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方式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分异效应

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途径之一。社区是推动居民垃圾分类和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关键场域。基于“2019年上海居民垃圾分类行为”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不同社区治理方式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社会性治理方式对垃圾分类行为产生直接效应,并通过社区参与意愿、网络参与意愿对垃圾分类行为产生间接效应。房价和房龄调节了社会性治理方式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效应,呈现了“熟人社区”“陌生人社区”和“半熟人社区”社区分异效应,形塑了“弱动员、强参与”“强动员、强参与”“强动员、弱参与”的多元主体行动逻辑。该研究能够为构建因地制宜、社区多元共建、共治、共享的垃圾分类实施政策,有效引导社区居民绿色低碳行为,促进社区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提供借鉴和政策参考。

加快推进政府治理方式创新

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根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要求,抓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在各方面改革相互协同配合中系统集成地部署,促进政府治理方式创新,完善宏观调控治理方式、市场监管治理方式、社会治理方式、公共服务方式、生态环境治理方式,通过法治、政策、数字化、绩效、预算、标准等路径,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政府治理方式,提高政府治理科学性和有效性。

传统龙舟组织活力激发与基层政府治理方式创新的协同机制研究

本文旨在探讨传统龙舟活动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与基层政府治理方式创新之间的协同机制。本文研究了传统龙舟组织与基层政府在活力激发和治理方式创新方面的合作机制。通过政府支持和资金拨款、场地和基础设施提供、许可和许可证管理、安全和紧急救援、市场推广和宣传、文化传承和教育项目、社会责任项目、效果评估和改进以及协调与沟通等方式,建立了有效的协同机制,以实现龙舟活动的有序进行和社会效益的提升。

规划赋能:党建引领的乡村治理方式创新

传统的运动式治理难以满足乡村振兴长期事业的需要,急需一种从乡村自身出发,与之相匹配的治理方式。规划赋能是一种将“规划”理念嵌入乡村治理,以规划赋能于乡村治理的创新方式。对粤中X区村级规划编制过程的考察表明,村级规划是在基层内生治理能力弱、农民主体性缺失的背景下产生的。乡村振兴战略、村级换届以及组织支持是村级规划编制的现实基础。在党建引领下,村级规划通过战略性治理、协同治理、灵活治理以及精细化治理的实践机制,促进乡村治理主体从被动治理到主动治理,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参与的转变,从而赋能于乡村治理。规划赋能为乡村治理有效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社区禀赋、目标价值与治理方式

本文试图发展“社区禀赋—目标价值—治理方式”分析框架,以分析探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可能路径。借鉴嵌入性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聚焦城乡社区这一基层分析单位,从嵌入性和资源依赖性视角出发,分析城乡社区在特定禀赋条件下的环境特征、资源依赖特征、社区运作重点、存在的问题及治理水平情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特定禀赋条件下社区发育程度及与之相匹配的社区目标价值;最后将社区禀赋、目标价值与治理方式进行对位匹配,形成全新分析框架。本文认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与城乡社区的禀赋优势、目标价值及治理方式密切相关,三者的对位匹配将有益于治理有效性的提升,错位匹配将导致治理低效、治理失效甚至无治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升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应根据基层城乡社区的禀赋优势特点及目标价值需求,对位匹配相应的治理模式,如此方能促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以治理方式智能化促进社会治理精准化

党的二十大强调,“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为优化社会治理、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以治理方式智能化促进社会治理精准化,是在复杂时代背景下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逻辑、新要求。为深入贯彻新时代新要求,应充分认识推进社会治理精准化对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性,解析治理方式智能化对社会治理精准化的促进作用,探索以治理方式智能化促进社会治理精准化的关键对策。

社区治理方式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及启示

目前,我国城市垃圾分类还存在着意愿与行为之间较大的分离性。社区作为社会基层基础,与基层人民群众面对面直接接触,也是群众工作的第一线。社区要运用议事协商、组织动员、整合资源和联系服务群众等方式,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群众自发参与垃圾分类;通过科学的社区治理方式来影响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增强垃圾分类的科学性、准确性,为生态环境保护贡献基层智慧和力量。文章分析了社区治理方式,探讨了社区治理方式对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及启示,对做好新时代社区治理,推动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养成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农民接受闲置宅基地治理方式的意愿及影响因素

农村闲置宅基地治理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全国9省551份调研问卷数据,运用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民接受闲置宅基地治理方式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民接受意愿取决于农民依其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对某种治理方式的未来收益和成本状况的预期。农民接受有偿收回和流转方式的可能性要高于其接受无偿收回和撤并零散居民点方式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年老的农民和主要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接受无偿收回方式的意愿较高;农民拥有宅基地处数越多,接受撤并零散居民点和有偿收回方式的意愿越高;初中及初中以上教育程度和了解"一户一宅及面积控制"政策的农民更倾向于接受无偿收回和撤并方式;东部地区农民较之西部地区农民更愿意接受流转方式,中部地区农民则更愿意接受撤并和有偿收回方式;郊区农村的农民接受流转和撤并方式的可能性较大。因此,今后要根据农民经济、教育、就业状况和所处地区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农村闲置宅基地治理政策。

从“两规合一”到“多规合一”——上海城乡空间治理方式改革与创新

空间规划和空间规划的编制实施管理在城乡空间治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上海通过市-区-镇三级"两规合一"和以"上海2040"编制为契机的"多规合一"两个工作阶段,系统研究梳理了空间规划的编制实施管理工作。从统一规划体系、协同技术手段和简化行政程序3个方面入手,探索了横向上以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为主体、融合其他专项规划,纵向上以空间规划体系深化落实空间布局和各项空间政策,贯穿规划编制、实施、监督的全过程的空间治理方式的系统性变革。

现代国家构建视域下的草场生态治理方式变迁

国家政权建设,并非只涉及权力扩张,更为实质性的内容是它涉及权力本身性质的变化。伴随着近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进行,草场生态治理方式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从传统社会的多维治理,到革命时代的国家强制,再到改革时期的市场化运作。同时,草场生态政策出现了"再集中"的趋势。基于现代国家构建的背景,未来的草场生态治理有必要尊重牧民权利,增强牧民集体行动能力,强化地方基层政府的功能,进而实现牧民与国家,特别是与地方基层政府间的良性互动。

乡镇驻村制与基层治理方式变迁

驻村制是由解放初期的农村"工作队"演变而成,是一种反官僚化运作的工作方法,更是中国共产党"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化运作机制。然而,从目前驻村制的运作特点看,原本"反科层化"运作的驻村制已经越来越具有科层化运作的特征。随着秉承"走群众路线"的乡镇驻村制向科层化演变,乡镇治理方式和乡村关系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乡镇干部也从具有乡土气息的农村干部逐渐演变为远离村庄与村民日常生活的现代公务员。虽然这一演变形式上符合现代官僚制组织的特性,但实质上远离了群众路线,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变得愈加松散,乡村社会的各类治理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治理主体的改变与治理方式的改进——“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内在逻辑

传统社会组织管理体系建立的是"仿单位制"的庇护—依赖关系,它只是治理方式匮乏之际的无奈之举,不应当成为一种长期战略。北京市"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的核心思路,就是通过改变治理主体来改进治理方式;但是治理主体的改变,必须以治理方式的改进作为配套。

新加坡与中国国家治理方式变革的比较分析

新加坡的比较价值在于它的治理方式与我国有基本的相似之处,治理体系有较高的现代化水平,而且也走过了一条渐进式转型与改革之路,这种相似案例的比较在相关的案例设计和比较框架中最容易离析出量性差异或可操作性经验。两国国家治理方式变革的相同之处表现在:都是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以强国家来推进现代国家建设、推进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进程。两国国家治理方式的不同之处表现在: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包括建立责任型政府、民主化、法治化、市场化和社会组织的发展方面,新加坡的改革更早也更为深入和成熟,其特点是从强国家弱社会向国家与社会相平衡的方向发展。这对于正在沿着这一方向进行改革的中国来说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合作制组织建设与治理方式变革

从管理到治理反映了人类在管理公共事务方面的巨大变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标示出公共管理关系的变化,但多元治理主体只表明政府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它并没有说明多元治理主体的治理方式。合作治理则回答了后工业社会公共管理主体如何治理的问题。而合作治理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形式,意味着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才能使合作变为现实。合作制组织的网络式结构、组织边界模糊化、组织的开放性以及差异性原则向我们展示出其可能的图景。在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合作治理过程中,迫切需要通过加强合作制组织建设来推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

行政审批权力下移与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以当前我国扩权强县政策为中心的研究

为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和治理方式。当前我国行政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将行政审批权力下移,施行扩权强县政策。但由于现行政府层级管理中存在着体制性与结构性问题,如省级政府制度供给不健全、县域公共管理基础薄弱等,使扩权强县政策真正落实遇到困难。这就需要重新考虑行政区划与政府机构的设置,不断探索县域新型财政体制的构建和各级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在分权与赋权结合的基础上理顺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逐步下放行政审批权,以促进我国政府治理方式的根本转变。

自然灾害救治与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

作为突发公共事件之一的自然灾害,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作为危机事件的当然管理主体,地方政府是实现灾害救治重任的最直接的担当者。我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自然灾害的频频爆发,对地方政府治理方式提出了挑战。应积极采取应对策略,变革政府治理方式,以更好地应对灾害。

社会治理方式创新不能触碰法律底线

在实践中,行政机关经常会面临着新方式是否合法的困惑。为应对这一困局,需要认识到实体法上对不同方式的合法性评价标准也不相同。通过程序制度对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进行规制,设置行政内部监督、立法监督以及行政诉讼等机制对创新的社会治理方式进行审查监督。

基于资源配置理论的广场舞治理方式探析

基于资源配置理论对广场舞治理方式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广场舞健身资源属于体育公共资源,其资源纷争与矛盾问题反映的是公民体育权力资源、空间资源与治理资源的缺乏。广场舞的治理目前有政府主导治理、政府引导与社会自治,以及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自治三种模式,政府在公共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宏观主导作用,以服务促管理;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居民或村民委员会以及个人,则通过自主治理、共同协商、自我规约等方式践行治理主体职责。

论加入WTO对我国政府治理方式的影响

WTO具有一套通过政府之间谈判 ,由政府制定规则并达成协议的运行机制。实施WTO规则 ,离不开成员国政府的积极努力和作为。按照 WTO提供的一系列规则和原则来运作 ,对于我国政府现行的治理方式必然形成巨大的冲击波。需要我们从新的高度和新的视角 ,思考和推进管理理念、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