”河长制政策长期效果如何,能否实现长江流域整体性治理目标,需要科学验证。文章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模型(DPSIR)理论,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借助Vensim PLE系统分析软件,从水环境治理—水资源利用—水生态修复三个维度,对长江流域“政区单元”河长制政策效果展开模拟与仿真研究,比较分析政策实施前后全流域及上游、中游、下游地区政策效果的异质性,预测河长制政策的长期效果。研究发现:①现有的流域管理体制下,长江流域河长制政策短期效果比较明显,长期政策效果将持续减弱;②河长制政策效果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下游地区整体的政策效果明显优于中上游地区,河长制政策效果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正相关;③2023—2035年,全流域河长制整体的政策效果逐年持续减弱,河长制政策缺乏较强的可持续性,水环境治理与水生态修复方面的政策效果呈下降趋势,水资源利用方面的政策效果呈小幅度上升趋势。设计“流域单元”河长制,优化流域管理的“条”“块”权力结构,弥补“政区单元”河长制的不足,是未来长江流域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长三角地区联合河长制政策效果模拟与仿真研究

基于DPSIR理论,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构建长三角地区联合河长制政策仿真模型,从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等维度,通过模拟与仿真,纵横对比联合河长制的政策效果,分析联合河长制政策2023—2035年的政策效果。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联合河长制政策整体效果比较显著,在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四个方面的政策效果明显;(2)自2023年起的未来十多年,联合河长制政策效果呈减弱趋势,并不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要持续实现联合河长制较好的政策效果,需要进一步深化完善与联合河长制政策相配套的协作机制、动力机制、保障机制、监督机制等政策体系。论文为解决长三角地区流域治理中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不协同,优化流域单元与行政单元间的“条”“块”协同机制,推进长三角地区协同大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河长制对企业环境治理策略的影响

以2008—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政策试点扩散阶段所形成的天然处理组与控制组,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河长制对企业环境治理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河长制的实施能显著促进企业采取“末端治理”策略(短期导向),但尚不能有效引导企业采取“源头防控”策略(长期导向),该结论经过一系列检验后仍然成立,这种促进效应对处于经济较发达、监管距离较近、河流下游、有省级政策文件出台及进行了河长制政策再生产地区的企业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加大地区污染治理投资、增强地区环境监管力度是河长制能对企业“末端治理”策略产生促进作用的重要渠道,公众环境诉求可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企业环境治理决策的短期导向。

水环境治理河长制实施机制探讨

河长制作为一项水环境治理制度业已定型。为进一步推动河长制从“有名”到“有实”,必须深入机制层面,强化河长制的实施机制,包括以属地负责制和目标责任制为主体的核心机制,以及以统筹协调、考核激励、公众参与、司法协作等为辅助的配套机制,实现其从制度到机制的转化。具体而言,应当进一步压实党政领导治水责任以贯彻属地负责制,科学设定治水目标并加强督察考核以落实目标责任制。同时,应充分发挥河长统筹协调的作用,全力整合“条”“块”资源,强化考核激励效用,加强公众参与同政府主导的有效联结,将司法协作升级为多元主体立体式网状协作。

历史制度主义视野下的河长制演进逻辑

河长制是完善水环境治理体系和提高水环境治理能力的一项制度创新。梳理河长制的演进历程,将其演进过程总结为萌芽、定型、扩散与再创新四个阶段。基于此,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分析河长制的演进逻辑:从结构观分析制度的变迁逻辑,河长制“从无到有”受情境、观念、主体要素的推动,“从有到新”受情境、制度、主体要素的影响,以上要素使河长制由地方初创到全国推广,再到联合河长制的创新;从历史观分析制度的变迁路径,制度扩散的路径依赖使得河长制不断强化,同时政策文件的关键节点促使河长制发生调整,呈渐进式变迁形态。为发挥河长制的长效作用,未来应敢于打破路径依赖,结合实际进行制度再创造,向跨区域整体性治理方向转变。

跨界河流联合河长制形成机理与治理逻辑——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跨界水体联合治理为例

河长制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水环境治理机制且成效显著。然而,其以属地管理为组织运作逻辑,在跨域河湖治理中面临困境。本文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跨界水体联合治理为例,探讨了跨界河流联合河长制的形成机理与治理逻辑。跨界水体污染联防联控的整体性治理需求与碎片化执政之间构成一对张力,河长制难以应对跨行政区的利益纠纷、权力分割和组织跨域等治理难题,加之跨界河湖治理的多重复杂性以及跨界水危机频发等因素,不断推动跨界联合河长制的形成与发展。基于新区域主义视角,分析得出跨界联合河长制治理逻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突破固有的区域空间限制,通过信息公开、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等方式密切主体之间的互动;构建统一的区域身份,依托共同的文化价值体系,通过对话、协商和谈判等手段加深彼此之间的认同;推动区域整合和职能统一,建立多元共治的复杂网络,实现跨界河湖水污染治理力量的协调与整合,促进跨域河流一体化长期治理和制度创新。

河长制治理:政策工具、水利工程与系统治理效果

河长制治理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探索河长制治理系统机理是发展中国特色水资源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构建河长制治理系统分析框架,并利用2011—2020年江西省、安徽省、福建省、云南省4个省份的5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水资源与河长制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政策工具、水利工程对水资源系统治理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河长制具有一定的水资源系统治理效果。系统治理效果是借助政策工具与水利工程“软”“硬”两类治理工具,通过间接改变水资源用户取/用/排水行为的方式,或直接改变水资源系统状态的方式来共同实现的。②政策工具之和会促使所有水资源用户产生节约用水行为,强制型政策工具会促使农户选择节约型灌溉行为,混合型政策工具则会促使企业选择产业结构升级型排污行为。③混合型政策工具会扩大水利工程的建设规模。④自愿型政策工具只有在水资源系统所受外界压力较小的情况下,才能通过公众参与治理的方式发挥系统治理效果。⑤水利工程建设规模与系统治理效果呈现倒“U”形关系,只有当水利工程建设规模处于适度范围内时,水利工程才具有提升系统治理效果的作用。随着水利技术水平的提高,倒“U”形曲线的顶点有所降低,水利工程建设的适度规模缩小。通过诊断复杂区域河长制治理系统的方法,认为河长制可从调整自愿型政策工具使用占比,掌握各地不同资源用户取/用/排水行为模式,支持水利技术发展,科学控制水利工程建设规模等方面进行优化。

河长制下“一湖一策”实践与探讨

为解决复杂水问题、保护河湖水环境水生态,如何在河长制的前提下更好的实施“一湖一策”,以改善流域水环境、弘扬民族特色水文化是河长制推行的难点与薄弱环节,以长江流域蓄滞洪区典型跨省湖泊—龙感湖为例,分析龙感湖水域岸线、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文化、执法监管现状存在问题,提出龙感湖流域管理保护对策建议,以期做好河长制与流域综合管理的协调统筹,提升湖泊水生态水环境整体性保护水平,实现安澜河湖。

地方环境治理创新如何进入国家政策议程——“二阶耦合”框架下对河长制的案例分析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理解中国环境政策议程是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议题。基于修正多源流理论后所构建的“二阶耦合”分析框架,梳理河长制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环境政策从地方探索上升为国家行动的过程,有助于揭示中国环境政策议程设置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第一阶段,以无锡河长制为代表的政策创新暂时缓解了地方层面的水环境治理难题,但就全国而言,河长制所涉及的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只是达成了多元的局部耦合,因此其依旧停留在地方扩散和探索阶段。虽然如此,河长制的一阶局部耦合也赢得了中央政府部门的注意,驱动了国家议程设置。第二阶段,全国不同情境下的水治理问题依然突出,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流则发生了明显变化,持续的地方探索和央地互动促使政策流实现根本性重构,加之中央政策倡导者的积极行动,从而促使三流完全耦合,河长制上升为国家政策,并开始面向全国推广。由于中国国家治理具有高度复杂性和多元情境性的特征,河长制案例所示的“二阶耦合”体现了“松散耦合”的理论价值,为理解中国政策过程中的弹性和适应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完善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

农户资本禀赋、参与治理与河长制治水绩效研究

沿河农户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治水有助于弥补“官方河长”的治理效能不足。基于陕西和宁夏的560份农户调研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资本禀赋→参与治理→河长制治水绩效”的内在作用机理。结果显示:农户的自然资本和文化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参与行为,物质资本显著负向影响参与行为,经济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参与意愿,社会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社会资本通过参与治理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正向影响治水绩效,且参与治理内部存在“参与意愿→参与行为”的显著正向影响;整体效应上,参与治理作为中介促进农户资本禀赋对治水绩效的影响,且治理效果存在“生态绩效→社会绩效→经济绩效”优先次序。基于结论,为提升河长制治水绩效,建议强化农村生态文明、社会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为农户参与治水资本赋权;完善农户为“民间河长”的参与制度规范,并构建农户可及的治水信息发布机制、多渠道信访窗口和对策采信投票栏。

运动式治理视域下中国河长制的创新类型--基于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多案例类型学分析

河流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而河流天然具有的流动属性必然涉及跨越区域和超越主体的治理方式。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河流污染所折射出的问题早已超越环境、经济和民生的范畴,但面对各流域发展不平衡、治理主体各自为政、监管标准参差不齐等问题,水治理却陷入“越治理,越污染”的怪圈。为此,党中央多次强调“推动绿色发展”的理念,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路径,也提出了环境污染精准治理、统筹管理和协同控制的具体策略。而“河长制”作为水治理的新型行政模式,亦可作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以小窥大的重要窗口,完全契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部署的发展需要。为更好地探究河长制在实践中的发展,本文采用多案例的类型学分析方法,搜集中国各地“河长制”的创新实践,利用质性分析软件RQDA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最终从战略层、决策层、执行层确立法律依据、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三大框架,并在此框架之下对各地案例进行分类描述,以期归纳总结运动式治理视域之下“河长制”在各地的创新类型及其展开逻辑。研究发现,法律在战略层面为“河长制”机构的设立及其权力运作提供依据,组织结构在决策层面对“河长制”的权限进行灵活调整,激励机制、考核机制、监督机制和追责机制则在执行层面将“河长制”的施政意图落到实处。可以说,河长制在水污染领域的有益探索,在为政府治理与改革总结宝贵经验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向,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和推广价值。

河长制下水环境治理的阻滞因素与发展策略--基于公共价值视域的分析

河长制是中国完善水治理体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以公共价值理论为研究视角,基于穆尔价值战略三角模型构建分析框架,结合在湖北省荆门市的实地调研,对河长制下水环境治理问题进行探讨。从价值、支持、能力3个维度分析发现存在的几方面阻滞因素,即公共价值选择偏差与信任折损、制度性缺陷和“民间”能量缺失、资源整合与协同行动能力不足。要化解河长制下水环境治理中的实际问题,实现河长制的长效、稳定与存续,应坚持使命为上,追求公共价值集最大化;优化制度设计,扩大社会公众支持;数字赋能,整体性提升资源整合与协同治理能力,以实现“河长制”促“河长治”。

河长制政策实施现状及其效力评估研究

通过构建“政策力度-政策目标-政策措施-政策反馈”四维度政策效力评估模型,评估河长制政策效力,分析各类政策措施对水质的影响。研究发现:(1)当前河长制政策文本指导效力较强,但其政策措施单一,全面性不足、大众参与程度不高。(2)河长制政策文本仍然处在“以量取胜”的层面,忽视了政策文本的具体内容及政策实施的整体性。(3)命令控制型政策措施能有效改善水质,而经济激励与信息型政策措施对水质改善产生负面影响,自愿参与型政策措施无法显著影响水质。基于此,通过建立互相协作的省级河长机制、河长制长效治理与帮扶机制等措施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力。

当代河长制的制度史考察及其优化路径

当代河长制经过产生—完善—成熟—衍化4个阶段的嬗变,成为保障治水有效、管河有人的典型制度之一,在近20年内推广至全国取得巨大成效。但河长制在全国推行过程中,在跨界流域责任划定与公众参与度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完善。河长制通过“人防+技防”双重保障,结合民间河长配合官方河长开展工作的新模式,突破邻近效应的时空限制,打破行政壁垒,与其他省份实现了联防联控。厘清河长制在跨界流域生态治理中的功能定位,展望未来国际发展趋势,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河长制的发展脉络与国际地位,从而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河长制提供国际视野。

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长效机制构建——基于河长制的创新与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是流域治理的一项重大工程,能助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河长制是流域治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能系统解决流域治理难题,促进流域内水质的提升及生态环境的保护;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需要河长制的支撑与融合。随着河长制的实施,河长制也面临着缺乏法律支撑、协作机制不完善、形式化问题依然突显、与黄河流域融合不足等诸多问题。因此,应加大河长制的创新与发展,以河长制的目标为基石、体系为重点、创新为导向,进一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长效机制的构建,促进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

基于熵权-逼近理想解排序法的河长制实施效果评价

为科学量化评价河长制实施效果,提升河湖管理效能,利用2012—2021年相关数据建立了包括1个目标层、6个准则层、17个评价指标的评价体系,利用熵权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采用逼近理想解排序法定量评价安庆市河长制实施效果,运用障碍度模型识别影响河长制实施效果的关键指标,2012—2021年安庆市河长制实施效果综合评价分值从0.21上升至0.78。结果表明河长制管理水平呈不断提高趋势,水域岸线管控及执法监管工作正面效果逐年凸显,水环境治理与水污染防治还需有针对性地加强。评价方法适用于安庆市河长制绩效考核研究,可为其他区域河长制考核评价提供借鉴。

区域性河长制工作问题探讨与建议

河长制是解决我国复杂水环境问题、明确河道水环境职责、完善水治理体系的重要制度保障。目前,关于河长制的研究,大多围绕具体河流实践案例,缺乏横向对比分析与问题梳理。文章系统总结了河长制的最新进展及特点,从“一河一策”编制方案、河湖健康评价及跨界河流协同治理3个方面,回顾了河长制的实施进展,总结了“规范化”“科学化”“系统化”3项河长制的实行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面向全面强化、标本兼治、打造幸福河湖的河湖长制3.0版,指出河长制在今后执行过程中需要推进“一河一策”技术方案和指南编制,以及在治理体系上自上而下地推动跨界河湖区域河湖长协作,自下而上地赋能社区等,为河湖管理迭代升级提供借鉴与参考。

基层河长制运行中问题与对策研究——以临汾市汾西县为例

目前,我国河长制体系基本完善,各级河长及巡河员在河流治理、水环境保护、水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北方水系匮乏的基层地区,河长制的运行仍存在诸多问题,以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为例,分析河长制在考核评价、具体实施、跨部门协同、跨区域协同、多方参与治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为本地区及类似区域河长制问题提供借鉴。

基于河长制的跨界流域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在工业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的水环境污染日益加剧。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地方政府对水体污染的防治工作予以高度重视,并根据自身工作情况开展水体治理工作,然而在治理过程中仍存在管理组织缺陷、制度设计不完善、执法监管不严及多元主体参与不足的问题。根据以上问题,深入分析产生原因,并结合国内现有河流治理案例进行分析,为跨界河流协同治理提供借鉴经验。针对目前跨界河流治理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调整政策,其中包括了强化部门合作、加强协同体系建设、完善执法监管机制及多元主体协作参与。

关于河长制下跨界河流治理的思考

目前中国水污染日益严重,水质不断下降。尤其是跨界水污染问题更是复杂,一直无法有效解决。在全国施行河长制的背景下,基于跨界河流水污染成因分析,讨论了河长制在跨界河流治理中的优势,同时针对河长制在实施和区域性江河湖泊管理保护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包括完善流域协调和跨区域合作的联动机制、明确河长制考核问责制度、完善河湖生态环境监测评价体系、建立统一河长制信息管理平台以及出台了流域生态补偿专项规定等具体建议。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更有效地解决跨界水污染问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