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治与风雅——清高宗的个人趣味与乾隆朝文化、文学

虽然清高宗留下的庞大诗文集足以使他跻身于历史上最高产的诗人之列,但学界至今还很少认真对待高宗的文学创作,更不要说将乾隆朝的文学风气与高宗的文艺趣味联系起来考虑。而一旦由此考察,便会感觉到乾隆朝文学的走向和高宗的文治方略乃至个人趣味紧密相关。这位皇帝涉足文学活动之深入,历代帝王鲜有其比。这样,考察高宗的文治与乾隆朝的文化环境、高宗个人趣味与官方文艺思想的导向,就为我们认识和理解乾隆朝诗学的趋向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视角。

韵文述史 审视百代——论清高宗的咏史《全韵诗》

《全韵诗》是清高宗(乾隆皇帝)咏史的系列诗作,以106首诗占用全部诗韵,获取宏博周全的形式效果,其内容起自唐尧,直通本朝,评述历代君主事迹,反映了清高宗的历史政治观,体现了他意欲通过评论帝王政治和通论历史演变,为清朝后代统治者提供保守基业的经验与教训。《全韵诗》实际上是一部韵文的史籍,在清高宗进行的文化总结、思想建设中居于重要地位,值得予以重视和研究。

从宋徽宗到清高宗——内府鉴藏款印与古书画的污损(上)

一唐朝以前,以及唐朝宫廷书画收藏题跋和钤印记的情况,晚唐张彦远著《历代名画记》（成书于公元847年）卷三有《叙自古跋尾押署》和《叙古今公私印记》两篇专门记述。据其所述：前代御府,自晋、宋,至周、隋,收聚图画,皆未行印记,但备列当时鉴识艺人押署。

从宋徽宗到清高宗——内府鉴藏款印与古书画的污损(下)

六乾隆这位六十年太平天子的文艺爱好,和他亲自过问的文化事业,也是历史叙述所不能不说的。乾隆从小接受汉语言文字、经史文学、书法绘画的知识教育和技能培养,所以他熟悉经史,很爱好作诗和写字,也能画几笔简单的画。乾隆当时的臣僚对乾隆皇帝的＂多才多艺＂极力颂扬,多溢美之词,可以理解,不必当真。

论清高宗的目录学思想

《四库全书总目》(下简称《四库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下简称《简明目录》),以及乾隆年间出现的许多禁毁书目,都是根据清高宗的目录学思想编成的,借助《四库总目》、《简明目录》,以宣传清朝的文治之盛,表彰和传播那些有利于清朝统治的书;又通过编禁毁书目来查缴和禁毁那些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清政权。高宗的目录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權力意志:清高宗乾隆帝譏斥錢謙益詩文再議

清高宗乾隆皇帝(1736—1795在位)對批判明清易代之際文壇宗主錢謙益(牧齋,1582—1664)似乎有一種情結或執念,無所不用其極。檢《清實録·高宗純皇帝實録》,乾隆《御製詩集》、《文集》,乾隆二十六年至五十四年(1761—1789)之28年間,關涉牧齋者(包括直接因牧齋而發或提及牧齋者),至少有諭、令等19件,詩12題15首。前賢論乾隆之批判牧齋,切入點多在乾隆關於牧齋的諭旨及其種種政治舉措,此乃大關節大問題,固宜先攻破之,但筆者以爲,值得一併考論者,還有學者尚未注意到的乾隆所寫關於牧齋的古今體詩。有鑒於學者對乾隆的相關諭令著墨已多,成果豐碩,但全面探論乾隆相關詩作者尚未之見,本文擬另闢蹊徑,將探論的重心放置於乾隆的詩作,而輔之以乾隆的相關諭令,如此,或能更完整地瞭解乾隆帝譏斥牧齋的情實,並能進一步拓展此一研究課題的深度與廣度。

清高宗的治玉之事--以《清宫造办处活计档》为例

清代乾隆时期,宫廷治玉活动的规模和成就可谓空前绝后,享誉海内外的“乾隆工”代表着清代皇家治玉技艺的最高水平。皇帝在宫廷治玉活动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清高宗自身的审美风格和所处的时政背景共同影响着宫廷治玉活动的发展。依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①等文献资料,基于已知的乾隆宫廷治玉活计档案,探寻清高宗玉器审美观念中最突出的仿古风格、画院风格及痕玉风格的特点和做法;同时,以清宫原始档案为依据,以发生的相关历史事件为背景,从宫廷生活、民族宗教及文治武功三方面努力历数与历史事件相关的宫廷御制玉器,考证乾隆宫廷治玉活动的相关细节,为“乾隆工”增添认识角度。

清高宗御制诗文创作流程及代笔问题探疑——以新见“乾隆御稿”为核心

清高宗御制诗文体量颇丰,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不过其创作主体和创作流程存在较大疑问,文臣“代笔”之疑团构成对其研究、利用的阻碍。近年来进入学界视野的“乾隆御稿”,即清高宗诗文手稿及誊抄稿,为探究此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结合相关序跋、清人笔记等,再将实物资料与历史记载相互印证,可厘清清高宗诗文具体的创作流程。进而通过区分御制诗和御制文,对创作主体进行考察,可得出结论:御制诗应当大多为清高宗自己创作,文臣主要负责誊抄、作注等;而御制文中,碑文、序、记等存在文臣代为撰写的情况。上述结论对久已有之的代笔说做出了回应,并为充分研究、合理使用清高宗诗文奠定基础。

《清高宗实录》所载乾隆朝乡试考官辨误五则

《清实录》是清史研究中的重要史料,但并非第一手材料。笔者对《清高宗实录》中记载的乾隆朝乡试考官信息进行了一次梳理,总结出五种纂修中出现的错误,敬请方家指正。1.误写姓名:乾隆三年四川乡试副考官李敏第《清高宗实录》乾隆三年(1738)五月戊辰载,“以编修倪师孟为四川乡试正考官,工部主事李敏求为副考官”①。

清高宗禁毁钱谦益著述续考

乾隆三十四年起,清高宗通过颁布上谕号令禁毁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及其板片。通过爬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概述各省督抚查缴钱著禁书及板片之经过。各省督抚在查禁钱氏著述过程中扩大范围,且有关钱氏的著述在《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再次遭到禁毁。通过梳理此次禁书运动,侧面了解钱谦益著述的传播范围及影响力。清高宗禁毁钱谦益著述事件是其思想控制趋紧的一个重要环节,此事件阻断了文学传播、破坏了文学生态,伤害了士人心理,造成连锁反应,对乾隆朝文学的发展造成消极的影响。

杭州·西湖美术馆 盛世天子——清高宗乾隆皇帝特展

8月10日,“盛世天子——清高宗乾隆皇帝特展”在浙江省博物馆西湖美术馆正式与观众见面,展览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为观众带来一场文化与视觉盛宴。本次展览展出来自故宫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及国内其他博物馆、图书馆的珍贵展品202件,将为观众讲述一代帝王的文才武略与江南情缘。

清高宗与章学诚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透视清朝“盛世”史学的价值取向

清高宗与章学诚同生活于传统文化大总结的时代,各自对史学理论多有探讨,分别是官方和私家对传统史学思想总结的代表者。将二人的史学见解予以比较,很有学术意义。他们的具体史学主张各有特色,而在大的原则问题上极其近似,这可以透视出清代"盛世"史学的价值取向,即贯彻纲常伦理准则、官方主导方向、提倡经世致用宗旨。清高宗与章学诚都善于在已经陈旧的史学体系中,提出翻新花样的设想,当时堪称创新,而从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实为加固了传统史学的旧有轨道。因此,当时无论官方还是私家对史学思想的总结,不仅没有带来史学体系的嬗变和突破,反而更严格地束缚于传统政治文化的躯壳之内,其负面作用不容忽视。

清高宗生母改姓考

清高宗生母熹妃的姓氏,在其生前的官方文书中就已经出现了歧异。黄之隽文集中保存的熹妃册文底稿,进一步证实了熹妃本为汉姓钱氏,更改为满姓钮祜禄氏是清世宗为确保高宗继位采取的措施。熹妃姓氏变更过程中的种种细微曲折之处,折射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微妙心态,也成为有关高宗身世各类传说的直接源头。

御容佛像:清高宗形象唐卡的艺术特征与文化意蕴探析

唐卡中的清高宗形象均被描绘成文殊菩萨的扮相,档案里称之为"御容佛像"。其实,从元代开始,藏传佛教已经把中国皇帝看作是文殊菩萨在世间的转轮君王。清高宗文殊菩萨转世形象唐卡被一而再、再而三地绘制、供奉,首先是为了稳定国家的统治,虽然这个功能并非出自宗教系统的制度承当,而仅仅是帝王政治的内在要求,但也导致了人王兼教主、王者即菩萨的视觉形象的层出不穷,是帝王在固有的世俗权力秩序之中的精神构建。

清高宗弘历“历”字避讳芻议——以《五礼通考》为例

本文认为,清高宗弘历'历'字的避讳,陈垣先生《史讳举例》谈到了,但失之于简。本文通过《五礼通考》一书,论证了'历'字的避讳有四种方法:一是避讳改字。除了'历'改作'历'以外,还可以改作'律'、'法'、'算'、'数'、'术'、'书'、'推'、'象'、'理'、'天'、'朔'、'学'等十二字。二是避讳含有当避之字的合成词。已发现要改的词有七个。三是径直省掉'历'字。四是避嫌名。嫌名虽然只有一个'历'字,但也要避。'历'字或改作'阅',或改作'累',或改作'泊',或改作'列',或改作'数',或改作'术',或改'步历'为'推步',或改'古今历法'为'古今之法',或经省去'历'字。

清高宗御制萨尔浒山之战事碑与恩赐和珅“赏单”刍议

在《和珅秘档》中,笔者发现了一份清高宗御制赏单,其所赏之人,多为清代皇子和名臣,其中就有和珅。本文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沈阳故宫珍藏清高宗“太祖大破明师于萨尔浒山之战书”石刻及相关史事。二、清高宗恩赐和珅“御制太祖大破明师于萨尔浒山之战书赏单”之意义。沈阳故宫珍藏之石刻弥足珍贵,而书事文,可与《满文老档》相互印证、补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珅,时年二十六岁。此后,平步青云,开始一生之中的四十七次升迁。但在当时,不仅有清高宗对其宠爱之嫌,也有警示其与皇子皇孙们一样,不能忘了祖宗创业之艰,暨对“龙兴之地”的重视之意。

论清高宗的史学思想

清高宗是一位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封建君主，他临御天下六十余年，不仅在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等各个方面都颇有作为，而且还具备很高的学术造诣，尤其重视对史学的研治，他的史学思想成为乾隆朝官方史学活动的指导思想，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揭示清高宗御制京剧一重大秘密

有好些同志常异口同声地说:“京剧是四大徽班进京形成的,这是历史。”研究北京戏曲史学者,都知道清初北京只有昆腔与西秦腔。昆腔是朱明末年上下沉迷的戏曲,西秦腔还是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特地由长安调来了几个西秦腔班子。李自成失败,宫内这几个西秦腔班于流亡民间,后来就演变为河北梆子。所以清初北京还是盛行昆腔、西秦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