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族复活与法律权威的建构

现阶段农村家族复活表现为家族观念的强化、家族组织的重建、家族活动趋于政治化以及乡镇企业家族化的倾向。导致家族复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薄弱的法制建设和农民对法律的肤浅认知所导致的法律权威的弱化。因此,应从立法、执法、司法和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等方面树立法律在农村的权威,以法制促民主,最终使农村家族得以消亡。

关于邓小平的法律权威思想

《宪法修正案》第１２条进一步明确了邓小平理论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地位。当前，认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的法律权威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法律要有权威性，这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在思想观念上应当首先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也理应如此。但是，从新中国成立到...

政治权威与法律权威和谐论

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实现,法律权威的实现过程中遇到的首要命题,就是政治权威与法律权威是否和谐的问题。当前我国政治权威与法律权威和谐问题研究的方向应该在于:分析现实中二者的不和谐因素,排除这些不一致的因素,由不和谐走向和谐。本文通过对党的权威与法律权威、党的政策的权威与法律权威的比较分析,认为党的权威与法律权威不能用谁大谁小一言概之,作为法治权威的构成要素,二者既要结构合理,又要功能互惠;一方面要明确政策对立法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在法律的实施中,政策的指导作用有一定的法律限度。

法律权威与公众法律认同问题研究

法律权威以法律认同为逻辑推演的起点,而法律认同又以法律具有权威为必要条件。法律权威与法律认同的良性互动以法在社会生活中能够产生预期的法律实效为前提。法律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缺乏实践权威导致公众对法律缺乏认同感,法律规范难以转化为民众公认的生活方式;公众对法律缺乏认同感、法治观念淡漠进而又削弱了法律权威。中国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乃是强化法律实践权威,提升公众法律认同感,使两者良性共契,及时摆脱目前互相弱化的恶性循环态势。

基于村民自治的乡村权威与法律权威博弈研究

1982年以来,以国家为主导的村民自治运动在国内已推行了20多年。然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代表的法律权威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却受到了来自乡村权威的挑战,它在权力来源、实施和监督整个过程中影响村民自治运动,甚至操纵法律权威。但乡村权威在乡村法治化进程中并不只有负作用,我们可以通过改进制度和相关法律保障的方法加强对乡村权威的控制和引导,在村民自治过程中促进乡村权威与法律权威的融合,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文明。

法律权威如何形成——卢梭法律观的启示

“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记录”是卢梭提出的关于法律的一个重要命题,从此,法律权威建立在人民意志的基础上,使法律获得了不同以往的新的权威。正确理解卢梭该命题对我们今天树立法律权威有重要意义。

论法律权威之确立

确立法律权威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素,法律只有促进国家意志与民众意愿进行良性互动才具有生命力。如果民众不认同法律权威,那么法律就只是国家单方面的意志,并不能真正定纷止争。长期以来,围绕传统儒家思想与西方法律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如何将法律本土化一直是困扰民众认同法律权威的根源。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在于公开民主地制定良法,让民众监督执法,提高司法水平,改进司法权的运行机制,提高民众运用法律维权的能力,共同构筑民众认同法律权威之路。

论法律权威的生成机制及其维护

法律权威是一个理念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性、机制性概念。法律的至上权威是现代法治的根本性原则。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以及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要求必须在全社会树立并坚持法律权威。法律权威可以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的内生机制与宪制、政治与监督保障的外促机制生成。坚持和维护法律权威必须在国家与社会生活中坚持法律至重、法律至上、法律至威和法律至信。

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法律权威与公正司法

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形成是30年法制建设的重大成就,但法律权威并未充分彰显。现行法律体系更大程度上是文本意义上的,更多依赖国家强制力撑持而获得形式上的普遍服从。法律权威应当是法律的内在说服力和外在强制力的统一。在规范和制度化特征方面,现行法律体系还有尚未形成内在一致的法律体系意义脉络、良性的吸纳和拒斥社会挑战的机制以及由中国社会多重二元性所导致的多重二元割裂等不足。法律权威树立依赖于法律制度化实施,但不能简单地将法律权威与公正司法等量齐观。若要仰赖法律权威推进司法公正,必须在澄清公正司法一系列问题的基础之上,遵循若干法治标准和进行有效制度建构才能实现。

论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中传统权威与现代法律权威之互洽——以青海涉藏地区为例

权威互洽是研究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中传统权威与现代法律权威关系的新视角。在民族地区,推进权威实现互洽,事关国家法制统一性和法治中国建设,事关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事关社会稳定、科学发展与长治久安。以青海涉藏地区为例,结合既有文献和调研访谈等资料,分析传统权威与现代法律权威互洽的缘由与逻辑,并从立法变通、司法变通、行政创新以及文化创新等方面提出两类权威实现互洽的路径。

法律权威在农村被弱化的原因探析

阐述了法律权威在农村被弱化的原因,指出了重新审读法律与农村社区文化关系的对策。

简论中国法律权威生成的理念基础

法律至上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和根本特征。法律是否享有至上权威,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实现法治的一个基本尺度。因此,努力树立起法律的至上权威,是中国法治化进程中应予实现的目标。在建设法律权威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学习、借鉴西方法治理念,在立法当中体现公平、正义、权利、自由、平等等价值,唯其如此,才能真正接受法律的至上权威观念。

法律权威内化于心的理论逻辑

法治致力于增进人的幸福,幸福生活乃是人民大众把法律权威内化于心的终极目标。法律权威能否内化于心,不是取决于外在权力的强度,而是取决于服从者的接受意愿,人民大众的认同接受乃是法律权威内化于心的关键。法律权威内化于心也意味着"外化于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法律权威的自愿服从是其内化于心的外在体现。法律权威内化于心的最为根本的基础条件即存在能够获得人们自愿选择的自律性的法律。在中国文化语境下思考法律权威内化的问题,需要作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积极而广泛的参与,需要从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从西方法治文明、也从当下中国社会所处的深层社会结构中汲取资源并进行自主创造。

论法律权威

当代中国 ,如何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是一件关系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大事。本文探讨了权威及法律权威的获得根据 ,并分析了中国迟迟未能树立法律权威的原因所在。据此 ,文中提出了从加强程序法律建设入手树立法律权威的观点。

论个人权威与法律权威

尽管权威的形式各异 ,人类社会权威类型不外乎个人权威与法律权威。两种权威类型均为一定社会所必需 ,均具有外在强制性 ,但其性质、品质以及生成方式不同。中国社会实现个人权威向法律权威的转换 。

维护法律权威的法治路径:依法治国的核心、重心与中心

坚持依法治国必须维护法律权威,维护法律权威就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两者之间高度融合,互为基础。维护法律权威是依法治国的核心、重心和中心,是实现法治的基本路径和关键环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首先必须树立和维护法律的权威,法治秩序的构建和法治精神的形成都依赖于法律权威的生成。

权威、法律权威与司法权威

自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司法公正树形象”、“维护司法权威”以来,司法权威日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前不久,上海市委于今年2月11日召开了题为“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的全市党政负责干部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强调指出,要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围绕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依法治市各项工作,不断提高上海法治化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此举的社会反响较为强烈。本刊特邀复旦大学法学院诉讼法研究中心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就司法权威的内涵和生成条件、司法权威的树立和维护等问题进行专门研讨,为司法改革提供理论参考。

论法律权威的形成根据

法律权威是基于法律的合正义性、法律的合理性,由国家强制力保证的,获得社会主体信服并一体遵行的至上性体现,法律的实质良善性是法律权威形成的伦理基础,法律的工具性是法律权威形成的效力根据,法律的社会性是法律权威形成的事实根据。根据法律权威的运行状态和形成机理,说明法律权威形成的内在根据是法律的合正义性、法律的合理性、法律的规律性;法律权威的外在根据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客观需要和国家强制力。

透视权力多元化时代的法律权威

权力不仅仅是国家或政府的属性,权力在分化过程中趋于多元化。为了在这种权力多元化时代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我们就更需要一个统一的权威来协调人们的利益冲突,组织人们进行统一的行动——这就是法律。

“遵守法律”与“法律权威”——从两部戏剧看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

剧情相似的《铡包勉》和《安蒂纲》表现了中西法律文化在国法、人情关系问题上的不同。从法律的外在视角、内在视角、法律实施的结果、法律的分类以及社会规范的产生和归属等方面分析两部戏剧,在"遵守法律"与"法律的权威"这个问题上,中西法律文化展现了完全不同的特点。在西方法观念中,"法律权威"虽然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但"遵守法律即是正义"是毋庸置疑的。而在中国法观念中,"法律权威"虽获得"识别"或"承认",但"遵守法律"却未得到普遍的接受与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