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背景下消费增长困境与对策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通过制度环境重塑机制、供需对接便利机制和供给质量提升机制对居民消费产生积极影响。在实践中,数字经济助力提升居民消费也存在数字鸿沟导致的消费排斥困境、数字技术导致的消费选择困境和数字营销导致的消费安全困境,需要从充分挖掘农村消费潜力、持续培育消费信任和全面提升消费安全保障等三个方面采取措施,以扩大国内需求、培育壮大新型消费。

我国居民消费环境的测度及消费增长效应研究

本文从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商贸环境和制度环境四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出我国各省份2007-2021年的消费环境综合评价指数,探究其时空演化特征,并验证其消费增长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理解我国的消费环境及其消费增长效应提供了来自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赋能老龄人口消费增长——基于银发经济的调节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4、2015和2018年的微观家庭数据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如何赋能老龄人口消费增长,探究了银发经济发展在数字经济促进老龄人口消费提升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推动老龄人口消费水平的提高,且银发经济发展在其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即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推动银发产业发展进而提高老龄人口消费水平;第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老龄人口消费的促进作用存在老龄化程度异质性和城乡差异,低龄老人和城市家庭老人的消费水平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大且显著,对高龄老人和农村家庭老人不存在显著影响。

青海省居民杠杆率对消费增长的影响

近年来,居民杠杆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基于2015-2023年青海省宏观经济和金融数据,测度区域居民杠杆率,并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考察居民杠杆率对青海省全体居民以及城镇、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青海省居民杠杆率水平对居民消费增长影响不显著,但居民加杠杆速度与居民消费增长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此外,在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比较分析中发现,物价水平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更大,收入增长更能促进农村居民消费。

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与消费增长——基于城乡差异视角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结构性变动对我国消费市场的影响,对于盘活内循环体系,夯实经济发展基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对消费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不利于消费增长,社会保障在刺激消费增长的同时,会平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影响。从城乡差异视角来看,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地区的消费抑制效果更明显。

双循环背景下数字经济驱动消费增长的机制研究——基于城乡的差异分析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内需是重中之重。基于数字经济的数字化、普惠化、高渗透性等特质,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离不开数字经济的大力支持。运用普通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探讨我国30个省份数字经济对消费支出和消费结构的影响以及产业结构、科技发展水平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消费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存在中介效应;对外贸易情况对消费支出、结构产生正向影响,最后提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消费增长和因地制宜制定消费政策等建议。

数字经济背景下消费增长的困境与对策

数字经济作为新兴的经济模式,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实施过程中,数字经济在推动居民消费水平提升的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包括数字分歧引起的消费参与障碍、数字技术增加的消费选择复杂性以及数字营销可能带来的消费安全问题。为有效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实施一系列策略,例如提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缩小城乡数字差距,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降低算法依赖等,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对国内需求的扩大及新型消费模式的培育的作用。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驱动消费增长的机制与路径: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文章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首先从内部和外部结合、供需两侧结合的角度采用倒推法构建了数字经济驱动消费增长的理论逻辑框架,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国内循环为主体←扩大内需←供需匹配←产业升级和创新←数字经济”。接着选取中国286个地级市的数据,采用聚类分析法描述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不同层级城市的数字经济增速存在明显区别,数字经济一线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水平远高于其他四个层级城市,但是数字经济五线城市的增速远超一线城市,表现出十足后劲;从数字经济和消费的拟合情况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和消费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增长之间都呈现一定的正向关系,但是现实情况也显示出产业结构优化指数比较高的城市没有能明显表现出相对应的良好消费势头。进一步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经济对消费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从全样本层面看,数字经济对消费增长的总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够在促进消费、拉动内需上发挥一定的作用。另外,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促进消费增长,但是这个中介效应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分区域看,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中西部地区显著,东部地区中介效应不显著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消费增长这一路径发生阻滞导致。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但是在推动消费升级上还存在一些结构错配问题。进一步使用科技经费支出作为调节变量对东部地区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发现科技经费对数字经济影响消费增长的作用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且当科技经费支出越高时,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与消费之间的中介效应会显著增强,即具有被调节的中介效应。这说明提升科技经费支出有助于矫正东部地区受阻的路径,使得整个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路径得以畅通。最后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文章从产业结构升级的视角对数字经济影响消费增长的内部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并对阻滞的路径进行合理的调节,这为政府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有效政策借鉴。

数字经济、流通效率与居民消费增长

居民消费增长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对于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检验数字经济、流通效率与居民消费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增长;数字经济通过提升流通效率间接促进居民消费增长;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增长促进作用存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流通效率和经济发展的异质性,收入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以及流通效率较高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居民消费增长促进效应更强,流通效率的中介效应也更显著。因此,我国应当通过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数字产业发展、提高数字研发创新能力、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发挥数字经济新优势,提升流通效率,从而促进居民消费增长。

2023-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兼论重塑消费增长动力的政策选择

2022年,受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和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中国经济仅录得3.0%的增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的第二低。展望2023年,中国经济将全面复苏,但仍然面临较大压力,扩大内需、重塑消费增长动力成为优先的政策选择。运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对2023-2024年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进行预测。结果显示,2023年,中国GDP增速预计达到5.96%。对住房贷款规模扩张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进行的反事实模拟结果发现,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带来的居民消费改善要优于住房贷款规模扩张,对GDP的促进作用也更为明显。相比于提振住房消费,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将更有助于促进消费和经济增长。为此,要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应当将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先决条件;同时,应致力于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优化消费环境,控制居民部门继续“加杠杆”以及有针对性地实施财税政策。

数字经济与农村居民消费增长

基于2011-2020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数字经济对农村居民生存型、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增,对内陆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效果大于沿海地区;消费信贷便利性、城镇化发展水平和市场一体化是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中介渠道;在资源禀赋低于门槛值的地区,数字经济能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但与跨越门槛值的地区相比,显著性并不明显。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加快推进农村地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布局和数字乡村建设、制定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策略、充分发挥数字经济撬动农村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提高农户土地资源收入等政策建议。

高质量发展阶段高端消费增长点的培育及供给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中高端消费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特点:从基本生活消费到改善享受消费、从恩格尔系数到恩格尔质量系数、从传统消费业态到新兴消费业态、从低端商品出口到高端消费外流。我国在培育中高端消费增长点中受到的制约因素包括:中高端消费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消费升级中的消费分层、产业结构不尽合理、消费环境和体制机制约束。为此,要构建中高端消费增长点的培育路径,对中高端消费增长点供给机制进行创新:一是完善体制机制,优化消费环境;二是促进"中国制造"向"中国质造"转变;三是构建产业经济新体系;四是创新中高端消费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中国能源消费增长的分解——基于投入产出方法

能源是当前中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分析其消费增长各个环节的能耗效应是制定节能措施的基础。论文利用投入产出表将1990～1995、1997～2002年中国能源消费增长分解为中间需求效应、技术效应和最终需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技术效应是减少能源消费的关键因素,在1997～2002年间,技术效应的作用更加明显。中间需求效应与技术效应具有明显的负相关性,有可能通过替代效应对技术效应做出反应,因此,行业之间全面的技术进步很重要,尤其是对那些中间需求调整敏感的行业而言。从单个行业来看,对耗能大户和最终需求量增加快的行业应重点加强技术进步。此外,最终需求效应与国际贸易结构密不可分,应该依据产品附加值和产品能耗对进出口结构进行调整以减少能源消费。

基于DEA模型的流通业与消费增长协调发展研究

流通业发展和消费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流通发展促进消费的作用已经毋庸置疑,然而两者间协调发展的关系却鲜有论述。文章运用DEA模型和相关资料对我国流通业发展和消费增长的协调促进关系作了分析和论述,进而判别二者相互支撑的有效程度。综合来看,我国流通业发展对消费的促进效用要强于消费对流通业的支撑作用。

信息技术应用、包容性创新与消费增长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究竟是以线上渠道替代实体零售,还是刺激了新增消费?本文从包容性创新视角提供了信息技术应用与消费增长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假说,利用我国2004-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信息技术应用促进消费增长的边际效应和普惠效应。实证研究表明,从总量而言,信息技术普及率对居民消费的效应显著为正;从结构而言,中西部地区的消费者将从信息技术应用中获益更多。研究结论对于我国实施"互联网+"战略促进消费增长和区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广告支出与消费增长:基于1981年～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的经验研究

理论分析显示广告支出与消费增长相互依存,广告可以通过诱导消费者的潜在需求从而刺激消费,消费增长也会促使企业增加广告支出。笔者在多变量VAR模型的基础上,采用中国1981年～2009年度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发现:广告支出、城市居民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之间存在某种长期均衡关系,广告支出是城市和农村消费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表明,广告对消费的刺激效应不断下降,呈现出长期均衡的趋势。从宏观整体的视角来看,企业广告长期投放应保持理性,广告支出应维持在相对稳定合理的状态。

消费环境对我国消费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分析

目前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投资和出口发展受限,扩大内需仍是共识。消费环境在收入转化为消费这一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金融政策环境、社会保障政策等环境变量的改善,对消费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改善我国当前的消费环境,能够有效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进经济增长。

文化消费推动我国消费增长及其结构改善吗?——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结合我国2002-2013年跨省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后发现,文化消费不仅有助于我国总消费水平提升,也显著改善我国消费的内部结构,突出表现为消费的服务化特点快速发展。在收入增长保证各类消费支出的"包容性"增长之下,文化消费并没有造成对非耐用品和耐用品消费支出显著的"挤出效应"。随着我国"收入倍增"计划带来长效收入增长机制作用的持续释放和社会保障体制改善带来居民预防性动机下过度储蓄的降低,文化消费通过关联作用下的"挤入效应"继续带动相关非耐用品和服务消费支出的增长。

精准扶贫的脱贫与收入消费增长效应跟踪评估——来自江苏省“扶贫到户”政策的经验

精准扶贫政策的效果评估是近年来社会密切关注的问题。 基于 2013 年和 2015 年针对江苏 省“扶贫到户”政策影响的农户跟踪调查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对精准扶贫的脱贫效应,对贫困户经 济活动、收入和消费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表明,精准扶贫显著降低了贫困发生率,可并 无证据表明明显促进贫困户收入和消费增长。 但分组分析发现,精准扶贫对收入低于贫困标准的真 正贫困人群有一定的收入消费增长效应。 精准扶贫脱贫效应明显,但提高贫困户收入消费水平和改 善其生活状况的作用需要强化,瞄准性偏差、帮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也亟需解决。

中国省际消费增长差异成因探析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居民的省际消费差距年均增长速度明显高于消费水平的增长率。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我国城镇居民省际消费差距不断增长?各影响因素对省际消费差异的贡献如何?本文采用"反事实假说"构造社会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政府行为、消费习惯、对外贸易等的"反事实"省际消费增长率,并以此测算和分析各影响因素对城镇居民内部消费差距的贡献度。研究结论是,省际间的地区经济差异、收入差异是省际消费差距增大的主要原因,基础设施、对外依存度和地方财政预算支出在一定程度上能缩小消费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