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清官第二:明代刘继文仕宦生涯研究

刘继文系明代凤阳府灵璧县人,嘉靖四十一年中进士,旋任江西万安知县而步入官场。后历经由地方到朝廷的宦海生涯,累迁至两广总督,最后以兵部右侍郎罢官归家。他在地方为官清正廉明、造福百姓,赢得“天下清官第二”美誉;在朝廷任职敢于谏言、正直无私,被誉为“謇谔有直臣节”。尤其在两广担任督抚期间,以强硬手段平定山寇海盗,维护海疆稳定,却因此在万历十九年被言官以“妄杀邀功”弹劾而罢官,其历史功绩也因此被遮蔽。

清廉山西建设·清官廉吏(十一) 魏象枢

魏象枢(1617—1687),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人,字环极,一字环溪,号庸斋,又号昆林,晚号寒松老人,谥敏果。顺治三年(1646)进士,历任吏科都给事中、光禄寺丞、贵州道御史、左佥都御史、顺天府尹、大理寺卿、户部侍郎、左都御史、刑部尚书。一生居官清廉持正,直言参谏,举荐贤能,被誉为“清初直臣之冠”。

清官廉吏(七)——尹翁归

尹翁归(?-前62年),字子兄(音“况”),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人。西汉廉吏,历任狱吏、市吏、督邮、缑氏县尉、都内令、弘农都尉、东海太守、右扶风等职。他不畏豪强,执法如山,清廉自守,治理有方,每到一任都政绩斐然。据康熙《临汾县志》载,尹翁归“公廉不受馈,百贾畏之”。他任地方市吏时从不收受商贾馈赠,廉则生威,治下商家对他又怕又敬,都合法经营,不敢以次充好、哄抬物价、欺行霸市。尹翁归还“晓习文法。喜击剑,人莫能当”。

徐州古代清官廉吏为官之道及其当代价值

百行德为先,治政廉为首,克己奉公、清廉自守是社会主义廉洁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古代的徐州,有许多廉洁从政、克己躬身、勤政爱民的廉吏,他们为后世从政者树立了典范,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徐州古代清官廉吏为官之道,以史为鉴,砥砺前行,为推动徐州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清官廉吏(八)——薛瑄

薛瑄(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明代河津(今属山西万荣)人。历任广东道察御史、山东提学佥事、大理寺左少卿、南京大理寺卿、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等职。薛瑄为官刚直耿介、勤政爱民、廉洁自律,他在《读书录》中写道“为政以爱人为本”“爱民而民不亲者,皆爱之未至也”“诚能以保赤子之心爱民,则民岂有不亲者哉?”,阐释了自己的为政理念。

从清官情结走向清明政治:政治文化的历史演进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卅：“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而在此之前，“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已经写入中纪委十七届八次全会公报。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一非常响亮的新观点、新目标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令人耳目一新。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影响深远的清官文化，而清官情结可以说是传统清官文化的一个重要因子。在今天我们努力建设清明政治的过程中，重新审视清官情结的政治文化本质，深刻认识其历史局限并克服其负面影响，进而推动从清官情结向清明政治的历史转换，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官文化的辩证解读

清官文化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中的本土资源。对于清官文化,我们既不能一味地沿袭,也不能简单地否定,而要以辩证的眼光去解读之。首先,清官的概念遵循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发展规律,存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两种理解;其次,清官文化的生成原因不是偶然的,而是多种历史因素整合在一起的必然结果;再次,对清官文化的价值评判,需要做到一分为二,既看到其积极意义,又看到其消极影响;最后,我们应当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科学地发展清官文化,开创一种"廉政——勤政——善政"的递进型政治文化模式。

论民国时期的审计清官文化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民国时期的审计清官文化既继承了我国传统清官文化中的清廉、公正、刚正不阿等特点,又发扬了我国传统的清官文化:从忠君转向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从清官到选拔清官;从礼仪道德到民主法律制度。民国审计清官文化对当代的启示有:传承清官文化,反对"四风";推进制度建设,依靠法治反对腐败;审计领导垂范,推进国家审计文化建设。

“律意虽远,人情可推”——元杂剧公案剧中清官形象的文化透视

元杂剧公案剧塑造了包拯、张鼎等清官形象。在他们的身上,作者赋予其共同的思想性格特征:清正廉洁、执法如山、刚直不阿、为民请命、犯颜直谏、打击豪强、为民除害、聪明睿智、断狱精明,这是作者美好理想的外化,也体现出人民与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坚强斗志和不畏强暴的正直精神。他们正是人民所期望的清明政治的化身,同时也带有中国传统文化中"清官"崇拜的痕迹。

“清官思想”渊源及其现代适应性分析

本文将从清官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在现代应如何看待清官思想展开思考,认为清官思想并非不容于现代社会,应区分清官思想本身和清官政治,清官情结等概念。

“清官政治诉求”的学理分析

关于“清官政治诉求”的核心,目前学界并无定论。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忠君”,一种认为是“逆君”。“忠君说”认为“清官政治诉求”虽然是一个“孝亲-忠君-爱民”三位一体的结构,但其核心仍然是“忠君”;“逆君说”则认为“清官政治诉求”的核心是在君之上安置一个“理”,这个“理”是逆君的,而不是顺君的。牺牲一切现实利益,以致以牺牲生命来捍卫此“理”,捍卫此“道统”,正是“清官”的本义所在,正是“清官政治诉求”之根本落脚点。在此意义上说,“清官”在中国政治“天-君-民”的三极循环中,正是“天”一极的代表与象征。本文认同“逆君说”,并扼要分析了“清官政治诉求”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及其现实基础与精神价值。

魅力与祛魅:中国古代清官思想再反思

清官思想是中国社会一种极为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尽管时代变迁却依然延绵不绝。中国古代清官以其独特的魅力受到士大夫的推崇和广大民众的敬仰;这种魅力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清官思想并非与现代社会水火不容,不应予以全盘否定。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清官思想,汲取其中所蕴含的积极因素,并引导其进行现代转化,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聊斋志异》里的“清官法律文化”及其当代价值

蒲松龄用毕生精力创作的《聊斋志异》有着“全公案小说史的‘龙头’”之称。他用志怪的浪漫奇幻手法,撰写出《胭脂》《席方平》等许多脍炙人口的公案小说名篇,塑造出诸如施愚山、石宗玉、费祎祉等许多仁智儒雅的清官形象,虽然其中一些内容描写的是阴间之事,但仍是对现实世界的种种映射和思考。通过对这些清官的描写,展现了蒲松龄对明末清初黑暗封建社会的抨击,对司法不公的批判,以及对公平正义的渴望,同时,也体现出底层百姓对理想清官的渴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官法律文化”对我国当代法治建设既有积极作用,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唯有合理辩证地对待“清官法律文化”,方能使其在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中熠熠生辉。

论元代清官戏的时代特征

元代清官戏是在元代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主要受到元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因素的影响,不同于明清以后的清官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仅就元代清官戏的时代特征,从主題、清官形象及清官断案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粗略的论述。

清官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中国人有着浓厚的清官情结。清官的秉公执法和高尚品德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所必需的 ,而中国人心中浓厚的清官意识则不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我们对清官应该作认真的分析 ,消除其封建制度的烙印 ,吸收其合理成份 ,并赋予其时代内涵。做一个现代意义的清官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

清官的“可恨”之处

清官固然有其可爱之处,却也有其可恨之处。偏执的办案作风、苛刻、不明而廉、廉而不勤、对经济发展的不利作用、人格缺陷等方面表现了清官的"可恨"之处。清官潜在的社会危害与清代侠义公案小说对清官的盲目崇拜和追捧相互激荡,并最终促成了《老残游记》"揭清官之恶"主题的发现。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视野中的清官司法

本文拟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独特视野出发，对于清官信仰的民间意识、清官司法的理性认识能力。

清官情结探析

清官情结作为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它的产生有着深刻历史渊源。在当前,由于一系列现实原因,清官情结仍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但是,它的存在遏制了公民独立政治人格的形成,侵袭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必须予以摒弃。

全面透视清官文化

本文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清官文化存在的必然性,并分析了清官的人格特点,强调行为是社会结构或社会规范的产物,个人的能动性又会反过来影响其行为。文中一方面肯定了清官文化在封建社会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当代中国有其存在的基础,试图沟通古与今,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历史文化,解决民众生活中真正需要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