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时代算法推荐风险的法律治理

算法推荐技术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引擎已被广泛应用,但也引发一系列问题,关乎公民、社会和国家利益。当前算法推荐的法律治理政策呈碎片化,治理效果不彰,迫切需要梳理以构建科学的算法推荐法律治理体系。通过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揭示了五种算法推荐安全风险类型。基于此,构建了主体性法律治理、规则性法律治理和程序性法律治理三种工具,相互协同形成法律协同治理体系,提升算法推荐风险的法律治理水平。展望未来,需持续优化这三种工具的互动机制,规范算法权力行使以实现算法卸责,并推动算法透明度和可解释性的系统性建设。

新经济法律治理中的地方实验

新经济带来法律结构的变化、权利关系的调整,但并不必然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新经济的创新发展引发了新的法律回应,以共享经济某些领域的法律规制为例,当前的规制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制度效果,产业发展的规律、法律问题的识别、规制方案的提出、规制能力的塑造都会影响新经济的规制效果。基于我国的央地关系及地方竞争格局,可以在新经济治理中采用地方实验的治理路径。地方实验不仅局限于立法层面,还可以发挥地方司法机关的能动性,在新经济案件的裁判中,通过个案生成法律规则。对于地方实验的潜在弊端,可以通过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政策引导、公平竞争审查的制度约束、新经济治理工具的范围限定等方式加以矫正。

生物安全法律治理的国际经验与中国模式

全球生物科技变革给人类、动植物健康和生态环境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引发了生物安全治理挑战。各国不断调整现有政策,以适应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实现国际公约基本精神、国家生物技术发展政策、法律治理框架的有机结合。中国努力应对不断增长的内部技术需求和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加快改进完善法律和监管框架的进程,但仍存在在法规的特殊性、针对性、全面性和过度概括性之间保持平衡,在生物安全治理与生物科技创新发展之间保持平衡等困境。生物安全治理需从分裂的孤岛转变为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的多主体、多层次协同治理,软法与硬法相结合,构建多层次法律框架,促进公众参与和行业自律,构建多层次治理体系。

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法律治理

开源生态治理对人工智能法治建设至关重要。实践的发展引发了“开源”内涵的演化,应牢牢把握四种“基本自由”的基础内核。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构成具有高度复杂性,需充分考虑开源生态的关键特性和治理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法律治理框架。应全面考察治理需求、治理主体、治理方式、责任分配等内容,以发展为导向,以国际合作为推力,以敏捷治理为工具,以末端责任为守护,探索建立由若干机制构成的基础性制度框架,主要内容包括:开源类型辨识机制、开源许可限定机制、开源风险防控预案机制与政府社区合作治理机制,以应对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治理的复杂性。

权力规制与权利保障:教育大数据伦理问题的法律治理

教育大数据伦理问题是科技融入教育中的衍生产物。法律与伦理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耦合,法律是解决教育大数据伦理问题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教育大数据伦理问题的治理存在政策重视但专门性法律相对滞后、具体问题治理难度大等问题,有必要借助法律构建一套专门性的治理体系。大数据的应用为“教育权—受教育权”的法律关系赋能的同时,也对其原有的平衡造成了冲击。从权力的角度而言,在大数据去中心化和中心化的特征下,数字教育权出现了主体的扩张和内容的强化。从权利的角度而言,“主观权利”与“客观价值秩序”二分的基本权利功能理论更符合数字受教育权保障的需要,数字受教育权的“主观权利”是个人在法律上得以请求的基础,然而若要在复杂的数字时代实质保障数字受教育权,还需“客观价值秩序”提供相应的制度、组织以及程序的支持。

智慧城市数据的法律治理及其制度因应

在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视阈内,智慧城市数据的法律治理问题业已成为亟待关注与回应的时代课题。根据数据治理法治化说,就智慧城市数据的法律治理而言,应当破除“唯技术论”的迷信,以法律治理为手段,将“规则之治”与“技术之治”的要素加以深度结合,发挥国家数据局作为智慧城市数据中央中枢机构的统领全局之职能,强化各地智慧城市运营指挥中心的数据管理职能,构造蕴含人文主义因素的智慧城市数据法律治理新模式,促进公共数据(不包括个人数据)的合理开放与共享,最终建立契合数据伦理要求的智慧城市数据治理法律机制。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视阈下农村校园霸凌法律治理研究

校园霸凌事件的频发复发,已然成为社会共同面对且亟须解决的棘手问题。霸凌行为的发生,严重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侵蚀着被霸凌者的身心健康,侵犯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破坏着家庭关系的和谐稳定,必须运用法治手段予以惩治,发挥法律的强制、规范与保障功能。划定霸凌事件相关主体的责任边界,制定《反校园霸凌法》,实施保护处分制度,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治理现代化研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迅猛发展,全方位渗透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并对传统法律制度形成重大挑战,造成了现行法律制度与法治现代化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以法治现代化为导向推动AIGC的法律治理,制度转型、制度变革刻不容缓。法价值、法秩序、法动力层面的理论定向,为AIGC法律治理现代化提供法理涵养和功能定位依据,需要从人工智能治理与人类价值目标相一致、满足法治现代化的需要和国家现行法治制度对人工智能治理的需求等方面予以探讨。法治现代化价值需求、风险规制需求、新的规则秩序需求勾勒、型塑出AIGC法律治理基本框架,需要实现法治共识向制度的转化、构建有对应性的理论规则,有效拓展科技治理的内涵,以制度转化、制度增容、制度供给、制度耦合来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治理的现代化体系。

开源人工智能模型的法律治理

开源正在重塑产业格局并引领商业模式的创新,作为开源领域的新兴力量,人工智能正依托开源的资源汇聚能力和协同优势快速发展。然而,人工智能在开源环境下的健康有序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目前人工智能领域内的开源问题大都集中在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因此,需要在明确开源人工智能模型内涵和分类的基础上,审慎评估其正向价值和潜在风险。为构建科学严谨且适应时代发展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治理制度框架,我国应借鉴各国在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治理方面的既有经验,支持开源有序发展、明确风险管理责任与义务、推进多元主体协同发展、制定负面清单、推动形成国际开源人工智能联盟,从而营造公正开放的开源生态,确保开源人工智能模型的发展始终沿着安全可控、合法合规的轨道前进。

人形机器人的法律治理基本架构

人形机器人具有跨场景的通用性,可以在多种场景中与人类展开合作,可能通过全面的运用形成人机共生社会。在人机共生社会中,法律治理应当超出特定的场景设计,形成更具一般性的架构。跨场景应用的人形机器人在态势感知和情感识别方面的特征,决定了人形机器人的法律治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机器人。以此为出发点对人形机器人的法律治理基本架构进行设计,平衡技术发展与社会风险,形成合理的激励机制。

赛博人具身游戏成瘾机制的法律治理

从游戏对生存、娱乐与资本的发展影响来看,赛博人及其赛博行为已完全数据化,赛博人的身心在数字游戏中完全离场,仅成为资本增值的符号。尽管《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定义了“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但仅靠现有规制措施难以取得实效。相关治理还面临着赛博人选择沉迷的自由意志争论,存在着网络游戏巨大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平衡难题。在整体规制已成趋势的肯认下,宜依法稳妥有序推进网瘾障碍相关标准的建立,为网瘾侵权损害责任的伸张奠定基础,同时积极完善相关公益诉讼体制机制,提升算法行政能力并细化算法监管模型。

法律如何解开科技社会的“戈尔迪之结”——科技伦理下的法律治理模式

现代科技颠覆性地改变了人类所处的生活环境。技术理性与人类意义世界之间愈加明显的断裂,成为当前社会治理中难以梳理的“戈尔迪之结”。人类必须直面现代科技对法理和伦理的双重挑战,但传统视角下法律的稳定性和回应性特征已难以妥适回答其背后所隐含的人类理性与经验相悖离的问题。将法律系统的视角转换为具有反思性结构的程序自治机制,从而在实践中构建起“伦理先导+类型区分”的法律程序运作模式,即以伦理为程序导向、以程序为法理和伦理的沟通平台,根据社会行动主体和价值进行类型化区分,对于斩断“戈尔迪之结”似乎是一种有益尝试。

清代地方法律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以慈善组织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慈善组织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不仅发挥了施善的作用,也深深嵌入到地方法律治理之中。以养济院为代表的官办慈善组织,逐步打破原籍地收养主义,将军流人犯之年老、笃疾者纳入收养范围。各类民办慈善组织,则在治安维持与盗贼缉捕、司法审判与刑罚执行、命案检验与尸体管控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官办与民办慈善组织的创设与运转,均是官民互动的结果,展现了官民合作模式的动态演变,反映出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从地方法律治理出发,慈善组织被定位为发挥政府法律治理职能的延伸机构,带有明显的官方主导色彩。

自然资源数据法律治理的规范实现

研究目的:剖析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自然资源数据及其活动的形态演变,揭示自然资源数据法律治理的现状和主要困境,探讨自然资源数据法律治理的核心制度及其具体规则展开,以此为自然资源数据治理的规范实现提供理论支撑和实现进路。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法、文献分析法。研究结果:(1)自然资源数据从要素数据化(数智)到数据汇聚化(数治)再到治理智能化(智治)的形态演变和跃迁过程是自然资源数据治理的基础,对此自然资源数据法律治理应当回应安全价值和发展价值的不同制度需要,均衡规范和激励的不同制度功能;(2)我国自然资源数据法律规范群呈现出自上而下的上下等级型规范体系,以《数据安全法》等一般性立法为上位法统领,以《自然资源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等部门规范性文件为下位的特别法“延伸”,存在体系构建不完整、安全管理机制不明确、流通利用激励不充分等问题;(3)自然资源数据法律治理的规范实现应当以分类分级制度为基础,以安全管理机制和流通利用机制为关键性制度,形成安全与发展均衡协同的自然资源数据治理核心制度以及具体规则。研究结论:自然资源数据的领域性更强、公共性更高,自然资源数据法律治理应当逐步提升规范体系的位阶,补充部门规章层面的特别性立法,均衡规范性规则和激励性规则,更好发挥法治在自然资源数据治理中的功能作用。

应对气候变化的沿海和海洋生态环境国际法律治理与中国因应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第六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的综合报告指出,人类排放温室气体等活动已导致全球升温约1.1℃,致使全球每个区域都已感受到因人类活动而造成的气候变化影响。这一结论引发了国际社会在国际法层面治理沿海和海洋生态环境以应对气候变化的讨论。应对气候变化的沿海和海洋生态环境国际法律治理存在环境正义贯彻不充分、减缓和适应法律制度设置不平衡、国际法律规范运行状态不协同等问题。上述问题有两种潜在的解决方案:制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的新执行协定,明确缔约方负有应对气候变化的沿海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专门性义务;对既有国际法律规范进行解释和完善。但是,这两种方案各自面临着制定共识难以达成、气候变化应对义务和海洋环境保护义务混同的挑战。中国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沿海和海洋生态环境国际法律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之决定的指引下,可考虑通过国内参照性模范立法,以及向国际社会提出既有国际法律规范完善和解释的中国方案,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沿海和海洋生态环境国际法律治理的良性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体育科技风险的法律治理困局、框架与路径

在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下,体育科技成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体育科技在赋能竞技体育、全民健身、学校体育时也存在伴生风险。中国式现代化的体育科技风险治理应致力于实现伦理治理与法律治理的协同,完善以事后问责为核心的法律治理是当前体育法学研究的重要任务。现阶段,我国体育科技风险的法律治理面临法律规范缺位、法律归责机制阙如、法律责任形式单一等困局。为破解上述困局,本研究基于《体育法》的基本结构,构建涵盖竞技体育、全民健身、学校体育相关制度规范的系统性科技风险法律治理框架。结合框架提出治理路径:强化体育科技制度供给,进一步扩张法律规范;优化体育科技责任认定,进一步完善法律归责;深化体育科技柔性治理,进一步充实法律责任。

政务数据共享的风险逻辑与法律治理

从风险视角切入,重新审视政务数据共享的实践困境,正是缘于主观上的风险应对能力和客观上的风险化解程度。政务数据共享前承数据采集和存储分析,后接数据流通和开发利用,对政务数据共享风险的考量,既要立足政务数据自身的独特属性,也要关注共享过程中的风险集聚和再生。政务数据共享在技术维度的内生性风险和在实践维度的派生性风险紧密相连、息息相关,共同构筑了错综复杂、千端万绪的风险格局。对政务数据共享风险的法律治理,既需要尊重数据风险逻辑,理性对待数据法治;也应当遵循数据技术原理,切实完善数据立法;同时在法律实施中统筹规范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双重价值,从政府治理效能提升的综合角度,实现对政务数据共享风险的系统有效治理。

我国家族企业传承的法律治理模式选择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家族企业已成长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然而随着我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高峰的来临,家族企业传承的法律问题成了不容回避的领域。文章从世界范围内家族企业的普遍性出发,结合发展阶段、文化背景、制度参照,指出我国家族企业呈现出外部产权的绝对集中和内部产权结构的模糊、控制权高度集中、家族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高度一致等三个典型特征,并以“三环理论”为研究基础,从所有权传承、接班人选择、控制权增强机制、财富传承路径等角度,结合全球家族企业成功传承案例和我国家族企业现实需求,去探析更为符合中国本土家族企业长青的法律治理路径,为实践中家族企业治理的发展提供有益思考。

网红“野景区”产业链法律治理的困境与对策分析

近年来,网红“野景区”产业链的形成与发展,对我国旅游市场秩序、旅游资源合理利用以及游客权益保护均提出了挑战,对其进行法律治理的需求日益提高。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对网红“野景区”的治理工作予以重视,出台相关政策。但相关法律治理工作尚存在诸多困境与弊端,主要表现为:责任主体认定不明,部门间权责划分不清,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以及安全事故救助制度有待完善。我国对网红“野景区”产业链的法律治理工作可以从安全事故责任主体认定并厘清其法律依据,完善“野景区”风险防范机制,健全安全事故救助制度等多方面推进、展开。

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风险的法律治理

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治理已成为最具前沿性和紧迫性的议题之一。运用扎根理论对26份法律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建立了以“政府层—企业层—用户层”为主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风险法律治理架构。政府层构建安全治理机制、风险监管机制和长效规范机制以优化算法治理;企业层侧重事前预防、事中保障和事后审核以确保算法合规;用户层围绕算法素养、维权保障展开制度设计。未来应采取以下关键举措创新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风险的法律治理:加速制定算法标准和披露规则,促进政府协同监管;健全追责机制与试行监管沙盒,激发企业治理潜能;提升权利感知与改善举证责任,减轻用户维权负担;促进互动衔接与实现利益均衡,打破算法治理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