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瑾对朱熹诗经学中赋、比、兴与淫诗说问题的阐发

刘瑾为元代申述朱熹诗经学的重要学者,他对朱熹诗经学的阐发表现在羽翼与批判两个方面,本文试从赋、比、兴与淫诗说两个重要问题入手,将刘瑾对朱熹诗经学的阐发进行梳理。

朱子诗经学中的文王之化与淫诗说

朱子以文王之化解说"二南",又以淫诗说审视"郑卫之风",其背后均通向圣人之学。具体而言,朱子通过"生有圣德"、后人追述称王、以"理"解"天"回应文王受命说等方式,在其诗经学体系中塑造了文王的圣人形象,并作为学之典范,且认为文王之化使"二南"之人均得性情之正。相较之下,未被文王之化的"郑卫",旧俗未革,故多淫诗。朱子分别从作者定位、"止乎礼义"之义及雅郑邪正之辨等方面审视淫诗于学者之影响,其批驳之旨乃为使读者保持对淫诗的警省,从而得以端正性情,并通向圣人之学。

从新出楚简逸诗重诂“删诗说”——兼论《诗》的结集及淫诗问题

宋元以来,否定删诗越来越有成定论之势。通过分析新出楚简中的大量逸诗与传世《诗经》的复重现象,可初步印证太史公"去其重"之说。"去其重"乃历代太师接力所为,孔子又于最后在既有规模和形制上删削取舍刊定,非孔子一人就三千古诗上重编。"古诗三千"乃是泛称纵的历史上的诗歌规模。动态生成的《诗》到孔子前本已基本定型,但春秋末诗乐重新混乱,从文献记载和主客观条件看,最后删定者应该就是孔子。对勘出土和传世文献仍可见一些诗在杂沓去重中留下的工作痕迹。逸诗既是筛除的结果,也是被筛除的原因。今天所见逸诗比例少,盖由于今天所能见者亦即当时所广传者,亦即太师、太史等王官和夫子编订所尤其属意者,又迭经数千年,其劫遗自然更不副三千之数,故诗三百得见而诗三千不多得,逸诗少见反旁证了删诗之事。逸诗纵横分布的规律性,也既证明了删诗说,还说明了逸诗并不止如今之规模。淫诗说则是对夫子正乐的误读,是宋元以来的一个偏见,借所谓大量淫诗来否定删诗说是不成立的。

论朱熹“淫诗”说的学术背景及内在理路

朱熹对《诗经》"淫诗"的解读是在继承、汲取前辈时贤说法的基础上,断以己意,而提出并大倡起来的。朱熹是想以"淫诗"解经的途径来实现遏"情欲"、修心性的理学目的。朱熹儒学大师的思想活力赋予了"淫诗"丰富的文学想象空间,反倒促使了《诗经》文学性质的回归。而以理学看待《诗经》的眼光和思想所暗含的内在隐患,是朱熹对"淫诗"说劝戒功能强辨的深层根源。

和谐与矛盾——再议朱熹“淫诗”说

历代对朱熹的解读和评价主要是从哲学思想的角度着眼的。朱熹关于《诗经》的“淫诗”说可以说是他理学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和谐与矛盾的一个统一。从此观点中挖掘出他所具有的睿智的文学思想的一隅 ,来揭开其理学宗师的光圈对其文学家身份的遮蔽 。

朱子对传统诗经学命题的义理化改造——以“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为中心

朱子治《诗》,以绍承道统为己任,以义理为统摄。在综合前说的基础上,朱子集诸家之大成,以周公、孔子的思想为立说基础,对传统诗经学中的三个核心命题"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加以重新阐释,并作出义理化改造:朱子以六义为三经串三纬的自足体系,是《诗经》的纲领管辖;朱子将"二南"融进自己的道统体系,赋予其以政治哲学解读,寄寓儒家的政治理想;朱子从人情的角度承认《诗经》中存在淫诗,同时也将淫诗规范在道心、天理范围内。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论《吕氏家塾读诗记》的解诗特点

《吕氏家塾读诗记》是一部兼收并蓄的《诗经》学著作,吕祖谦秉持兼收并蓄的原则,吸纳了《尚书》《毛诗序》《郑笺》《诗集传》等多家《诗经》学著作的精华。在疑经盛行的宋代,吕祖谦对传统《诗》说的支持与继承令他所著的《吕氏家塾读诗记》在诗与史的互证、以礼义释诗、以及对郑樵"淫诗说"的反驳等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以《毛诗》为宗的特点,这不仅体现了他严谨的治《诗》态度,更凸显了他在宋代众多研习诗经流派中的特殊地位。

论马端临对《诗集传》的批判

作为一部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史学典籍,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对朱熹《诗集传》中的诗序之辨和《国风》“淫诗论”主张,进行了全面合理的批判性研究,并指出,《诗序》是国史采录或讲师传授的结果,《国风》是变风与变雅的刺上之作,从而更加系统地论证了毛公以《序》言《诗》的主张。马端临实际上是把《诗经》看作历史文本,由此恰恰比较出朱熹“废《序》论”在一定程度上回归《诗经》文学本位的实质。

诗经学对情诗的“创造性”误读及文化解读

《诗经》中存在大量爱情婚恋诗,可自汉以来的诗经学史,学人们刻意地有"创造性背叛",在这种有创造性的误读中,汉代的"美刺论"、宋代的"淫诗说"及清代的"贞诗说""刺淫说"最具代表性,它们都使《诗经》中的爱情诗处在尴尬地位。这些误读之产生有其历史文化根源和传统,它们为文化经典的发展奠定、人文道德大厦之构建及诗性之生成亦起了一定作用。

《郑风·将仲子》古代解释史流变及其原因

自《诗序》到当代,《诗经·郑风·将仲子》在学术界的主流解释经历了巨大的变迁:由“美刺”的“谏书”,到“为戒”的“淫诗”,再到纯粹的爱情诗。它经历了由经学化过渡到理学化、最后回归文学化的漫长过程,是《诗经》爱情诗研究、《诗经》研究乃至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一个缩影,极具代表性。该文围绕《将仲子》原文,重点梳理郑玄、孔颖达、朱熹、崔述、方玉润等古代学者对《将仲子》的解读,厘清其在各时代的变化和差异。在此基础上,该文分析了这种变化和差异反映出的政治背景、社会环境、主流价值观、“《诗》学”研究、文学审美与文学批评的演变。最后,该文得出结论,影响《将仲子》解读的因素有很多:政治需求与主流意识形态是最关键的因素;其次是《诗经》本身“经”的特殊性质;部分学者的创新和突破也不可或缺。

新时期《郑风》研究综述

新时期《郑风》研究的成绩有三个方面:一是全面梳理了"郑声淫"的种种问题,探讨了孔子"放郑声"的历史成因与朱熹"淫诗说"的阐释策略;二是综合文化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研究《郑风》,着重发掘了《郑风》的地域文化风格;三是利用上博简《孔子诗论》、韩郑故城遗址等新出土文献研究《郑风》,解决了《郑风》研究中的难题。新时期《郑风》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学研究传统断裂、小学功夫缺失、研究缺乏独立思考。

王柏的《诗经》观与拟删诗

王柏拟删诗是王柏《诗经》观的折射和必然反映。①他在"淫诗说"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王柏继承朱熹衣钵,但又不受朱学范囿,他的《诗经》学重视诗篇的义理解说,将朱熹的"淫诗"说向前推进了一步,进一步明确了《国风》一些诗篇的民歌性质。王柏拟删诗篇的主张屡受指责,所列拟删诗目中"空白"(或改动)的一首应为《王风·采葛》,体现了比较慎严的学术态度和理学思想。王柏是南宋末年"义理解《诗》"的代表人物,是继朱熹之后对《诗经》学进行总结的又一学者。

《毛诗六帖讲意》与明代诗经学

徐光启《毛诗六帖讲意》是明代诗经学著作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在注解上综合汉宋,颇能自出新意。徐光启非常注重对《诗经》的文学艺术性分析,由经学而文学,从而推动了《诗经》的文学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