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法定原则三阶:中西协商民主税收立法史辨

税收法定原则是人类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完善的必由之路,其制度基因密码是协商民主。税收法定原则呈现出两个层面的三级阶梯递进模式:在法律层面,它包含议会自主立法、授权立法、平移立法三级立法模式;在政治层面,它经历英国、美国、中国三级协商民主政治制度。科学理解税收法定原则应当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既客观肯定英国古典税收法定原则的历史进步性,又充分关注美国现代税收法定原则的时代变革性,同时还应当甄别其由阶级局限性和政治保守性决定的反协商民主的阶级本质。新时代中国税收法定原则具有包容、吸纳西方先进历史经验的开放性,能够全面、真正践行协商民主,在全国人大主导下,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热情和智力,实现税收立法效率最大化和立法质量最优化,真正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论税收法定原则的强度

税收法定原则若要落实到位,必须准确把握税收法定原则的“质”与“量”。目前,各方对税收法定原则的“质”即内涵已经达成高度共识,但对税收法定原则的“量”即强度尚存较大争议。从税收立法的“公—公”维度和涉税契约的“公—私”维度考察税收法定原则的强度,可知其并非全有全无或非此即彼的状态,而是一种从刚性法定到弹性法定渐变的状态。对税收法定原则“量”的如此把握,将有利于税收法定原则的精细化落实。

税收法定原则之内涵与进路

税收法定原则与现代国家相伴而生,是民主法治理念在税收领域的体现。近年来,我国明确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这就需要以理顺该原则发展脉络为前提,进而明确其本质内涵在于对征税权在规范的基础上达到有效控制。现阶段,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存在着现实问题,横向授权立法上表现为比例失衡、内容宽泛、转授权情况普遍;纵向分权立法上表现为地方机关立法权限狭窄、无实质立法权、行政机关主导税收立法。因此,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的落实应当在梳理理论发展、明晰本质内涵、剖析现存问题的前提下,完善税收法律体系,实现对授权立法的有效规范,合理扩大地方立法权限。

对物权法定原则的重新审视

物权法定原则之始初的目的是整理旧物权,防止封建物权的复活。在现实生活中,物权法定主义获得了保障交易的便捷、安全等实证上的优点。但是物权法定主义因其对物权种类和内容的限制也导致了物权法的僵硬性,而我国正处在激烈变革的社会转型时期,新型物权不断在实践的探索中形成,物权法明确规定物权法定原则,必然会抑制新型权利的出现。如何在物权法定模式下实现当事人一定程度的私法自治,对新出现的物权种类在法律上及时总结、承认,从而适应社会的演进,是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物权法定原则下对船舶优先权法律性质的再思考

船舶优先权的法律性质问题在《海商法》出台30年后的今天仍争议不断,但《民法典》的出台整合了民商法体系在单行法时期的碎片化思维,使民商法的法律体系得到统一。在此基础上,应从民商法体系出发,对船舶优先权的法律性质再次进行从宏观到微观的思考。基于体系层面的思考方式,以物权法定原则作为思考视野,借鉴国外立法与实践的有益经验,通过比较法分析得出,船舶优先权在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下既非物权也非债权,目前只能将其认定为一项具有担保物权功能的民事权利,而造成该结果的原因系在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及物权法定原则的限制下,对船舶优先权的具体性质归属欠缺体系层面的依据。这一问题需要通过在《民法典》中增设优先权这一担保物权种类或缓和物权法定原则予以解决。

税收法定原则下的行政立法:容许性、类型与范围

税收行政立法的设定不仅推动着实质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而且关乎着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治政府建设的步伐。基于税收法定理论和对现行立法的实践观察,行政立法被税收立法体系所容许。根据权力来源的不同,税收行政立法分为职权立法和授权立法。我国适宜采用宪法性法律+税收基本法+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的授权立法模式。税收职权立法范围限于授权立法以外的执行性法规。基于发挥行政立法的优势,国务院制定的税收行政法规范围应限于特殊税种新设试点、税收优惠细则、紧急征收关税、税法实施细则。财税部门颁布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不得逾越法律法规,不得影响公民权利义务,并需严格控制其发布数量。

税收法定原则的制度逻辑和实践路径

税收法定原则孕育于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进程中,是税法领域的基础性原则,也是我国宪法财产权保障原则在税收领域的具体体现,更是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在中国语境下贯彻税收法定原则,需要深入推动科学民主的税收立法和严格规范的税收执法,还需要重点推进税收领域的专业化司法建设,形成具有公正性、妥适性和有效性的特色判例和司法解释制度。我国现行税法中大部分税种已经立法并颁布施行,这意味着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逐渐进入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在新时期,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不仅可以使中国民众的纳税人观念得以普及,亦会促进全民税收守法理念的形成。将税收法定原则全面、完整地贯彻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全过程,是新时代重塑税收法治秩序和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

税收法定原则新探

我国财税部门前不久短期内连续三次提高成品油消费税,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尚未形成共识。税收征纳是国家与纳税人之间联系最密切、矛盾最突出、冲突最激烈的关系之一,税收法定原则是各国协调这种关系的首选方案。目前税收法定原则已经从形式要件原则发展到实质要件原则。在我国税收法定原则已经基本得到确立,但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应通过正当程序原则的保障,将实质税收法定原则落实到税收法治全程。

我国物权法定原则缓和可能性之考察

在物权法文本中,存在着诸多与物权法定原则的要求相冲突的缺口和裂缝,从而为物权法定原则的缓和的可能性留下了空间。中国语境中的物权法定原则具有很强的政治原则面貌,政治决策的灵活性和多变性增加了物权法定原则缓和的可能性。而通过对物权法定原则的维护交易安全功能的解读,可以限缩其适用范围。《物权法》第117条关于用益物权的抽象规定对于缓和物权法定原则有着积极的意义。

罪刑法定原则的程序性思考

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是三权分立、心理强制,以及民主主义与人权尊重主义。权利保障机能优先的观念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也是当今罪刑法定原则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

论地役权对物权法定原则之补充

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法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原则,主要是指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直接规定,当事人不能自由创设,也不能变更。这一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在土地利用中的协议自由。地役权的客体范围广泛,权利内容也不确定,为当事人灵活协议、更好地进行土地资源利用提供了空间,对物权法定原则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随着物之利用形式的不断变化和创新,地役权的优越性已日益体现。

税收法定原则与我国税收立法完善

完善税收立法是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从而实现法治财政的关键,通过对比我国与美国的税收立法,研究了我国税收立法权、税收立法体系和税收立法程序的现状,分析了我国现行税收立法中存在的观念误区和实践偏差。我国的税收立法都是在税制改革进程中进行的,基于税制改革变动性与税收法律相对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本文提出完善我国税收立法的路径,以利发挥税收立法对我国税制改革的指引和推动作用。

税收法定原则:英国19世纪的演进及启示

19世纪英国引入了现代所得税,国家与人民之间的财政联系更加紧密,同时也更具张力,传统上保护纳税人权利的税收法定原则有了新的发展。论文探讨了税收法定原则表述的形式,上议院财税议案审议权的衰落,以及下议院财税议案审议权面临的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以充分保障纳税人的宪法权利是一项需要探索的新任务。同时也探讨了英国19世纪税收法定原则发展的经验对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启示。

论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兼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

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不仅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而且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方法性原则。该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始终,贯穿于知识产权的所有制度与规范之中。它是一种对知识产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赋权的方法,体现了知识产权立法的显著特点。将该原则确立为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其正当性。该原则具有重要功能,对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进行正确分析和定位,能够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应选取适当的立法模式,应不断创设和确认知识产权的新权利类型,应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并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应符合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趋势。

在意思自治与法律强制之间——关于物权法定原则的思考

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法的一项古老原则,曾被认为是我国制定物权法立法过程中最少争议的原则。但一段时间以来,对该原则的质疑多了起来,有人认为物权法定原则造成了物权体系的封闭和僵化,限制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客观地说,在目前,坚持物权法定比允许物权自由创设更符合我国的实际需要,能够更有效地保证交易安全和交易迅捷,有效地控制交易成本,从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物权法定原则

物权法定原则决定了物权法的基本性质与特征,也严格地限制了当事人在创设新型物权、改变既有物权之内容等方面的意思自由。物权法定原则的内涵是指物权的种类、内容、效力以及公示方法由法律规定,原则上不能由法律之外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规定,也不能允许当事人自由创设物权的种类以及确定物权的内容、效力和公示方法。作者比较了物权法定模式的表述方式和基本功能,并认为我国物权法中物权法定中的“法”应当被主要限定为法律;司法解释应当具有一定的创设物权的功能;判例不能创设物权。当事人关于物权设定的约定违反物权法定原则的法律后果,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来确定。

程序法定原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由于刑事诉讼涉及公民一系列重要权利,程序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的重要原则,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对刑事诉讼程序提出要求,这不仅是诉讼公正理念的体现,也是诉讼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外国有关程序法定原则的立法及适用情况相比,我国在程序法定原则的贯彻、实施方面还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

论地役权对物权法定原则漏洞的补充

物权法定主义是物权法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原则 ,主要是指物权的种类及其内容必须依法律制度 ,当事人不能创设 ,也不能变更。这一原则使当事人在土地利用中协议自由受到很大限制 ,地役权具有权利内容不确定的特点 ,为当事人协议利用土地提供了空间 ,对物权法原则起很大的补充作用。

物权法定原则存在的必然性

物权法定原则是指物权的种类和内容必须由法律统一地规定。基于物权法定原则的存在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同时具有显著的现实功能,我国的物权立法必须坚持物权法定原则,以此梳理现有的物权种类,确立稳固的物权法结构。

法治视野下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定原则

处罚法定原则是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处罚法定原则,既不符合法治原则的要求,也有违世界立法例。用以事实为依据原则替代处罚法定原则的模糊态度,意在为执法者授予一般管辖权,但因此使执法者有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解决之道在于及时修订法律,以保证执法者必须遵守处罚法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