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证据制度与司法公正和权威的关系

公正分别为分配公正、程序公正与互动公正;权威有理论权威与实践权威、事实权威与正当权威等常见的划分。近有学者认为,法定证据制度对司法公正与权威颇有裨益。事实上,法定证据制度对司法公正和权威并无促进作用。

南宋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管见——兼论中国古代不采法定证据制度

南宋末年成书的《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汇集南宋后期福建、湖南等地有名望的地方官理断民讼的判词一百三十二件,是我们研究宋代乃至中国封建社会民事诉讼活动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司法官重视证据的收集,审查和使用的材料,尤其值得注意。

对法定证据制度认识误区的反思

传统理论对法定证据制度存有较大的误解。但事实上,法定证据制度的认识论基础应是原始经验主义;裁判者对之也并非完全机械地操作,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不管制度如何设计,裁判者在进行证据评价时其经验要占据重要的位置。为保证裁判者对案件事实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并进而作出具有合理性和可接受性的结论,不但要重视审判经验的提炼和推广工作,还要继续完善制度建设,加强规范性制约。

从个案看法定证据制度的缺陷及其评价——兼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7条

法定证据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与封建社会纠问式诉论程序相伴而生的一种证据制度,由于其单纯强调对法官在评价、判断证据时的主观随意性的抑制,而事先以法律的形式规定证据的证明力和各种判断证据的规则,导致形式化。这种证据制度虽能有效解决法官在评判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的主观臆断和恣意,但却在发现案件真实上陷入了困境,致使其不免被历史所淘汰。

法定证据制度辨误——兼及刑事证明力规则的乌托邦

自十三世纪起,欧洲各主要国家的立法者相继在刑事证据立法上确立了十分精确的证明力等级体系,详细规定了每种证据形式的可采性、不同种类证据在诉讼中的证明力以及证据间出现证明力冲突时的优先取舍问题,即所谓的法定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在欧洲运行了数个世纪,受到了诸多质疑和批判,但不少反对意见系建立在对该制度误解的基础之上,应予以澄清。法定证据制度对中国时下的刑事证明力规则建构具有较强的反思意义。在本质上,刑事证明力规则便是将法官对证据的自由评价绝对客观化、立法化,这与刑事犯罪的偶发性及不可预期性有着根本的冲突。历史证明,立法者不可能在刑事诉讼中确立一套普适的证明力规则。

对法定证据制度的再认识与证据采信标准的规范化

大陆法系国家在16世纪实行的法定证据制度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与自由证明模式相比,法定证明模式有助于提高司法的公正性、可预见性和权威性。中国证据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走向法定证明,而实现证据采信标准的规范化则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

法定证据制度辨误--兼及刑事证明力规则的乌托邦

自十三世纪起,欧洲各主要国家的立法者相继在刑事证据立法上确立了十分精确的证明力等级体系,详细规定了每种证据形式的可采性、不同种类证据在诉讼中的证明力以及证据间出现证明力冲突时的优先取舍问题,即所谓的法定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包括三项核心内容：其一,法定的证据形式;其二,法定的证明力规则;其三,刑讯程序中酷刑的应用。法定证据制度在欧洲运行了数个世纪,受到了诸多质疑和批判，但不少反对意见系建立在对该制度误解的基础之上，应予以澄清。

从法定证据证明标准之兴衰看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证明标准

目前我国的社会环境与欧洲大陆国家法定证据制度时期有某些相似之处,同样面临着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不足,刑事诉讼程序运行的确定性和统一性缺乏的问题。外在的、客观的标准不仅能减少法官的主观性,弥补司法公信力不足和权威缺乏的问题,还能使诉讼程序的运行更有确定性,提升裁决结果的可预测性,进而从整体上促进公正判决。证明标准的制定也与刑罚体系有关,我国目前仍保留死刑,刑事审判中适用死刑的可能性仍旧较大,需要有更为严格和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等法律法规通过明确证明对象、明确证明规则、具体化证明要求等方法将现行证明标准进行了客观化,笔者认为,接下来努力的方向应当是建立健全证据规则、严格的程序规则。对于死刑案件,则应通过增加裁判者人数、严格死刑案件的裁判和审批程序和构建相应的证明规则达到恰当客观化现行证明标准的目的。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特点

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无论在法学理论,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部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司法实践中,它是立案侦查、批捕起诉、审理判决的基础和依据。但是,关于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名称、性质、特点,及其创立和发展过程,在法学界说法不一。

诉讼证据制度发展沿革考

中外诉讼证据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神示证据制度阶段、法定证据制度阶段和自由心证证据制度阶段。不同阶段的证据制度产生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其各自的特点。本文主要介绍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诉讼构造下人们曾经和正在使用的不同证据制度的基本内容,并对此作出评价,试图展示给读者一幅关于诉讼证据制度发展沿革的脉络图。

我国刑诉证据制度宜定名为综合证据制度

我国的刑诉证据制度,长期以来被称为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实事求是,是我国各项工作必须遵守的指导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必须把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到每一个具体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去。可是,如把我国的刑诉证据制度,称之为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这就值得商榷了。实事求是证据制度,并不能反映我国证据制度的特点,这里涉及到应当怎样认识我国刑诉证据制度的问题。刑诉证据制度是指法律就取舍、判断和运用证据来查案定案等所作的一系列规定。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证据制度产生以前,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刑诉证据制度:神示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和自由心证制度。神示证据制度,是指借助“神”的力量来考查当事人以确定其是否有罪。

证据制度之历史演变

证据制度作为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人类社会诉讼活动的出现而产生,并随着诉讼形式的更替而不断演化。本文试图从证据制度发展的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找到一条比较清楚的脉络,以供人们在了解和掌握这一问题时参考。 纵观整个证据制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证据制度的发展是围绕着如何判断证据的证明力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展开的。基于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也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证据制度。

我国刑诉证据制度不宜定名为综合证据制度

《法学季刊》一九八六年第一期,发表了王黎明同志的《我国刑诉证据制度宜定名为综合证据制度》一文(以下简称王文),读后颇受启发,但对文中的一些观点不敢苟同,现提出我们的看法,以供商榷。刑诉证据制度是指法律对于证据、证据来源、证据种类以及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所作的规定的总和。我们认为,刑诉证据制度的定名应反映出该种刑诉证据制度的本质特征。纵观历史上出现过的几种刑诉证据制度,无一不是遵循这一原则而定名的。神示证据制度之所以称之为“神示”,是因为在这种证据制度下,

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应当如何定名

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长期以来被称作是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实事求是,是我国各项工作中必须坚持的指导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必须把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到每一个具体的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去。可是,把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称之为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许多同志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一称,并不能反映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特点。

对我国“实事求是”证据制度的反思

证据是正义的基础。人们常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可见证据在当代诉讼中的重要地位。纵观人类历史,证据制度经历了从神示证据制度到法定证据制度。

关于证据效力的研究

关于证据效力的研究裴苍龄证据效力是指证据在证明中所起的和可能起到的作用。证据效力的研究主要涉及证据力和与之有关的问题。证据力和与之有关的问题是证据法学的核心，是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下面就这个问题略陈管见，以期能４丈到抛砖引玉之效。一证据的自然效力和法律...

浅析证据适用之庭审认证——以刑事诉讼当庭认证和庭后认证为视角

一、当庭认证的概念 当庭认证的概念,主要有两种主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刑事诉讼的认证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法官对控方当庭举出的证据,或法院自行收集、核实的证据,经控、辩双方相互质证后,由法官确认该证据是否用作定案依据的诉讼活动。”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庭认证指合议庭在开庭审理中。

科学技术发展对刑事证据的影响初探

随着科技的发展及其不断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刑事证据制度的影响越来越大。科技影响了刑事证据制度的变迁;扩大了刑事证据的范围,使越来越多的非自然物进入证据之列;对于收集、固定和保全刑事证据,既提供了新的手段,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对于刑事证据的采信规则也产生了影响。从科技的角度研究刑事证据,可以为我国建立完善刑事证据规则奠定理论基础。

论中国特色的法官依法独立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首次明确地确立了具有可操作性的,中国特色的法官依法独立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该原则既体现了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又合理地借鉴和吸收了现代自由心证制度的理论成果和有益经验,并赋予其符合我国国情的内涵,既有重大的理论突破,又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该原则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平息了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对自由心证制度的争论,解决了民事审判实践中法官审查判断证据所面临的困惑,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自由心证”不是我国判断证据的原则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判断证据应否采取“自由心证”原则,目前,法学界存在着争论,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本文试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看法。“自由心证”也称“内心确信”。这一原则,是指证据的证明力及其取舍,法律不预先给法官规定使用的规则和标准,而由法官根据自己的“良心”、“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