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江苏地区家谱特点探析

清末民初,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家谱修撰成为部分家族承继血缘关系和家族文化的重要方式。江苏地区是修纂家谱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对家谱的诸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补充。扬州吴氏、宜兴吕氏和无锡锡山秦氏三个家族的家谱具有完备的体例,重视家规族约的制定,并充实了对家族女子成员的记载内容。这些特点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经济基础和区域文化紧密相关,是传统文化和近代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清末民初广州黄沙鱼栏搬迁与官商关系

20世纪初,因修筑铁路需要在广州西关相邻的黄沙坦地一带筑堤,粤汉铁路公司与地方政府、地方绅商等围绕地权、水陆交通等权益争夺扰攘多年,终由粤海关出面以搬迁黄沙鲜鱼栏,牺牲鲜鱼栏业小商人的利益,达成多方妥协,于1923年出台《广州市迁拆黄沙鱼栏办法》。然而搬迁过程仍一波三折,鲜鱼栏商人不断利用政府与粤汉铁路公司的矛盾寻求维护自身利益的空间,尽力拖延搬迁时间,最终政府以武力迫使黄沙鱼栏完成搬迁。持续20余年的事件涉及地方政府、粤汉铁路公司、鲜鱼栏业商人、地方士绅等团体组织,较为典型地反映了清末民初社会转型过程中广州政商关系的复杂性。

社会小说正名——兼论清末民初小说文类等级观念之衍变

清末民初,梁启超等新小说倡导者在众多小说类型中,一味高抬政治小说、历史小说的地位;未曾料及,偏偏是为其轻忽的社会小说多有实绩。社会小说之所以能在彼一历史时期脱颖而出、后来居上,乃至颠覆了既有奉政治小说、历史小说为最上乘的文类等级观念,缘其更顺应新兴的社会意识、社会视野的萌生。多年以来,史家却每每罔顾史实,不从细读文本入手,而仅仅凭着社会小说这一字面便望文生义,将清末民初社会小说的功能、旨向界定为“改造社会”,忽视了这其实是政治小说的题中之义。有鉴于此,社会小说的定义亟待正名:社会小说虽与社会关系密切,然其恪守“小说”本分,主观上并无“改造社会”这类标榜,而是关注社会细碎,珍重世俗,铺写世态,于不经意间揭示社会繁富多义的内涵。

从儒家经典到课本选文:清末民初读经科向国文科的转化与融入

民国初年读经被取消后又被反复提倡,但清末的读经科部分转化、融入了国文科并影响了国文科的发展:国文科课程目标中的“德”由读经科转入,教材中部分课文是对读经科中的整本儒家经典的节选,教学中的诵读法也来自读经科。转化的发生及其成功,主要原因是:读经科改变了形式,顺应了现代教育(国文)的变化,教育目的由培养臣民转为培养公民,教育形式由私塾中的单个点拨到学堂中的班级授课,国文教材形态由专书变为选文,考试文体由八股变为古文。

论清末民初博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

清末民初博览会事业蕴涵了丰富的民族主义。它产生的外部因素是西方“先进”所形成的“榜样”力量,以及西方帝国的霸权行径和经济侵略,内部因素是中国自身的落后,以及中国人所具有的“经世忧国”传统精神。它产生的路径基本是:先进的西方列强,对落后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导致中国利权外溢,产生严重民族危机,具有“经世忧国”精神的中国人奋发图强,既积极学习西方,仿行西法,又反省自身落后,积极展开竞争,谋求改良、发展,其中,蕴涵了忧患、危机、反省意识及竞争、发展观念,最终目的是实现民族国家独立富强。这样的民族主义具有追赶性、内向性、开放性特征,且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虽有过急追求发展的一面,但其价值目标及立足自身的方法取向是理性的。

清末民初讽喻联的“言文合一”趋向及意义

清末民初的讽喻性楹联在中国古代讽喻传统的基础上,与白话运动相结合,在音韵、句式、技巧等方面出现不同程度的新变。平仄规则的自由化、句式词汇的白话化、修辞技巧的谐趣化,使得清末民初讽喻联在“形”与“神”双重层面契合了“言文合一”理念,成为“我手写我口”的实践性文体。清末民初讽喻联最直接且最真实地反应了民众的心声,作为强有力的“战斗武器”,于嬉笑怒骂之中,剖析黑暗惨痛之现实。

舆论下的规制:清末民初法学教育的“跃进”式发展(1905—1927)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下,清末民初,社会舆论推动了西式法学教育的出现与发展,但受传统谋官心态以及逐利目的的影响,法学教育呈现“跃进”式的发展状况,致使民国初期各类法律学校数量一度激增至67所。面对此种乱象,社会舆论再度发挥监督作用,以谴责批评的方式助推政府通过教育管控、学校裁撤以及自我整改来规制此种乱象,并取得了明显效果。回顾清末民初法学教育“跃进”式发展的历史脉络,在看到其发展乱象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其在传播法律知识、培养法治理念和培育政法人才方面对近代中国的贡献。

地方志视野下清末民初上海地区医院概说

梳理旧志记载发现,清末民初上海地区医院的办医主体以民办为主,官办医院数量较少;上海县和上海特别市(上海市)境内医院最为集中,其他县数量远不及此,同时,外国人所办医院均在上海县和上海特别市(上海市)境内;中医医院为数极少,多是西医医院。这与近代上海开埠后经济相对发达、人口稠密,租界设立便于西方事物大量进入上海,以及这一时期政府对社会控制力较弱等因素有关。

清末民初南通书法教育研究

目的:清末民初,社会环境急剧变化,书法教育处于迷茫状态。在张謇等有识之士的努力下,南通的书法教育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对清末民初南通书法教育进行梳理,可以弥补近代南通书法教育研究方面的缺失,完善江苏书法教育研究,丰富近现代书法教育研究的理论成果,对中国近代书法教育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方法:文章对近代南通书法教育体系、书法字帖与出版物、书法社团等展开深入研究,分析南通近代书法教育发展状况与典型特征。结果:近代南通书法教育以“适用为上”为宗旨,体现出“实用与艺术并举”的特征,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书法教育体系,在书法教育体系、书法字帖与出版物、书法社团等诸多方面的探索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与先进性。结论:在清末民初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南通书法教育为当时全国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提供了较为成功的参考范式,对当代书法教育的发展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清末民初音乐新思潮:重塑学校音乐教育格局的深度影响分析

思潮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和社会阶层或阶级中能够代表当时社会潮流,并且产生较大意义与影响的思想潮流。清末民初音乐新思潮是中国近代新旧、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下的思想潮流,这一时期中西音乐文化观念碰撞交融和音乐教育实践的发展,决定了清末民初音乐思想的丰富多样性,西方音乐的传入与中国传统音乐元素的巧妙融合,为音乐教育理念与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学校音乐教育逐渐脱离了传统的束缚,开始引入西方音乐理论、乐器和教学方法。这一变革不仅丰富了音乐教育的内容,还提升了音乐教育的地位,使其成为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重要一环,并深刻影响着现代中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变革与发展。本文深入剖析了清末民初音乐思潮的变革如何重塑学校音乐教育格局,并探讨其深远影响,旨在以史为鉴,为当代音乐教育提供珍贵的启示与借鉴。

清末民初《西游记》英译研究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小说域外传播最为成功的作品之一,影响力甚至超过国内推崇的《红楼梦》。从英译动机、译介策略和译文特征方面入手,清末民初《西游记》英译的历史演进轨迹可划分为滥觞期(1884—1895)、开拓期(1896—1911)和发展期(1912—1930)三个阶段。译介队伍由初始的传教士拓展为作家、记者和汉学家等多元化译者;英译作品的传播经历了从报刊连载、文学史、作品集到独立发行的过程;取经前的故事内容译介频次高,反映了西方译者的翻译立场和审美价值。

清末民初本土科学教科书中“文化自信”的特征研究

新时代教育改革背景下,在课程与教材体系中贯穿文化自信成为教科书编写的现实需求。清末民初是中国教育新旧交替、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大变革时代,教科书中的文化内容也具备典型的时代特征。以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套本土科学教科书为研究对象,从内容特征、融入方式两个维度对教科书中“文化自信”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该时期科学教科书具有文化融入类别丰富、实用性特征突出、充分发挥文化的教育功能等特征。这一时期的科学教科书能够为当代教科书编写提供参考。

李斯特经济学说在清末民初的境遇考察和分析

清末民初,基于西学东渐与追求国家富强的需要,李斯特的经济学说于1901年传入中国。此后近代学人在相关书籍、报刊中对李斯特及其学说多有论及。学人们不仅从理论视角与学理层面阐释李斯特经济学说的具体内容,还结合自身理解分析李斯特的个人形象,更立足于实际将李斯特经济学说与中国现实经济相结合,探讨“李斯特道路”与“斯密道路”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适用性。尽管李斯特经济学说在清末民初尚处于初步传播阶段,但这些思考与讨论体现了近代学人不断认识、理解李斯特及其学说的过程,既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也影响了时人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思考。

清末民初中国养蜂业的近代化探索历程及其启示

养蜂业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回顾其在中国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这一历程中所发生的近代化转变,对于今日养蜂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文章介绍并分析了清末民初我国养蜂业的近代化探索历程,并从其历史经验与教训中,提出新时代蜜蜂产业发展路径的思考。

清末民初安徽新闻事业述评

封建官报滥觞、民营报纸崛起、政党报刊林立,勾勒出清末民初安徽新闻事业发展的轨迹。在此过程中,一大批优秀报人如陈独秀、张恨水、韩衍等涌现,形成了安庆、芜湖两大报业中心,安徽新闻事业独特的地域特色凸显。

清末民初报刊剧话的文体承变与理论革新

报刊剧话与聚焦传奇杂剧、文学批评本位的古代曲话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承继关系,而是直接滥觞于清中后期文人的梨园花谱写作。经由报刊媒介的形塑、戏剧改良思潮的推动与中外剧论的滋养,剧话于民国元年前后定型为一种以京剧、新剧等舞台流行剧种为主要批评对象,以即时化、公开化、品牌化的跨平台专栏创作为特色生产模式,文本与舞台兼重、史论研究与实践批评并举的综合性艺术批评文体。舞台本位意识在清末民初报刊剧话中的建构发展反映了古典戏剧理论“剧学”体系内部重心由“剧本作法”向“表演艺术”的迁移,曲话的独立发展、京剧与新剧剧话的日趋分离亦可视作传统剧论对近代传奇杂剧、花部戏曲、外来新剧“三足鼎立”之全新剧体格局的直接回应。

食物营养知识在清末民初的转译、传播及其特点(1880—1919)

清末民初,在西学东渐背景下,西方食物营养知识率先由传教士转译至中国。在此过程中,晚清口岸知识分子在接触到传教士所译介的食物营养新知后,又在他们已有的知识框架下做出新的解释。至20世纪初期伴随报刊教科书中“营养”一词的广泛使用,逐渐确定了该译名的正统性地位,初步实现了其本土化。西方食物营养知识的早期传播,使得国人开始以具体的化学元素来理解食物,国人的日常饮食与科学的关系愈加紧密。但在此时期,东西方两种不同的食物知识体系尚未出现激烈的冲突与对抗,在食物营养知识的编排中仍然带有鲜明的中国本土色彩。

经营之道:清末民初北京照相馆的变革与发展

摄影术自19世纪60年代传入北京后,当地照相馆便如雨后春笋般开始出现。在中西文化碰撞下,京师的摄影从业者在经营过程中为使照相馆更加适应中国顾客需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通过对照相馆的布景与道具进行变革,增加拍照形式,为照片进行着色等新颖方式对照相馆的艺术商业模式进行了本土化探索,使北京的照相馆在中西融合中形成了独特的拍摄风格。这些措施改变了大众传统的艺术审美观念,推动了清末民初北京照相业的发展。

清末民初士人王舟瑶的著述人生

王舟瑶追寻传统士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但能敏锐觉察晚清学术发展潮流,确立“从经中求道”的学术旨趣。他紧跟时代发展变化,认同并践行近代教育理念,成功实现从传统士人到近代学人的转变。学术旨趣、教育实践、存续文脉是促使其转变的驱动力。

清末民初移民与鹤岗地区的早期开发

鹤岗地处“两江一岭”围成的金三角地带,森林密布,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由于鹤岗地区僻远,交通不便,所以开发较晚。鹤岗地区开发始于清末太平沟金矿的开采,太平沟金矿开采吸引了大批流民和商人来此谋生,为后来鹤岗地区农业、林业的开发奠定了基础。随着人口的增多,鹤岗地区的村屯逐渐兴起,而兴东道的建立是鹤岗设治之始,拉动了鹤岗地区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