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环境治理成本下“互联网+”回收平台的回收决策与制造商推广策略选择

随着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的倒逼,以及数字经济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回收应用应运而生,这类平台的参与机制和影响机制也逐渐成为学术热点。此外,环境治理成本虽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但能够潜在地促进消费者的新产品需求并提高废旧产品的回收率,因而需要研究企业“互联网+”回收决策,探讨环境治理成本对企业利润的影响。由此,构建由单一供应商、制造商和第三方回收商(3PR)组成的闭环供应链,其中制造商是领导者,可以选择推广或不推广“互联网+”回收平台。在此基础上,研究制造商推广“互联网+”回收模式的动机、3PR的回收定价和回收努力程度等决策,并探讨环境治理成本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一旦出现环境治理成本且单位环境治理成本较小时,3PR付出回收努力程度能够带来废旧产品回收价的降低和回收数量、3PR利润的提高;一旦考虑环境治理成本,3PR付出回收努力程度并且制造商推广“互联网+”回收平台能够带来最高需求和制造商利润,并且随着拆解率的提高而提高;3PR只有在拆解率高于一定阈值时才和制造商的偏好一致,而供应商的策略偏好与3PR相反。基于研究结论,针对家电平台商家、上游家电厂商、政府和3PR等不同视角提出发展建议。

虚拟治理成本法在公益诉讼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的应用研究——基于132个案例的实证分析

虚拟治理成本法是目前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一种较为常用的环境价值评估法,对于公益诉讼案件中环境损害责任认定具有关键作用。通过对2017—2022年(以裁判时间计)应用虚拟治理成本法的132个公益诉讼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案例的时间分布、地域分布、起诉主体、案件类型、污染类型、委托鉴定情况、鉴定评估费用等进行分析,系统总结虚拟治理成本法在公益诉讼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应用实践中存在适用范围分析不正确、单位治理成本取值不规范和环境功能系数取值错误等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出台具体工作指引、发挥专家咨询意见重要作用、加强技术性证据审查、强化鉴定机构规范化管理等对策建议,对于优化完善该方法在公益诉讼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的应用以及推动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规范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公司治理成本控制研究

公司治理理论随着经济和企业组织理论的发展而发展。公司治理是对现代公司制下公司内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制衡和协调运作的制度安排,其目的在于提高公司效率、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公司治理成本这一重要指标,将其纳入公司治理决策的考量范畴。在探究企业微观层面上公司治理成本与治理收益的相互关系时,文章基于当前学术界广泛认可的公司治理成本定义,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公司治理成本是治理收益和治理风险之间的一种权衡关系这一观点。在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借助数字化内部管理的手段,提出了一种理论层次的方法,旨在利用数字技术降低公司内部治理成本,从而提高治理收益,这一方法可为实践活动提供指导和参考。

青岛市工业源VOCs治理技术应用及环境治理成本分析

文章分析了各行业VOCs治理技术应用现状及环境治理成本情况,针对青岛市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8个重点行业开展了VOCs治理现状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青岛市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在企业数量及VOCs排放量均占优势,属本地特色行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虽然企业数量较少但VOCs排放量占比较高。青岛市目前应用最多的治理技术为光解/光催化,主要应用于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冷凝、生物降解技术对废气成分及处理条件有一定要求,导致应用相对受限;RTO、RCO技术运行稳定且处理效率高,但治理成本也较高。青岛市应加快推进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原辅料和产品替代工作,从源头削减VOCs排放,同时建设区域共享喷涂中心、注塑中心等,集中采用RCO、RTO设备进行废气处理,缓解部分企业单独处理高浓度、低排放量、非连续的有机废气而导致的经济压力。

净碳排放量测算与碳治理成本核算——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例,通过对碳源和碳汇的详细分析,运用IPCC清单法和生物量法分别测算区域内的碳排放量与生态系统固碳量。基于测算结果将区域内释碳量与固碳量进行对比分析,求得2010~2019年净碳排放量;引用碳捕捉与封存成本为二氧化碳单位治理成本,以此核算长三角地区的碳治理成本。将二氧化碳的治理成本量化有助于加速区域内的节能减排,推动“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理论治理成本法在农田环境损害鉴定中的应用

为探讨理论治理成本法在修复后未达到基线水平或现状污染水平超过基线水平但不需要修复情形下的应用程序和方法,本文对理论治理成本法的理论基础、研究进展及应用程序进行探索,并以农田生态环境损害为例开展应用研究,以植物修复效率、规模为自变量构建理论治理成本函数,结果表明:影响植物理论治理成本函数的最主要变量为修复年限(Ni)和受损害区域面积(Ai)。对于已经确定的受损害地块,治理成本的大小主要决定于影响修复年限的植物修复效率(即mi)的高低。研究表明,植物修复理论治理成本法较适用于农田损害的损害价值量化,但受植物生长条件、损害程度等因素影响,理论治理成本低于实际治理成本。

水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的应用探讨

以柴油泄漏污染案件为例,探讨了福建省《地表水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DB 35/T 1726-2017)(以下简称《技术方法》)和《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基础方法第2部分:水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GB/T 39793.2-2020)(以下简称《技术指南》)推荐的虚拟治理成本法在地表水环境损害价值量化评估中的应用。充分比较了2个标准的推荐方法对同一污染场景的单位治理成本确定、污染物违法外排量核定和系数选取的分析过程,并提出了增补确定单位治理成本的方法,扩大使用范围等改进建议,以期推动虚拟治理成本法在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价值量化中的高效应用。

基于虚拟治理成本法的地表水污染类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审查要点研究

虚拟治理成本法是一种常用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方法,对于公益诉讼案件中环境损害责任认定具有关键作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亟需加强对第三方机构出具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意见或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的专业审查,避免因案件证据质量存在瑕疵而影响司法公信力。本文以一起典型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为例,分析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重难点问题,从检察机关审查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意见或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的角度,研究提出地表水污染类公益诉讼案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审查要点,对于提升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办案质效、推动公益诉讼检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模糊数学的治理成本法计算河北省排污权交易基准价格探讨

通过发放调查表的形式调查了河北省重点排污行业中代表企业的基本信息、脱硫设施、脱硝设施、污水处理设施等情况,经筛选有效信息,根据加权平均测算出各主要污染物的治理成本。利用模糊数学理论将环境经济社会等因素中存在的不确定性综合为一个影响系数,再将该系数与平均治污成本相乘,构建了基于模糊数学的治理成本法模型,计算得到河北省排污权交易基准价格。

大气污染环境监测技术应用于治理成本评估的研究

本文探讨了大气污染环境监测技术在治理成本评估中的应用。主要论点是,基于真实数据的大气污染监测技术能够为治理措施的成本评估提供准确的依据。通过对不同监测技术的应用案例分析,揭示了技术在环境治理中的实际效果和经济效益。本文强调了技术创新在解决大气污染问题中的重要作用,为治理决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本文将深入探讨大气污染环境监测技术在治理成本评估中的作用。通过详实的数据和实际案例,我们将揭示技术在实际环境治理中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通过对比不同监测技术的应用效果,我们将展示技术创新在解决大气污染问题中的不可替代性。在新兴科技的引领下,我们有信心克服治理难题,为改善大气环境提供更为可行的方案和路径。

“2+26”城市“散乱污”企业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环境治理成本评估

为了评估2017年原环境保护部对"2+26"城市"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的效果,利用"2+26"城市"散乱污"企业清单,结合巡查期间279家"散乱污"企业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环境治理成本调查数据,利用污染物治理成本法,对重点行业"散乱污"企业的社会经济效益和环境治理成本进行评估.结果表明:(1)家具制造与板材加工和塑料加工行业是"2+26"城市"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的重点行业,这两种行业的企业数量分别占"2+26"城市6. 2×104家"散乱污"企业的35. 2%和15. 9%.(2)京津冀地区"散乱污"企业中砖瓦窑行业企业扣除环境治理成本后的产值利润率为2%,家具制造与板材加工行业企业扣除环境治理成本后的产值利润率为负值(-2%),均低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产值利润率;"散乱污"企业过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企业利润,扣除环境治理成本后,企业盈利能力很低,需要升级改造或予以淘汰.(3)规模越小的"散乱污"企业,环保治理设施与投入越少,这些企业也基本不缴纳税收,导致微小型"散乱污"企业的经济效益明显高于规模以上企业.(4)"2+26"城市"散乱污"企业中砖瓦窑行业企业就业职工数占规模以上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职工总数的9. 1%,家具制造与板材加工行业就业职工数占规模以上家具制造行业职工总数的50. 3%."散乱污"企业的取缔整改,将对"散乱污"企业集中分布地区的劳动就业产生一定影响.研究显示,"散乱污"企业过去总体上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经济效益的黑色经济.

区域水环境治理成本核算及分析

采用单位成本分析模型对2000-2007年西安市的水环境治理成本进行了核算,并对核算结果从水环境治理成本的总量与结构两方面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这8 a中,西安市对水环境治理投资的力度不断增大,但分布并不均衡;水环境治理的资金缺口整体上呈下降趋势,并经历了从增大到减小直至基本稳定这一过程;在某一时间点的水环境治理集中投资有其较长时间的环境效应;在这一期间,西安市对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治理投资力度总体上都在增大;2006年实际治理成本占当年所需治理成本比例突然减小（虚拟治理成本占当年所需治理成本比例突然增大）的主要原因均为该年工业废水未达标量增加过多;2004、2005年实际治理成本占当年所需治理成本比例突然减小（虚拟治理成本占当年所需治理成本比例突然增大）的主要原因均为生活污水处理量降低过多。

交易成本的视角: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成本的控制

在政府治理过程中,存在着大量因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理性及讨价还价所产生的交易成本,这种成本是政府治理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交易成本作为一种摩擦成本,不利于整个政府治理的运作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是控制政府治理成本的关键。大数据时代,可以为政府和选民双方提供大量直接、有效的数据信息,且能够对政府治理交易成本各构成部分产生积极的影响,减少政府治理中所产生的交易成本,从而降低整个政府治理成本。

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流失治理模式、治理成本及效益分析--以米脂县高西沟流域为例

通过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流失治理典型——陕北米脂县高西沟的水土流失治理措施配置模式、治理成本和治理效益分析，认为水土流失治理措施配置模式应由治理目标所决定，不同治理目标指导下的治理模式将产生不同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针对水土保持效益的多重性、连动性、交叉性和互动性等特点，提出水土保持效益评价原则；依据该原则，估算以粮食自给为目标的治理模式，其投入治理成本是65.70万元/km^2，5-6年内可收回成本；此时治理流域基本达到泥不下坡，水不出沟，林草覆盖率达到40%-50%，粮食自给，年经济收入3 000元/人左右的生态和经济效益。治理区虽全面治理达标，但经济收益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单纯依靠水土保持难以达到全面小康，这是值得有关部门应深思的问题。

一股独大不利于公司治理吗——基于持股模式和两类治理成本的经验证据

一股独大现象是中国上市公司的典型特征,如何看待和应对该现象是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亟待回答的重大问题。利用2003年~2013年的大样本数据,依据实际控制人持股和竞争性股权的比例将持股模式分为四类,以研究不同模式的一股独大在两类公司治理成本方面的差异。结果表明: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的绝对控股和集中型相对控股模式具有两类治理成本“双低”的特征;分散持股模式和大股东持股比例低的分散型相对控股模式具有两类治理成本“双高”的特征,且分散型相对控股模式的第二类治理成本最高。股权分置改革有助于改善治理环境和降低治理成本,但对不同持股模式和不同治理成本的影响有差异。研究表明,不能简单否定一股独大,而应区分模式看待。高持股集中度下的一股独大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但低持股水平下的一股独大可能带来严重的两类公司治理问题,应作为监督管理之重点。

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成本研究

公司治理成本分为公司治理机构的组织成本、总代理成本和协调决策成本三大部分。与非家族企业相比,家族企业治理成本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代理成本相对较低,决策成本和协调成本随着企业的发展而不断增大三个方面。在治理成本的应用中,政府应充分考虑家族企业治理成本的表现特征对企业评价体系的影响,而家族企业则要重点寻找本企业的适度治理成本以加强公司治理建设。

环境污染物单位治理成本确定的方法研究

污染物单位治理成本的确定是环境污染成本核算的关键,也是难点。污染物边际处理费用函数和排污收费标准为确定污染的单位治理提供了两种思路。两种方法各有优势,在实际的污染成本核算中要根据所掌握信息选择性地加以运用。

基于治理成本和排污收益的排污权交易定价模型

分别从治理成本和排污收益的角度,构造了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定价模型。通过凸规划的库恩-塔克条件,求得污染控制区的最佳污染削减方案和最优排污分配方案。拉格朗日乘数u0和λ0具有相同的数值,分别等于排污企业的边际削减成本和边际排污收益,它们可以作为排污权交易市场定价的重要依据。

发达国家畜禽养殖业环境政策与我国治理成本分析

"十二五"期间,我国将畜禽养殖纳入主要污染物减排管理体系,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带来良好的契机。通过分析总结国外发达国家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环境监管体系和资金管理体系特征,提出我国"十二五"期间的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治理成本构想。

考虑环境治理成本的碳税设计

关于是否开征碳税的论证由来已久,我国预计将在2020年全面启动碳税工作。文章基于国内外的碳税研究与实践,提出考虑环境治理成本的碳税设计思想,依据二氧化碳排放数量与环境治理成本数量关系,预测我国未来碳税水平。研究发现包含环境治理成本的碳税大体上与环保部确定的高税率接近,而从长期趋势来看,远远低于欧盟国家的碳税水平。因此,有必要在设计碳税时考虑环境治理成本,通过税收调节实现政府财税与环境治理的"双重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