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规生成与社会变迁——以清代中后期成都刘氏族规碑刻为例的研究

清代中后期,由于人口剧增、社会动乱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民间社会出现了订立家法族规的高潮。现存于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宝胜村的刘氏族规碑刻为探讨族规生成的过程和原理提供了较好例证。碑刻记载了道光至光绪年间刘氏家族订立的三种族规和一种诉讼首状,通过逐一解析各族规和首状的内容及其生成逻辑,可以发现综合性族规实际上是一个较长时期家族演变和社会变迁的反映,其内容生成并非“一次性”的知识生产,而是知识层累的结果。族规研究,需要将其置于社会情境和生活实践中加以阐释,注重对其生成、演变过程的梳理,贯通其与其他文献类型的关联。此外,刘氏族规碑刻对从微观角度深入理解清代中后期成都平原的家族特征与地方社会的结构过程颇具启发价值。

内外交困:清代中后期孔氏家族何以未能修成大谱

孔氏家族在弘治二年规定,大谱编修以六十年为期。然而自乾隆九年孔氏阖族合修大谱后,至宣统三年的百余年间,本该进行的两次大修却屡议未果。之所以未能开展,一方面受制于清中后期的社会环境。乾隆时期的谱禁政策令孔府心有余悸,而咸同兵燹又使其无暇他顾。另一方面,宗族内部对修谱的态度不一,修谱经费不足,修谱的准备工作也多未完成。一言以蔽之,清中后期孔氏家族未能修成大谱,是多种合力所致,也是孔府内外交困的结果。

清代中后期江苏四季降水变化与极端降水异常事件

根据清代雨雪档案记载,重建了1736～1908年江苏6个府的逐季降水等级序列.分析发现:(1) 1750s、1790s、1830s、1840s及1880s等5个年代江苏全省春、夏多雨,1770s、1780s、1810s及1870s等年代则春、夏少雨;秋季降水1750s、1840s、1850s及1860s等4个年代通省偏多,1770s、1810s及1890s等则偏少;冬季降水1830s、1840s及1890s等3个年代通省偏多;1820s、1850s及1870s等3个年代降水偏少.(2)1755年、1823年、1840年、1849年、1883年、1885年和1906年等7年江苏出现极端大涝;1768年、1778年、1785年、1814年、1856年、1873年、1876年和1891年等8年则极端亢旱.(3)江苏气候在1830年前后可能发生过一次转折.其中1830年以前降水变化相对和缓,多雨期和少雨期持续时间较长;而1830年以后,旱、涝时段频繁交替,且多发极端旱、涝事件.这一特点与El Nino事件在1830年以后相对多发相对应.

十三行与清代中后期广州现代医疗卫生体系的初建

广州城市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是广州城市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十三行直接或间接地促成广州成为西方医学进入中国的基地和中心。西方医学最初以十三行为依托之地,以传入牛痘术为突破,以引进现代医疗体制为发展,在广州扎根并逐步向中国各地发展。西方医学进入广州后,在医疗机构及队伍建设、医疗管理、医疗救济等方面为广州市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医疗保障,使清代中后期广州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得以初建并不断发展,为近代广州城市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

清代中后期太原盆地镇的类型及形成因素

清代中后期太原盆地内小城镇的发展是不平衡、多层次的 ,本文通过具体研究 ,提出该时期该地区内以镇命名的聚落可以分为 (关 )军镇、驿镇、商镇、驿镇商镇、关镇商镇、关镇驿镇等六种类型 ,并逐个分析镇的类型与镇的历史演变、基层派出机构、地理分布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 ,明清时期以镇命名的聚落并非都是目前学界所提的“市镇” ,我们应探讨“镇”的发展情况 ,同时重视地区差异的存在 。

清代中后期东北地区旗民刑事案件与满汉关系

清代中后期,关内移民大量涌入东北,给当地社会的管理造成了巨大压力。其中,发生在旗民之间的刑事案件关乎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民族关系的维系。本文以清代中后期关内移民东北为历史环境,利用嘉庆朝刑科题本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后期刑部档案等资料,选取东北地区州县及以下基层社会的旗民刑事案件为样本进行分析,力图从基层社会司法案件办理层面,还原当时旗民间在司法层面的关系,以求对清代中后期东北地区满汉关系做进一步考察。

清代中后期湖南的环境恶化与水稻生产

本文对清代中后期湖南境内过度开垦所引起的环境恶化作了比较具体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对在水、旱灾害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湖南水稻生产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如农村高利贷与水稻再生产的关系,农民对高产还是稳产的两难选择,以及湖南人民为了维持水稻生产所作的斗争,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研究表明:随着水、旱灾害的加重,虽然清代中后期湖南农民为了维持水稻生产作了很大努力,水稻生产却日趋艰难,这严重地影响了近代湖南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

清代中后期河南省粮价变化的历史地理学解释

清代中后期河南省小麦、高粱、黑豆等北方粮食作物价格发生了很大变化,粮价长期处于增涨的趋势并越到后期增长波动越大,并且精粮与粗粮之间的整体价格差距亦越拉越大,区域间粮价存在差异,这些情况与农产量丰歉、农民经济行为、地理优势之间有着紧密联系。

从《马首农言·粮价物价》看清代中后期山西寿阳地区粮价物价变动及其商品化

《马首农言.粮价物价》记述了清代中后期山西寿阳地区的粮价波动,以及自产和外来商品的供应及价格。通过考察可以发现,供给变化是一般粮价上下波动的基本原因,而商贾"囤积居奇"、"买空卖空"才是根本原因,牙行、胥役、官员等监管职能的丧失则是粮价剧变的重要因素。粮食及日用物资价格变动的背后,又透露出其商品化的趋向,主要表现在:一是粮食供应与流通的多元化,二是市场调节占据主导地位,商人作用突出。

清代中后期岭南地方故事集

清代中后期岭南出现了一批地方故事集,目前可见的有6部,包括《五山志林》、《霭楼逸志》、《邝斋杂记》、《粤小记》、《粤屑》、《越台杂记》。这6部地方故事集彰显岭南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爱国精神及岭南各阶层人民的美好品质,抨击岭南官吏的残暴和官场的腐败,描绘岭南民间疾苦,批判岭南社会丑恶现象,记叙岭南民间奇幻故事。这6部地方故事集在艺术上各有独特之处,《粤屑》、《粤小记》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这6部地方故事集对后世岭南小说、戏曲,均产生了一定影响。

清代中后期广西藏书研究

相对于清代前期而言,清代中后期广西藏书的特点是:藏书活动日益兴盛,官府通过一系列大型的刻书活动,进一步丰富藏书的数量;在私人藏书方面,则出现了专门的藏书家;书院藏书在嘉庆、道光朝的发展之后,经历了太平天国等人为因素的破坏,在光绪年间重新焕发生机,并逐步向近代图书馆转变。

清代中后期怀庆药商的地域经营

明清时期,全国地域商帮异军突起,形成了一支势力庞大的商人群体。河南也在清代中后期诞生了自己的特色商帮——怀庆商帮,他们是以经营怀药和铁货为主的商人集团。其中,怀庆药商活动范围最大,影响程度最广,在河南禹州、开封、周口、河内(今沁阳)及外地的北京、天津、汉口、祁州(今河北安国)、樟树镇、济宁等地都组建了会馆。怀庆药商不仅经营本地的怀药,还收购四川、广州的特色药材,从事加工出口,在各大药材市场和水陆交通地区设立自己的分号,统筹总号与分号的关系,快速掌握市场信息,垄断药材经营,且以管理严格著称,因而在药材经营中立于不败之地。

清代中后期奉天地区移民控制研究

自康熙末年始,汉族民人流入山海关外速度逐渐加快,大量农民举家迁徙至地广人稀的奉天地区。清廷出于自身考虑,自乾隆初年起开始对奉天地区实行严厉的封禁政策,直至嘉庆、道光两朝仍得以延续,但收效却不明显,并未从根本上阻止关内汉族民众不断地涌入奉天地区。

清代中后期怀庆药商的地域经营

河南在清代中后期诞生了自己的特色商帮——怀庆商帮，这是以经营怀药和铁货为主的商人集团。其中，怀庆药商活动范围最大，影响程度最广，在河南禹州、开封、周口、河内（今沁阳）及外地的北京、天津、汉口、祁州（今河北安国）、樟树镇、济宁等地都组建了会馆。怀庆药商不仅经营本地的怀药，还收购四川、广州的特色药材，从事加工出口，在各大药材市场和水陆交通地区设立自己的分号，统筹总号与分号的关系，快速掌握市场信息，垄断药材经营，并以管理严格著称。

清代中后期女袄结构比例解析

为探究清代汉族女袄的结构比例规律,以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馆藏28件清代中后期女袄藏品实物为研究对象,选取1件对收藏标本进行系统化测量与结构图复原,选取27件对收藏标本进行图像、数据资料综合整理,对上述28件标本进行结构比例的归纳分析,结果表明:在女袄整体廓形比例中黄金分割比例(1︰1.618)、■、■、2︰3比例应用较多;在女袄衣身比例中■和1︰1比例应用较多;在女袄袖部比例中3︰7、9︰16、1︰1.618比例应用较多。研究表明:服装设计是整体考虑的,经典女袄这一传统服装的美遵循一定内在结构的比例规则。

天涯知己与知识迁移——清代中后期汉阳叶氏家族结交朝鲜文人考述

乾隆三十年(1765),朝鲜使者洪大容在北京同清朝文人严诚、潘庭筠和陆飞三人结为知己,回国后又将相关笔谈和书信整理成《乾净衕会友录》,此书在朝鲜士大夫中广为流传,带来很大冲击。有学者认为:'正是由于一个‘奇士’寻找‘天下奇士’的亲身体验,才开始打开了当时朝鲜国内精神世界方面的封闭状态'①,因此,洪大容北京之行后,中朝文人的往来更为频繁、深人。汉阳叶氏家族与朝鲜文人的交往,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从“京东第一人”史梦兰看清代中后期的孝治政策

清代产生了颇具鲜明特色的以孝治天下的政治。传统士人群体在孝治的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对"京东第一人"史梦兰这一传统人物的生平进行研究,以期从中管窥清代孝治的具体实施情况及其最终收效。

清代中后期青藏云贵的商业交通

西藏、青海、云南、贵州四省区地处高原,这里重峦叠嶂,山路陡险,河流湍急,交通十分不便,给商业交通带来了不便.清代,由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各民族地区同内地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特别是清中叶以来,以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背景,活跃的商业资本以其追逐利润的冒险精神不顾山隔水阻向一切可能的地方开拓经商的道路.青藏云贵地区,尽管交通极为不便,也未能逃脱商业资本的射猎。

清代中后期四川乡场的管理机制及权力关系——以南部县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中后期,四川南部县各地乡场渐次兴起,并得到快速发展。这些乡场是由得到官府确认并授权的场总具体负责经营和管理的。场总负责经管乡场事务的制度,还得到四川督抚的支持和肯定,在其它州县也多有推行。场总通过抽收行用和帮差等方式,筹集活动经费,具有官府代理人、乡场保护人、逐利者的多重面相。在场总负责制下,官府和场总共同构建了一个双方均可获利的“盈利空间”,这也是该项制度得以长久运行的基础。光绪朝早年,随着官府加大对乡场财源的吸取力度,场内权力关系骤变,场总陷入“旧规”与“新政”的两难困境,并逐渐丧失对乡场的管控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