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偶像反抗者的摇篮：泰东图书局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

先有勇于开拓创新的出版者,而后文坛叛逆者才有展示自身才华的舞台。赵南公担任泰东图书局经理后,前后与上海新潮社、创造社、清华文学社、浅草社、白露社、狂飙社等合作,为文学新人提供出版机会,支持他们创办纯文学刊物,使他们有阵地能够挑战文坛偶像,在新文学界多次掀起叛逆的狂飙。勇于创新、敢于说硬话的泰东图书局,是孕育1920年代文坛偶像反抗者的摇篮。

泰东图书局与创造社分手之后

《创造》是创造社所创办的第一份刊物,本文立足于史料的基础上考察《创造》出版发行的历史流程,并阐释了泰东图书局出版《创造》出版的目的以及与前期创造社的关系。

五四时期泰东图书局的期刊出版

泰东图书局是五四时期期刊出版的重要平台,其灵活多样的出版方式为泰东赢得了出版规模;其"趋新"的出版理念为进步社团、为新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出版支持;其商业化的经营思路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言说的空间,但同时限制了自身的发展;其落后的、随意的管理又为自身的长期发展埋下了隐患。

泰东图书局成立于何时？

沈建中编《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1915年条有:"同年,赵南公创立泰东图书局。"不知此说何出。马学新、曹均伟主编《上海文化源流辞典》(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有"泰东图书局"条目:"出版机构。1915年由赵南公创立于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德福里。"上述信息皆有误。现将该书局成立初期的几条史料记载如下:1914年4月,东方法学会沈钧儒、何基鸿译编的《宪法要览(附法院编制法要览)》由泰东图书局出版。

泰东图书局与早期新文学的空间拓展

1993年第4期《上海文学》杂志刊登《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一文,这是王晓明在'重写文学史'思潮后对文学史'重写'对象扩大的学术呼吁和实践。文中对一份期刊和一个社团进行了重读和再研究,指出'每看见’文学现象’这四个字,我头一个想到的就是’文本’。

泰东图书局与创造社分手之后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有关于泰东图书局与创造社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这方面的论文与专著也相继出现。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为创造社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他们仅仅论述了前期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之间的关系，给我们所造成的印象仿佛是自从1924年9月1日出版《洪水》后，

新书局与新长篇——新兴中小型书局与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

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和现代书局作为二十世纪初新兴的中小型书局,在出版方针上,敢于推陈出新,对流行的阅读风尚的把握体现出强烈的趋新求变意识;在长篇小说的选择上,既注重作品的文化水准又考虑到其市场价值,力求实现文化品位与商业利益双赢,因而能够在竞争激烈的新书业市场中异军突起;在传播策略上,以同步广告宣传本社作品,利用名人效应吸引读者,以预设目标读者群的方式激发读者的购买欲,以畅销书为招牌的重版销售策略为主要营销手段,有效地促进了现代长篇小说在广大读者中的传播;在接受样态上,各书局有效利用本社自办期刊搭台唱戏,对出版的长篇小说予以多方审视,使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接受视野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接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初期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现代转型留下了持传久远的历史回响。

“协力耕种这一块小小的园地”--进社文艺研究会与《白露》研究

1926年创刊于上海的《白露》半月刊,由进社文艺研究会编辑,泰东图书局出版发行,是民国时期的一份重要文学刊物。该刊刊载了大量的小说、诗歌等文艺作品,对于民国时期的上海文学创作和文学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其中映射出进社文艺研究会的社团情况,是研究民国时期上海社团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此外,《白露》作为泰东图书局出版持续时间最长的刊物,对《白露》及其伴生的进社文艺研究会的研究亦有助于全面呈现泰东图书局立体的历史面相。

“零余者”的自述——鲁迅藏郁达夫《茑萝集》

《茑萝集》,1923年8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见封三),作为创造社“辛夷小丛书第三种”,是郁达夫第二部创作文集,收录短篇小说《血泪》《茑萝行》、散文《还乡记》、序跋《献纳之辞》《自序》《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的《茑萝集》是1923年11月郁达夫赠鲁迅的签名本,封面有郁达夫用钢笔题字“鲁迅先生指正 郁达夫谨呈 十二年十一月”。一1922年8月,短篇小说《血泪》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

为什么《女神》不收入同时期其他诗作

《女神》现有的十个重要的版本基本上都是在1921年初版本基础上的删改,回顾《女神》初版本出版的情况可以明显地发现,泰东图书局的出版策略以及市场需求对于《女神》编选内容的选定所造成的重要影响,同时也造成了在《女神》初版本之外大量佚诗的存在,《女神》在泰东图书局的出版既完成了郭沫若创建创造社找寻出版社的初衷,也实现了泰东图书局重新振兴的计划,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双重“无产”的体验:论1923-1925年间郭沫若的文化选择

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因诗人身份而驰名于中国文坛的郭沫若的身上发生了几次重大的变化:他从一个膜拜'女神'的'泛神论者'开始逐渐地与有着明显国家主义倾向的《孤军》同人~②接近,再到与《孤军》同人们分道扬镳,转向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系列的变化深刻地决定了郭沫若在之后数十年间的政治命运与文化立场。在短短的几年中,发生在郭沫若身上的翻转式的变化是耐人寻味的,其原因可能来自多个方面,而在种种原因当中。

郭沫若的几篇序诗

郭沫若是诗人,所以他的诗歌作品集多以诗作序,这不足为奇。但他也有一些为文章作品集(包括他自己的以及其他人的)所作的序,是以诗歌形式撰写的,可谓不走寻常路。其中几篇序诗或为集外佚诗,或为一种独有形式。“狂歌”为序郭沫若最早以诗为他人著作撰写序文,是为朱谦之的《革命哲学》一书写序,诗题为《宇宙革命底狂歌》,收入上海泰东图书局1921年9月初版《革命哲学》(《创造社丛书》第二种)。

毛泽东在中共一大后造访赵南公的历史情境还原:试论对党忠诚的历史初始

本文聚焦伟大建党精神的“对党忠诚”一节,有意在中共一大历史中找寻相关故事例证。结合赵南公日记关于毛泽东1921年8月11日来访的记录,通过钩稽毛泽东与泰东图书局的关联,罗列赵南公当时在上海的作为影响,由此梳理毛泽东访赵的主要动因,进而探究毛泽东何以要将此事延后至中共一大结束,并促成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建立之后的历史缘由。本文据此论述了毛泽东来沪参加中共一大期间的政治品格:严守组织纪律、保守党的秘密、拓展党的工作,体现了对党的绝对忠诚,进而否定了萧子升的相关回忆。

作为“受害者剧本”的《沉沦》——从“自叙传”谈起

1921年10月《沉沦》于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小说作于郁达夫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求学期间,而内容则取材于此前他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时的一段经历。此作依托于作家本人真实经历的情况早在作品发表之初就已为人所察,如茅盾在《小说月报》“通信”栏目中写道“:《沉沦》中三篇,我曾看过一遍,除第二篇《银灰色的死》而外,余二篇似皆作者自传(据友人富阳某君说如此),故能言之如是真切”(1)。

郁达夫与《时事新报》副刊——兼谈新发现的郁达夫两篇佚文

翻开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发表作品,不外乎通过以下几种途径:一,在杂志上刊登;二,在报纸副刊上刊登;三,交付出版社印行单行本,又有先在报刊发表后编集和直接出书之区别;四,作者自印。以郁达夫为例,他的成名作小说集《沉沦》,就是1921年10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的。《沉沦》收入《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三篇小说,《沉沦》和《南迁》都是在小说集中首次发表,此前并未在报刊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