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江流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层面例证——《贵州清水江文书·剑河文书》代序

剑河县档案馆藏有近两万件契约文书,系清水江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剑河县历史时期属于“生苗地界”,其地产生的契约文书等民间历史文献,较之清水江下游天柱、锦屏等地,更具备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特征。不管是时间脉络,还是内容书写,无不展示了一幅生动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图景。当然,其文献价值和现实意义,也会随着文书的出版,而逐渐显现出来。

仪式性民俗体育的文化表达——以贵州清水江苗族“玩水龙”项目为例

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文献分析及深度访谈等方法,从非遗保护与传承出发,对贵州清水江苗族“玩水龙”进行宗教信仰、起居习俗、苗族文化等方面的人类学考察,进而对清水江“玩水龙”的发展历程、制作技艺、社会结构、文史价值、濒危保护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此探究苗族“玩水龙”这种仪式性民俗体育项目的文化表达方式。研究认为:一、贵州清水江苗族“玩水龙”承载着苗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展示着苗族人民的制作技艺,表达着苗族人民的技艺传承;二、其教育特色与道德约束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和重要的历史、社会价值,这也是苗族“玩水龙”独有的文化特质;三、随着社会的发展,苗族“玩水龙”的文化表达发生了诸多变化:首先是苗族“玩水龙”的社会功能由祈福功能逐渐向休闲娱乐功能转变,其次是苗族“玩水龙”的存在价值由祈雨纳福向旅游经济转变,最后是苗族“玩水龙”的组织管理由民间自发组织向政府主导转变;四是苗族“玩水龙”的参与人群由男性特权向群体参与转变。

清水江文书中的“用益物权”

清水江文书中的“用益物权”,以“讨”字文书的形式呈现。清水江文书中的地役权存在着“需役物”与供役地等不典型的地役权以及需役地与供役地的典型地役权两种模式;清水江文书中的居住权同样具有典型的“居住权”以及“保留占有、使用权买卖”的居住权两种模式;清水江文书中所呈现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则在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方面存在明显的限制性。纵观清水江文书中的三种用益物权,其背后蕴涵了以“礼”为主的法治观念价值和以“和谐”为主的法治实践价值,其对解决目前民法典用益物权编的某些现实问题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均可能做出有益贡献。

走进清水江文书与清水江文明的世界——再论建构清水江学的题域旨趣与研究发展方向

清水江文书乃是极为珍贵的世界记忆文化遗产,也是可与敦煌文书、徽州文书并埒的三大文书系统。凭借"采山之铜"以铸新钱的材料挖掘、征集、整理和公布的功夫,必将开出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获取新成果的繁荣学术局面。至于不断拓宽专题探讨分析范围,同时也注意交叉综合研究,采取微观与宏观结合,契约文书与典籍文献结合,田野调查与案头作业结合,即多种材料和方法齐头并进互补共用的方法,也必然有助于我们走进清水江文书的世界与清水江文明的世界,走进乡民生活的世界和分土中国的世界,最终则将地域性的清水江学提升为国际性的专门显学。

祖坟之争: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居住正统性与地方秩序建构

一起争夺祖坟的案件引发我们对清水江下游地区复杂人群关系的探究。明清时期的清水江下游地区,围绕着木材的种植与经营活动,世居乡民与外来移民在这一区域内不同村寨内展开了一场合作与争竞并存的长期互动过程,形成了此区域内不同人群交往活动的极具地方特色的历史表达。对于“起源优先”原则的强调正是对于“居住正统性”的诉求,也体现了这一区域社会内的地方秩序的具体样态。

明清以来清水江流域道路的开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

历史上,黔东南地区是并未被中央王朝直接管理的“生苗区”,即所谓的“化外之地”,而清水江是黔东南地区与外界沟通的重要道路。明代伊始,中央王朝出于战略统治的需要,加强对清水江流域的开发经营,制定了各种措施政策,推动清水江流域融合发展,其中道路的开辟便是重要举措之一。道路作为一种使用载体,既是文化历史的有机见证,也是积累人类社会更迭换代的重要基础。道路的开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交往交流,进而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融,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凝聚提供了空间与物质条件,并推动彼此凝聚融合,在实践中谱写团结向心的精神指向,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建的重要条件。明清以来清水江流域道路的开辟,不仅方便移民的迁入、儒学教育的推广,而且促进集市商贸的发展,重塑出清水江流域新的社会秩序,进而揭示清水江流域道路的开辟与国家权力、社会变迁之间的深刻关系。由此延伸,以道路的开辟与疆域统一、因地制宜的政策调整、文化滋润顺育民心、一体化进程作统一整合,着重探讨道路的开辟、各族群交流互动融合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建之关联。以古示今,前后相应,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借鉴经验。

“依口代笔”与“依稿代笔”:清代清水江契约的代笔方式

传统契约文书的研究随新材料的大量刊布而不断发展,但契约研究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即这些契约是如何制作的,尚缺乏充分讨论。在多数契约均为“代笔”的情况下,上述问题的重点在于考察契约的代笔方式为何。就此,清水江契约中的“依口代笔”与“依稿代笔”可以成为分析的关键:相较于旧说,前者并非指“依口录词”,而应被理解为“依议写契”;后者亦非“照词抄誊”,而是指依契约议定而完成草稿誊正。据此,代笔写契的性质不应是“听写”或“誊写/抄写”,而是具备主体表达可能的“书写”,代笔人的角色因而也远非“打字员”而已。在此意义上,契约并非完全是“记录”,而有可能是被“书写”的,关于其性质的理解或应从事实记载转变为一种“说法”或“叙述”。

清水江流域乡村社会互助共济之“讨”研究——基于“讨”契的考察

清水江流域民间“讨”契,包含了民间财产之“讨”的诸类型,主要包括产业之“活讨”与“绝讨”,以及“佃讨”型山林合作经营和民间借贷之债款“取讨”。历史上乡村社会互助共济之“讨”,不仅指乞求他人施舍财产与接受他人馈赠财产的多种表现方式,还包含山林合作经营和债权主张等资源配置方式。清水江流域民间“讨”制度,蕴含了多种物产流动方式、债权主张等,属于乡民自行设计的一种特殊应用性制度安排,应是当时实现乡村社会互助共济的最佳方案之一。乡民之间通过“讨”来促成社会资源的调剂,以实现民间自救或增强家庭抗风险能力,有效地实现乡村社会互助共济;可深化对传统时期乡村社会运行机制的理解。

从资源到资本:林业文化遗产类型、价值及转变——以清水江流域为考察中心

林业文化遗产作为特殊的遗产类型,在生态文明时代展现着突出和普遍的价值,剖析林业文化遗产的内涵及效用,可为林业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参考。以清水江流域为考察中心,对林业文化遗产的类型和形成、价值内涵、保护利用及增值逻辑进行分析和总结。结果表明:①林业文化遗产可归结为物种类、技术类、景观类、记忆类和工具类五大类,这些遗产以认识和利用森林资源为基础,与自然、生态、环境等紧密关联,是一种特殊的资源;②林业文化遗产由不同的要素和系统所构成的特性,决定了林业文化遗产具有产品供给、文化服务、社会网络建设以及生态智慧凝结等多重价值;③清水江流域在制度化保护、产业链延伸、旅游业发展以及生态理念传承4个方面将林业文化遗产盘活,使其蕴含的潜在价值转化为实在的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效益;④林业文化遗产在以保护为前提的框架下进行发掘和利用,是促进资源转化为资本,进而实现价值增值的理论逻辑。

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乡村借贷市场中的“抵”研究

通过对清水江流域“抵”契进行观察发现,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乡民以产作“抵”借贷,与一般将其定义为抵偿不同。债务者以产业作“抵”借贷,其表现形式不仅包含抵偿,还包括“准抵”借贷、“抵当”、“抵典”等,这也促使我们对借贷市场中的“抵”制度进行重新定义。乡村借贷市场的“抵”,所包含的多样化借贷形式,属乡民自行设计的一种制度安排,以确保乡村借贷市场的有序运转。债务者将产业作“抵”借贷,就会导使所“抵”之产业发生权利让渡,并引发土地、山林等产权或所有权流动加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传统乡村社会的转型。

四路开亲: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文书所见习惯法对婚姻纠纷的调解

“四路开亲”作为清水江婚姻文书中对女性“再嫁自由”的意思表示,是书写在民间契约上的习惯法。在四路开亲“首倡者”“和倡者”及“止倡者”三者的互联互动下,一种多元反复的动态婚姻秩序得以展现。尤其是女性“再嫁自由”所受桎梏明显:一为女性在四路开亲缘由中相对被动;二为四路开亲决议成立前,女性需基于一定方式,在中人的商劝下就彩礼回流及自由立契等内容达成一致才可获四路开亲权利;三为四路开亲决议成立后,在习惯法的传统规制、强烈威慑或和合调息下,女性只能以或顺从、或博弈、或调适的行为,获得再嫁的相对自由。

清水江磷矿矿柱置换设计方法与计算

在清水江矿既有采矿方法基础上,利用充填法对保安矿柱进行置换,先回采保安矿柱,再进行充填,完成保安矿柱置换,然后再大面积进行矿体回采,并根据地质报告及现场岩石力学参数对清水江矿矿房宽度进行了计算,考虑了岩石的弯曲、剪切等一系列力学条件,对开阳县及周边矿区矿柱置换具有借鉴意义。

独木龙舟神话的多重表达:从《清水江苗族独木龙舟文化研究》说开去

神话是古人借神之名创造的一种话语,是古人智识的浓缩,具有多重意涵。流传于清水江中游地区的苗族独木龙舟神话,既承载着当地苗族的族群记忆,体现区域社会运作的制度性逻辑,也见证着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不同层次和曲折历程。独木龙舟神话的构建与重构是当地苗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时空、情感认知等多方力量协商平衡的结果,更是该社会有序化生存的情理表达。

中国传统契约中的本土权利话语研究——以清水江文书为视角

中国古代法律虽并未明确提出现代意义上“法定权利”之概念,但在传统契约中却广泛蕴含着“应然权利”之观念,并通过“分”“业”“主”等本土权利话语予以表达。其中,“分”作为明确权利归属与界限的总称,有“四至分明”“对半平分”等表达,是确定财产份额、划分权利边界的主要依据;“业”作为私有财产的统称,有“为业”“祖业”“管业”等表达,用于明确权利人对其财产所拥有的各项权利;“主”作为财产所有权人的专称,有“买主”“山主”“田主”等表达,是物之所有者主体地位的体现。上述话语不仅体现了我国古代居民本土的权利意识与权利思维,亦应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法治建设中可吸纳的部分,并为当代中国法律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历史基因与本土资源。

共同推动古文书学与乡土文献学的发展——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四人谈

清水江文书是徽州文书之后,目前所见第二大民间契约文书系统。它不仅充实或完善了中国民事法权体系的认知内容,而且丰富或扩大了明清以迄民国社会经济史的探讨题域,既提供了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资料来源凭借,也初步奠定了形成国际性显学——清水江学——的基础。扎实认真地开展清水江文书的整理研究工作,不仅标志着中国古文书学又有了新的资料与成果的积累,而且象征着创建乡土文献学基础学科已势在必行,必须凝聚各方面的力量开展前期性的拓荒工作。

清水江木材流动下乡村社会神龛文化

自开辟贵州“新疆”以来,伴随着木材之流动下区域市场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国家力量逐步向清水江下游区域社会渗透,从而引起地方社会结构发生改变,以宗族为载体在地方社会被建构起来。同时,族谱、祠堂、神龛等文化事实不断完善。通过对神龛这一符号的研究解读,可以反映出地方向国家表达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诉求,以及神龛如何稳定宗族根基的作用,如何整合起了当地人们的社会生活。

清水江剑河段近十年水质状况分析及建议

近年来,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增加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水资源的需求日益加剧,继而导致水资源短缺与水质明显下降。为了解清水江剑河段近十年的水质状况,探讨其与核心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合理调控策略,文章对该河段近十年的水质数据进行全面分析。通过收集、整理和分析了近十年来的水质监测数据,文章力图找出潜在的水质问题并为治理和保护水资源提供科学依据与建设性建议。

清水江环保碑刻习惯法对天柱县林木破坏的有益借鉴

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天柱县近年来盗伐、滥伐林木行为频繁发生,林木资源破坏严重,亟待解决。运用文献研究法对清末民初时期清水江环保碑刻习惯法进行分析,发现其在坚持德法共治的治理方式下,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相促进的良好发展模式,为有效解决天柱县频发的盗伐、滥伐林木行为提供了道德治理和依法惩治2个积极方案,从而保持当地林木资源的长期稳定,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水利对象时空信息知识图谱构建技术研究与应用——以贵州省清水江流域为例

随着水利信息化的发展,水利领域积累了海量缺乏统一处理与关联应用的多源异构数据,而通过构建水利对象时空信息知识图谱,可以更好地整合与管理水利信息资源。本研究阐述了水利对象时空信息知识图谱的建设思路与水利知识表示、抽取、存储等关键技术,并以贵州省清水江流域为例进行图谱构建与应用,首先利用PostgreSQL空间数据库构建各水利对象的实体信息表以及水利对象实体之间的关系,通过半自动化抽取表中的水利对象实体、实体属性及关系填充到Neo4j数据库,并通过构建清水江水利知识图谱平台实现知识管理、语义搜索与水利知识推理等方面的应用,为贵州省智慧水利的建设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清代清水江流域苗、侗族夫妻之道——以黎平文书为中心的讨论

清水江流域的家庭是基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的核心家庭,夫妻相处和谐是家庭关系和睦的基础,在所有家庭成员的相处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黎平文书承载的家庭大多数为苗族与侗族,文书中多涉及苗、侗族人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为我们窥探明清时期清水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夫妻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清水江流域在历史上作为“化外之地”,苗、侗族有着自身的一套习惯法则,其夫妻之间相对开放与平等,不同于中原地区被礼法束缚的不平等的婚姻关系。其夫妻之道的特征表现为:一是琴瑟和鸣,二是妇齐于夫,三是夫妻一体。其形成原因在苗、侗民族对于和谐的追求、社会内部平衡的维系以及母系社会时期遗留习俗的影响。清代清水江流域夫妻之间所保留的相对平等的关系,凸显了清王朝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有机保留了苗、侗民族自身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