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内涵与路径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进一步提上日程,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必须彰显中国特色。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内涵表现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秉持新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以立德树人为终极目标。推进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必须确保党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等教育治理新发展,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改革导向,优化高等教育治理的权责配置,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创新高等教育治理方式。

智慧养老数据资源治理体系研究:基于活动理论视角

智慧养老产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产生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数据资源,但全国智慧养老数据资源共享程度低、不成体系,呈现出不集成、不统一和不均衡的“三不”问题,导致数据资源价值难以充分发挥,阻碍了各养老服务主体的合作和效益提升,也影响了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满意度,因而亟须建立和完善智慧养老数据资源治理体系。尤其是对于治理过程中各个要素如何协同、面向具体场景的治理活动如何展开等难题,利用规范分析方法,基于活动理论提出智慧养老领域数据资源治理体系的整体框架,对其中的治理主体、客体、共同体、规则、工具和分工六大要素展开详细分析,并基于康复场景构建老年人康复活动中的数据资源治理流程。提出基于本体模型并包含“元数据—主数据—参考数据”三个层次的数据资源分类体系,发现智慧养老数据资源的治理模式将经历从无中心引导型的分布式治理到单中心集聚型的集中式治理,再到多中心孤岛型的分布集中式治理,最后形成多中心合作型的网络式治理,在不同阶段可相应构建督促机制、注册机制、协商机制、权责机制、激励机制、监管机制等治理机制。

韧性城市治理体系的构建困境与对策

在现代社会中,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日益严峻的复合型灾害风险,使得传统城市安全治理体系与模式已无法满足需求,韧性治理理念逐渐引起重视。韧性城市治理体系具有健全的城市规划和设计、跨部门合作与协调、公众参与及社会创新、敏锐的风险识别力,以及快速的环境适应和恢复能力等特征。我国韧性城市治理体系构建面临城市建设规划有待升级、城市应急管理体系有待完善、城市空间结构有待优化、城市承载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应升级建设规划,优化韧性城市空间结构;加强基础设施韧性,完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加强生态系统韧性,提升城市承载能力;加强经济和社会韧性,提升城市综合治理水平,以建立完善的韧性城市治理体系。

从设计到治理--新发展阶段的城市设计制度探索和治理体系创新路径初探

新发展阶段下传统规划体系面对城市更新过程中复杂敏感的空间治理问题出现了不适应性。城市设计以其兼具空间性、过程性、整合性的特点,成为破解城市更新时期空间治理难题的关键手段。不同于侧重底线约束的法定规划,城市设计是一个寻找最优选择的过程,并逐渐发展为空间维度升级和工作领域扩展的设计治理活动。在厘清城市设计治理时代内涵的基础上,探索构建基于分空间层次、分管控地区、分要素类型的技术体系与从规划到许可、从设计到建设的工作流程相结合的二元治理体系,进而推进城市设计治理的理论发展、制度建设、组织机制、在地实践的长效融合,为我国城市更新和空间治理提供系统支撑。

网络舆情事件中负面情感协同治理体系的建构

网络舆情事件常伴随着不公平感、非正义感、失序感和焦虑感等负面情感。负面情感是社会系统中群体表情达意的重要方式,值得重视。在网络舆论场上,负面情感的“双刃剑”效应尤为突出。针对负面网络舆情的消极影响,有必要建立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治理体系,通过发挥公权力机构、社会组织、社区、媒体和网民等不同主体的作用,共同化解社会负面情感,增强社会公共信任感,引导积极的社会情绪。

面向数字政府建设的病案数据治理体系:框架建构与实施路径

数字中国战略背景下,病案数据共享复用成为掣肘医疗健康数据服务赋能数字政府建设的“瓶颈”,开展病案数据治理研究是应时之举。基于对现有研究及国内外病案数据开发利用相关案例进行分析并总结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过程、治理要素为框架的病案数据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并探索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加强病案数据资源建设、体制机制创新和一体化平台构建、制度管理和技术实现双管齐下等实施路径。面向数字政府建设的病案数据治理体系,必须在政府主导下,建立跨领域、跨专业的病案数据管理中心,构建医疗机构—病案数据管理中心—数字政府公共服务一体化平台,实现不同机构、不同地区之间的病案数据整合、共享和复用,为完善民生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病案数据支撑,为数字政府建设赋能。

全球治理演化视野下的中国与全球治理体系关系——基于“施动者—结构”理论的分析

近年来,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积极行动被美西方质疑为颠覆当前体系的修正主义行为。正确认识和阐明中国与全球治理体系关系,须厘清全球治理体系价值内核和理论内涵、选取有效理论分析框架。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基于国家间实力分布形成的权力结构、世界主流政治思潮形成的观念结构和世界性制度规范形成的制度结构共同组成的多维系统。“施动者—结构”理论是适应当今美西方社会认知规律、实现中西方通约对话的理想工具。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可知,中国与全球治理体系是本体地位相同的互构关系。全球体系结构,既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规则和资源,也限定中国施动性发挥的边界;中国作为施动者,在与体系的历时态持续互动中以施动性促进体系再生。从全球治理演化视野看,全球治理体系历经自由主义思潮—超国家治理模式、国家主义思潮—大国共治模式和保守主义思潮—大国竞争博弈治理模式等结构形式的嬗变,中国也分别与之形成同频共振的共生关系、调和鼎鼐的协调关系和改制创新的变革关系等关系类型。当前,中国以积极行动匡扶失序的体系多维结构,坚守全球治理应然价值内核;不是体系的“修正”者,而是赋能者。

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理论研究与政策发展

2016年以来,中央在人才工作领域提出了人才发展治理体系这一重要概念,反映了我国人才发展治理理念、职权、规则、运行机制和绩效成果的重大转变。从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理论脉络、政策发展和工作实践看,我国新时代人才发展治理经历了管理式治理、整体性治理、统筹式治理和全面性治理四个阶段。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背景下,各地积极开展人才治理的实践探索,健全完善党管人才的核心治理构架,向用人主体让渡人才发展治理空间,吸引社会力量参与人才发展治理,向重点区域和机构让渡人才选择权和人才标准制定权,取得了诸多有益经验。面向未来,推进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优化升级,需要深入研究多方面的重点议题,包括人才发展治理体系的背景逻辑、理论基础和学术框架、面临的重大问题、现实需求、基本机构和运行机制等。

票号治理体系及其历史影响

研究内部治理体系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治理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研究发现,票号治理体系可以总结为:以“全额赔偿”的股份制为组织形式,以财东与掌柜的“两权分离”为核心机制,以“身股”激励机制和“相与”约束机制为治理手段的治理体系。票号治理体系能够提供最高信用保证,能使财东本金与掌柜管理才能有机结合,充分调动掌柜和伙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管控掌柜和伙计的行为。

海洋命运共同体: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贡献

全球海洋治理的体系构建、发展与完善对于推动全球海洋治理进程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现行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在应对多样化且不断涌现的海洋问题与纷争方面存在诸多内在不足与局限性,如治理理念落后、治理结构失衡、治理制度缺失等,致使全球海洋治理动力不足、效能有限,迫切需要革新。中国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科学性、创新性、前瞻性,其所蕴含的合作共赢、公平正义和共同利益内涵能够化解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现存困境,为引领全球海洋治理迈向高效、有序和公正的善治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实践路径,充分展现了中国在海洋治理领域的智慧与创新能力。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治理体系建构研究

研究目的:探索构建系统化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治理体系,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和归纳演绎法。研究结果:(1)国家治理视域下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治理体系是在现代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理念下,通过多主体共同参与,依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制度,运用行政、经济、法制和技术等有效手段,在互动机制下实现土地资源科学化、协同化、精细化、智能化治理的综合系统。(2)实践中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治理面临治理理念与实践之间的错位、治理主体关系协调难、精细化治理制度供给不足、治理手段亟需创新转型等挑战。(3)建立健全科学化、协同化、精细化、智能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治理体系需要推动现代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理念的落地,优化多主体协同治理,完善精细化的治理制度体系,提升智能化治理能力。研究结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需要以现代治理思维深入推进,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治理体系,助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治理实践。

教育强国背景下高质量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的意涵、向度与进路

建设教育强国关键在于构建高质量的教育治理体系。在教育强国背景下,良善之治是高质量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的目标愿景;综合之治是高质量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的行动逻辑;良法之治是高质量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的基础保障。从教育强国建设出发,高质量教育治理体系建设,在价值选择上,要建构一套合乎人的本质的愿景体系;在本体结构上,要建立一套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在运行机制上,要建成一套高效运行的法治体系。在教育强国背景下,推进高质量教育治理体系建设,要以制度话语为引领,实现高质量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的价值自觉;以制度结构为载体,明晰高质量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的规范体系;以法律制度为基础,规范高质量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的行动逻辑。

司法建议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机制解析与重塑——以L省人民法院1591份司法建议书及1220份回函为中心展开

在当前国家治理体系下,司法建议充分发挥着纠纷解决、解释说理、裁判补充、执行推动、纠纷预防和制度建立等方面的作用,已经成为人民法院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最有效路径之一。但在司法建议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超限度、被漠视、难落实等现象层出不穷,L省法院1591份司法建议书及1220份回函显示,当前司法建议现状呈现出“反馈、质量、深度、领域、类型”五个层次要素缺失的特征。究其根源,是“立法、制度、理念、质量”四个维度均存在“刚性不足”的情况,即法定功能定位不清、效力边界划定不清、“能动”理念淡薄、制作模式不够科学。就具体措施而言,可以从明确司法建议的正当性、制定规范性法律制度、建立标准化制发流程、完善组织指导制度、健全跟踪反馈机制、绩效考评机制、发挥示范性诉讼的既判力等方面来探索完善路径,提升司法建议的“刚性”,从而突破定势,对司法建议融入社会治理体系的机制进行必要的解析和重塑。

混合所有制办学治理体系何以完善:逻辑、机制与案例

混合所有制办学作为职业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典型模式,是推动人才培养与技术技能创新的有效途径,完善其治理体系是职业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所在。通过对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治理的逻辑导向与机制的分析,探讨了混合所有制办学中合法性与效率性的博弈与协同。以混合所有制数智工程师学院为主要案例,剖析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办学的治理结构、投入与收益分配、风险控制等关键要素,提出了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未来展望和优化策略,为完善混合所有制办学治理体系提供创新思路,助力混合所有制办学在职业教育领域的有效实施。

对漏洞治理体系革新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网络空间作为21世纪国家主权的新疆域,其战略意义与日俱增。漏洞治理是构筑网络安全基石的关键环节,它不仅承载着捍卫国家网络主权的重任,也是维护数字领土完整与安全的核心策略。漏洞治理涉及技术、管理、政策及法律等多个层面,不仅需要技术手段来发现和修复漏洞,还需要完善的管理体系、明确的政策指导和严格的法律法规来共同构建。

网约车新政下的治理体系研究

网约车行业的快速崛起给城市交通带来了众多便利,同时伴随出现了一系列安全隐患和监管问题。国家和地方有必要出台政策规定,引导行业健康有序。自国家修订《网约车管理暂行办法》以来,各地出台系列新政,暂缓网约车入市进程,提高网约车准入门槛。这些政策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网约车行业合规管理,但同时也制约了网约车行业发展。因此,各地在完善网约车治理体系时,应当要着重注意出台政策规定的科学性,充分依托信息化数字化工具决策,并尽快完善网约车协同监管机制与考核退出机制。

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着力点——以湖南省L市为分析对象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将会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推进。湖南省L市勇于改革、大胆创新,在基层治理方面积极探索,多次获得全国性的表彰和肯定。当前L市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思想观念多样、社会结构多变、群众利益多元趋势日益突出,L市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依然面临很多考验,存在诸多问题。在新形势下应重点从转变治理理念,增强治理主体凝聚力;强化系统治理,健全治理结构;坚持党建引领,构建多元协同机制;重抓三治融合,创新基层治理方式;加强科技创新驱动,提高基层治理质效等方面着手,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高职院校网络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内涵阐释、价值表征及推进策略

高职院校网络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对现有治理结构、治理理念、治理手段、治理制度不断调整与转变的过程,其实现需要价值引领。而高职院校网络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本身蕴含着多维价值表征,价值基准在于促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价值延伸在于融合继续教育办学形式,价值追寻在于全面推进全民终身学习。基于此,可通过框架搭建,以“共治”促和谐;技术赋能,以“智治”谋发展;制度保障,以“制治”求稳定;文化融合,以“德治”提能效,加速推进网络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职业教育法》视域下高职校企合作“多元共生”治理体系研究

我国高职校企合作在治理的实践层面存在动力不足、内驱力不够、契约意识不强等问题。运用共生理论模型,构建“多元共生”治理体系,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展开多元共治体制机制的探索。宏观上,强调在校企合作关键环节政府的有效介入,健全完整、一体化、层层落实的制度体系;微观上,完善校企多元主体内部实施机制,锻造契约精神,形成规则意识,促进合作行为的规范化、制度化,形成“多元”治理合力,提升治理效能,最终实现契合需求的高质量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目标。

突发事件下农村社会治理体系的风险和完善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但随着突发事件的日益增多,其仍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风险:上级高效动员与基层落实低效的组织滞后风险、农村公共服务资金有限与农民公共服务需求增多的资源匮乏风险、信息多方供给与农民理性判断能力有限的舆情事件风险、公共道德理性与农村熟人社会行事逻辑矛盾的道德失范风险。面对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中存在的风险,临时性的社会应急治理治标不治本,建议从增强农村社会治理主体组织领导力、资源保障力、舆论引导力、道德培育力出发,走出一条适合农村特点的应对之路,促进农村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