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北京戏剧改良与义务戏

清末北京义务戏深受戏剧改良运动影响,其演进过程呈现出多种新元素,不仅促进戏剧改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风俗改变。一方面,戏剧改良运动促进艺人与报人合作开演义务戏,推动义务戏在传统表演形式中增添许多近代元素,如戏剧内容革新、舞台元素多样化和女性群体加入。另一方面,义务戏受到近代启蒙思想影响,热心助赈的新艺人成为义演主体,成为启蒙与宣教活动的实践者。同时,义务戏也促进社会风俗改良,艺人社会形象得以重塑,其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清末北京义务戏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也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的结果。

设计学视阈下的清末民初湖南醴陵釉下五彩瓷研究

针对清末民国时期醴陵瓷业革新前后的产品,从设计学的本体语言对醴陵粗瓷与釉下五彩瓷展开对比分析,研究表明醴陵釉下五彩瓷在工艺技术、装饰艺术、设计理念等方面均体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征,这些特征也促进醴陵瓷业从粗瓷到细瓷转变。

清末体育图书出版特点及启示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历史分析等方法,探究清末体育图书出版的总体情况、特点,并提出启示。特点:出版主题突出,体操类教材为主要;强调知识引入,译著方式为主体;出版机构多元,民营企业为主要载体;编译者能力强,有效保障出版质量。启示:聚焦体育热点,强化主题出版;提升译介能力,深化中外互鉴;强化机构职能,培育发展新动能;强化编者队伍,贯通培养新路径。

清末民初江苏地区家谱特点探析

清末民初,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家谱修撰成为部分家族承继血缘关系和家族文化的重要方式。江苏地区是修纂家谱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对家谱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补充。扬州吴氏、宜兴吕氏和无锡锡山秦氏三个家族的家谱具有完备的体例,重视家规族约的制定,并充实了对家族女子成员的记载内容。这些特点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经济基础和区域文化紧密相关,是传统文化和近代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清末哲学译介与文化自觉

哲学译介在清末西学输入大潮中蔚为壮观,中文世界译介西方哲学书籍至少有99种,其中哲学概论性著作10种,逻辑学18种,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超此前同类译作。当时哲学界几乎所有领域,包括哲学概论性著作、逻辑学著作被成批介绍进来,古希腊哲学、西方近代哲学,以及从古希腊到近代重要哲学家学说,无一不被介绍。蔡元培、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众多时代精英投身其中。逻辑学尤受重视,被视为实现社会理想、实业振兴、科学昌盛、国家富强的根本。清末哲学之所以备受重视,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哲学译介、哲学建设被人们视为民族振兴的关键所在。这与五四时期揭橥的科学大旗一脉相承,都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表现。

清末四川新式高等体育教育研究

清末四川新式高等体育教育展示了封闭的中国西部内陆省份教育走向近代化转型的一个“面相”。文章对清末四川教育转型之高等体育教育的兴起与发展进行考证研究,有助于拓展我国体育学的研究深度与广度。研究得出清末四川高等学堂(校)办学性质多元;新式高等学堂(校)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体育的开办时间上都走在了同时期全国的前列;近代四川高等体育教育始于1896年创办的官立新式学堂—四川中西学堂,之后其他高等学堂普遍开始实行普通体操与兵式体操教育;1906年四川开办了培养体育专门人才的体育科,制定了专门的体育教育规范与以西方分科知识为基础的体育课程体系,该体育学堂培养了开国元勋朱德总司令等一批优秀学生;同时期四川还有一所直接由西方人创办的华西协合大学,该校于创办之初的1910年便开设了体育课程,其校园体育文化特色引领了中国西部近代体育之风尚,在全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清末民初广州黄沙鱼栏搬迁与官商关系

20世纪初,因修筑铁路需要在广州西关相邻的黄沙坦地一带筑堤,粤汉铁路公司与地方政府、地方绅商等围绕地权、水陆交通等权益争夺扰攘多年,终由粤海关出面以搬迁黄沙鲜鱼栏,牺牲鲜鱼栏业小商人的利益,达成多方妥协,于1923年出台《广州市迁拆黄沙鱼栏办法》。然而搬迁过程仍一波三折,鲜鱼栏商人不断利用政府与粤汉铁路公司的矛盾寻求维护自身利益的空间,尽力拖延搬迁时间,最终政府以武力迫使黄沙鱼栏完成搬迁。持续20余年的事件涉及地方政府、粤汉铁路公司、鲜鱼栏业商人、地方士绅等团体组织,较为典型地反映了清末民初社会转型过程中广州政商关系的复杂性。

社会小说正名——兼论清末民初小说文类等级观念之衍变

清末民初,梁启超等新小说倡导者在众多小说类型中,一味高抬政治小说、历史小说的地位;未曾料及,偏偏是为其轻忽的社会小说多有实绩。社会小说之所以能在彼一历史时期脱颖而出、后来居上,乃至颠覆了既有奉政治小说、历史小说为最上乘的文类等级观念,缘其更顺应新兴的社会意识、社会视野的萌生。多年以来,史家却每每罔顾史实,不从细读文本入手,而仅仅凭着社会小说这一字面便望文生义,将清末民初社会小说的功能、旨向界定为“改造社会”,忽视了这其实是政治小说的题中之义。有鉴于此,社会小说的定义亟待正名:社会小说虽与社会关系密切,然其恪守“小说”本分,主观上并无“改造社会”这类标榜,而是关注社会细碎,珍重世俗,铺写世态,于不经意间揭示社会繁富多义的内涵。

清末山西戏捐征收与演剧生态

晚清时期,山西开始征收戏捐以支持新政。戏捐征收地域范围广、标准繁杂琐碎、征收主体多样,多用于新政的教育、警务等领域。从戏捐征收中,可以看出清末这一历史时期,山西演戏之风盛行,戏费支出庞大,而且戏曲演出呈现不均衡的特点。

从儒家经典到课本选文:清末民初读经科向国文科的转化与融入

民国初年读经被取消后又被反复提倡,但清末的读经科部分转化、融入了国文科并影响了国文科的发展:国文科课程目标中的“德”由读经科转入,教材中部分课文是对读经科中的整本儒家经典的节选,教学中的诵读法也来自读经科。转化的发生及其成功,主要原因是:读经科改变了形式,顺应了现代教育(国文)的变化,教育目的由培养臣民转为培养公民,教育形式由私塾中的单个点拨到学堂中的班级授课,国文教材形态由专书变为选文,考试文体由八股变为古文。

论清末民初博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

清末民初博览会事业蕴涵了丰富的民族主义。它产生的外部因素是西方“先进”所形成的“榜样”力量,以及西方帝国的霸权行径和经济侵略,内部因素是中国自身的落后,以及中国人所具有的“经世忧国”传统精神。它产生的路径基本是:先进的西方列强,对落后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导致中国利权外溢,产生严重民族危机,具有“经世忧国”精神的中国人奋发图强,既积极学习西方,仿行西法,又反省自身落后,积极展开竞争,谋求改良、发展,其中,蕴涵了忧患、危机、反省意识及竞争、发展观念,最终目的是实现民族国家独立富强。这样的民族主义具有追赶性、内向性、开放性特征,且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虽有过急追求发展的一面,但其价值目标及立足自身的方法取向是理性的。

清末民初讽喻联的“言文合一”趋向及意义

清末民初的讽喻性楹联在中国古代讽喻传统的基础上,与白话运动相结合,在音韵、句式、技巧等方面出现不同程度的新变。平仄规则的自由化、句式词汇的白话化、修辞技巧的谐趣化,使得清末民初讽喻联在“形”与“神”双重层面契合了“言文合一”理念,成为“我手写我口”的实践性文体。清末民初讽喻联最直接且最真实地反应了民众的心声,作为强有力的“战斗武器”,于嬉笑怒骂之中,剖析黑暗惨痛之现实。

舆论下的规制:清末民初法学教育的“跃进”式发展(1905—1927)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下,清末民初,社会舆论推动了西式法学教育的出现与发展,但受传统谋官心态以及逐利目的的影响,法学教育呈现“跃进”式的发展状况,致使民国初期各类法律学校数量一度激增至67所。面对此种乱象,社会舆论再度发挥监督作用,以谴责批评的方式助推政府通过教育管控、学校裁撤以及自我整改来规制此种乱象,并取得了明显效果。回顾清末民初法学教育“跃进”式发展的历史脉络,在看到其发展乱象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其在传播法律知识、培养法治理念和培育政法人才方面对近代中国的贡献。

清末民初南通书法教育研究

目的:清末民初,社会环境急剧变化,书法教育处于迷茫状态。在张謇等有识之士的努力下,南通的书法教育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对清末民初南通书法教育进行梳理,可以弥补近代南通书法教育研究方面的缺失,完善江苏书法教育研究,丰富近现代书法教育研究的理论成果,对中国近代书法教育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方法:文章对近代南通书法教育体系、书法字帖与出版物、书法社团等展开深入研究,分析南通近代书法教育发展状况与典型特征。结果:近代南通书法教育以“适用为上”为宗旨,体现出“实用与艺术并举”的特征,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书法教育体系,在书法教育体系、书法字帖与出版物、书法社团等诸多方面的探索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与先进性。结论:在清末民初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南通书法教育为当时全国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提供了较为成功的参考范式,对当代书法教育的发展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清末民初音乐新思潮:重塑学校音乐教育格局的深度影响分析

思潮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和社会阶层或阶级中能够代表当时社会潮流,并且产生较大意义与影响的思想潮流。清末民初音乐新思潮是中国近代新旧、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下的思想潮流,这一时期中西音乐文化观念碰撞交融和音乐教育实践的发展,决定了清末民初音乐思想的丰富多样性,西方音乐的传入与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巧妙融合,为音乐教育理念与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学校音乐教育逐渐脱离了传统的束缚,开始引入西方音乐理论、乐器和教学方法。这一变革不仅丰富了音乐教育的内容,还提升了音乐教育的地位,使其成为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重要一环,并深刻影响着现代中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变革与发展。本文深入剖析了清末民初音乐思潮的变革如何重塑学校音乐教育格局,并探讨其深远影响,旨在以史为鉴,为当代音乐教育提供珍贵的启示与借鉴。

地方志视野下清末民初上海地区医院概说

梳理旧志记载发现,清末民初上海地区医院的办医主体以民办为主,官办医院数量较少;上海县和上海特别市(上海市)境内医院最为集中,其他县数量远不及此,同时,外国人所办医院均在上海县和上海特别市(上海市)境内;中医医院为数极少,多是西医医院。这与近代上海开埠后经济相对发达、人口稠密,租界设立便于西方事物大量进入上海,以及这一时期政府对社会控制力较弱等因素有关。

微观视野下的天津近代化——读《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天津的近代》札记

在晚清的城市发展史上,天津走在了中国近代化的前列,曾被誉为“小上海”。天津规模变化之大,样貌更新之巨,经贸发展之快,在当时整个华北地区没有其它城市可与之媲美。一位西方学者对清末天津发生的巨变感叹道:“1900年的天津既是全球化的参与者,也是全球化的产品,就像是一个世界性的小宇宙,登上了历史舞台,展现出一系列引人入胜的场景。”

清末民初《西游记》英译研究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小说域外传播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影响力甚至超过国内推崇的《红楼梦》。从英译动机、译介策略和译文特征方面入手,清末民初《西游记》英译的历史演进轨迹可划分为滥觞期(1884—1895)、开拓期(1896—1911)和发展期(1912—1930)三个阶段。译介队伍由初始的传教士拓展为作家、记者和汉学家等多元化译者;英译作品的传播经历了从报刊连载、文学史、作品集到独立发行的过程;取经前的故事内容译介频次高,反映了西方译者的翻译立场和审美价值。

有图自东方来:明信片上的清末司法场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华西方人印制了不少以清末中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内政外交和社会生活为题材的明信片,其中有些涉及拘捕、庭审、枷号、站笼以及死刑执行的场景。这些明信片既记录了司法实践的某些真实片段,亦反映了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心态。这些照片、绘画及据以制作的明信片,强化与扩大了中国酷刑实践的视觉效果与传播范围,使西方人能有更多机会接受中国司法的负面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污名化中国司法的意图。鉴于法律史学界极少关注这些图像资料,因此,对其进行图像学分析与文化学解读,将有助于反思、解构以及批判西方人对清末中国司法实践的话语,并推进对清末司法文化的研究。

清末民初本土科学教科书中“文化自信”的特征研究

新时代教育改革背景下,在课程与教材体系中贯穿文化自信成为教科书编写的现实需求。清末民初是中国教育新旧交替、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大变革时代,教科书中的文化内容也具备典型的时代特征。以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套本土科学教科书为研究对象,从内容特征、融入方式两个维度对教科书中“文化自信”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该时期科学教科书具有文化融入类别丰富、实用性特征突出、充分发挥文化的教育功能等特征。这一时期的科学教科书能够为当代教科书编写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