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法治浙江指数” 助推法治浙江建设

构建"法治指数"指标体系作为健全法治浙江建设的推进机制被写入《法治浙江建设规划(2020—2025年)》,对浙江法治评估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标。"法治浙江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应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结合中央精神与浙江实际;构建指标体系群组,增强指数建构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发挥内部评估、第三方评估(专家评估)和公众评估不同优势,合理安排评估主体和方法;兼顾指标体系逻辑性、集成性与操作便捷性、数据化,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注重被评估主体之间的可比较性,最大可能降低区域差异带来的结果偏差。"法治浙江指数"的运行应专班运作,并建立实施信息发布机制、评估人员回避制度和结果告知申辩机制等程序装置,改善"法治浙江指数"指标体系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加强对"法治浙江指数"的"再评估"和"法治浙江指数"公共数据的开放和利用,提升"法治浙江指数"的效用。

论地方法治的可能性——以“法治浙江”战略为例

“法治江苏”和“法治浙江”等战略的提出,使得地方法治日益成为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本文结合对“法治浙江”战略的分析,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论证了地方法治的可能性问题,认为:法治的渐进性决定了地方法治的必要性;法治的具体性决定了地方法治的必然性;地方的能动性决定了地方法治的现实性。本文同时认为,尽管实现地方法治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但其实现进程又在总体上受制于国家法治化的进程。

地方法治评价体系论纲——以“法治浙江”建设为例

建立地方法治评价体系有利于认识、评价、预测和推进地方法治建设。遵循法治统一原则、系统性原则、典型性原则和动态性原则,本文建立起了由民主完善、法制完备、公共权力运行规范、公民权利切实保障、法律职业严格保护等五个子系统、二十个具体指标的地方法治评价体系。

论“法治浙江”的法治环境评价体系——以湖州市法治环境评价为个案

建设“法治浙江”首先要对浙江的法治现状有个全面的把握,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的思路。因此,设计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首要的问题。在建立评价体系过程中,应主要结合我国现行法治系统运行机制将浙江法治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分为立法、执法、司法、监督、公民法治意识等五个方面的层次结构。并引入层次分析法,尽可能排除法治环境评价中的主观因素,建立判断矩阵,结合问卷调查、座谈会,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各影响因素的分值,最终得出评价结果。同时,还需进一步完善法治环境评价体系,使评价体系更加科学合理,使“法治浙江”的建设更具科学性。

“法治浙江”的核心是什么

“法治浙江”的努力不是没有出现法治割据之误区的可能,避免此误区首先需要廓清一项合规律的解释方案。“法治浙江”不应无视法治规律而使法治行政区划化;应在国家实定法秩序的藩篱之内,以地方立法为核心,聚焦于地方国家机关的权力运行。在此基础上,除了体现浙江风格之特色式经验外,尚应关注制度空间所允许的超越一省之域的先行式经验的摸索;探索之余,“转化意识”十分重要,即适时地将成功经验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

区域法治与刑事政策区域化——以“法治浙江”为模本

区域法治是指在一个政治协调统一的地域内,为体现统一的法律精神,由不同区域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适合本区域的法治规则和制度,对社会进行治理的方式。它是区域主义理论的应用。“法治浙江”是依法治国区域化的政治策略,是立足浙江实际落实法治国家目标的具体实践。刑事政策是服务并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后保障手段。以浙江为例研究刑事政策的区域化,将“法律至上”和“良法之治”与现实的存在与趋势有机结合,设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现实可行性和推广价值。

论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难题——基于法治浙江的调研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保障公民环境权和推动法治浙江建设等方面无疑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在司法实践中,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实施仍遇到许多阻碍,诉讼主体较为局限、程序之间衔接不合理以及证据裁判规则不完善,使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遇到困境与难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结合浙江省发展实际,保障相关主体的起诉权利,健全证据制度,做好程序之间的合理衔接,实现实体立法和程序立法,全面推进生态、绿色、美丽浙江建设。

“法治浙江”: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前期探索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了高屋建瓴的布局谋篇,这个大手笔与习近平的法治思想是分不开的。习近平的法治思想可以从他推动"法治浙江"建设进程中找到清晰的脉络;习近平"法治浙江"思想的根本特征是以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法治建设工作都围绕这个宗旨展开;在"法治浙江"建设中,高度重视基层法治建设、高度重视用法治方法推动市场经济稳健发展、以法治护航"美丽浙江"建设的理念以及"平安浙江"建设战略与实践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体现。

论社区矫正与“法治浙江”

社区矫正起源于英美,它集中体现了刑罚的人道主义精神。目前在许多国家中,适用社区矫正的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监禁人数。中国在前几年尝试行刑社会化改革过程中,开始移植“社区矫正”制度试点工作,最近正准备在城乡全面推广。浙江省作为流动人口众多、市场经济相对较发达的省份,在倡导“法治浙江”进程中,继承和发扬“枫桥经验”,完善“社区矫正”的体制,对创建和谐社会,推进“长三角”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习近平法治建设的心路历程

习近平对法治建设的系统思考始于浙江,在其担任总书记以后达到理论成熟的高度。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习近平关于法治建设有一段完整的心路历程。如果说,"法治浙江"是习近平法治建设心路历程的实践起始,那么,"法治中国"则是习近平法治建设心路历程的逻辑归宿和华美乐章。而当我们深入到这种心路历程的深层之处,就可以发现习近平关于法治建设之系统思考中的变与不变。

法治社会化:概念、内容与路径——基于“法治浙江”建设的经验

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价值取向。然而法治的有效运作需要民情的支持,为此,特提出"法治社会化"的概念,这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法治观念与行为模式的学习、传播、塑造与传承的过程。法治社会化的主要内容是宣传普及法律知识、强化法律意识或法治观念、树立法治信仰和唤醒人们心中公平正义的信念。而普法宣传教育、党政机关等国家公共组织依法办事的榜样示范和公民亲身参与法治实践、以法治量化评估促进法治社会化,是法治社会化的主要路径。

论地方政府自治的国际法律运动——“法治浙江”建设的宏观思考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国际组织努力推进地方政府自治的国际法律运动,制订或正在制订若干个地方政府自治的国际法律规范。这些国际法律规范均强调了地方政府自治的必要性,规定了地方政府权力配置和行使的基本准则,对于世界各国的地方政府改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应密切关注地方政府自治的国际动向,加强地方法治建设。浙江法治建设已具备良好的国际环境,也有着坚实的社会基础,今后应努力促进宪政基础建设,充分领会和认识“法治浙江”建设的基石范畴。

论法治浙江的历史变迁与科学涵义

"法治浙江"经历了萌芽和形成两个历史阶段,现在处于全面深化的重要时期。法治浙江的主体除了中共浙江省委外,还应当包括立法主体、执法主体、司法主体和守法主体在内的有机体系;法治浙江的客体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五个维度;在时间上既是历史的必然结果,又应当从传统中汲取创新的材料,在空间上是省委省人大统一部署与各地市经验总结的结合。

“法治浙江”对“法治中国”的价值贡献——纪念“法治浙江”提出并实施15周年

"法治浙江"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谋划、决策部署并积极推动的一项重大制度变革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浙江的具体实践",是"法治中国"的序曲。"法治浙江"为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进行了先行探索,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形成习近平法治思想贡献了浙江经验,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进行了有益尝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供了地方性知识。这是浙江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的创造性价值贡献。

“法治浙江”:展示社会主义法治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法治浙江"是 "法治中国"的重要窗口,"法治浙江"展示了社会主义法治优越性。而"法治浙江"之所以能够成为展示社会主义法治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完全缘于"法治浙江"自身的先驱地位、实践经验和独特优势。当然,在建设和维护"重要窗口"的背景下,如何深化"法治浙江"建设,也是需要我们理性思考的重大课题。

论农村法治建设对推进“法治浙江”的基础性作用

从“法治”、“依法治国”到“法治浙江”不只是概念的演进更重要的是内容的具体化和层次的上升。“法治浙江”除了要建立更为完备的地方立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的运行机制外,更为重要的是营造一个健康向上的法治文化氛围、加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给最少受惠者以最大的利益。而要完成后面的任务,必须把目光瞄准广大的农村地区,从三方面推进农村法治建设:一是巩固村民自治制度,扩大乡民的政治权力。二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保障乡民的合法利益。三是发展新型合作经济,培养乡民的法治人格。

论“法治浙江”之于法治中国建设的先行示范意义

建设"法治浙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浙江的具体实践,"法治浙江"逻辑地是法治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法治浙江"由于所针对问题具有先发性、建设实践具有先行性、经验做法具有可复制性,因而之于法治中国具有多方面的先行示范意义。今后的"法治浙江"建设,必须以归零的心态,找准补齐短板,通过深化改革,继续发挥好先行示范作用。

推进法治社会化,优化“法治浙江”建设软环境

法治的有效运作离不开民情的强有力支持,旨在涵养民情的法治社会化是"法治浙江"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它将为"法治浙江"建设营造良好的软环境。这些年来,浙江各地在"法治社会化"方面进行了许多积极有益的实践探索,并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法治社会化就是指一个政治系统将法治观念与行为模式向社会扩展藉以使人们学习获得法律知识、明确法律意识、树立法治信仰并最终形成法治人格的过程;当前法治社会化的主要内容是宣传普及法律知识、强化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树立法治信仰、唤醒人们心中公平正义的信念;而普法宣传教育、党政机关等国家公共组织依法办事的榜样示范、公民亲身参与法治实践和法治量化评估是法治社会化的主要路径。

八年来法治浙江建设的基本经验与启示

自2006年浙江省委作出《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以来,法治浙江建设已走过了八个年头。八年来,全省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和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始终立足浙江实际,按照建设法治浙江的总体要求,积极进取开拓创新,不断提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法治化水平。

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

探索在地方,规范在中央,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条成功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总体方法论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主政浙江期间,带领省委一班人,把握中央科学发展要求,顺应人类社会发展大势,探索治国理政的法治道路,推进＂依法治省＂到＂法治浙江＂的＂转型升级＂,开始了＂法治中国＂在省域层面的具体实践。从＂法治浙江＂到＂法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