渎职罪的不法构造与解释方向

面对渎职罪中“重大损失”要件引发的各种问题,刑法学有必要站在渎职罪本质的高度重新审视其不法构造,进而锚定司法适用的基本方向。客观的超过要素说、内在的客观处罚条件说、“中间项”的结果型情状说等既有方案,没有摆脱结果犯的固有思维,均难以从根本上消除与“重大损失”要件相关的理论困境。在渎职犯罪领域,我国刑法采用的独立型立法模式凸显了对公务活动公正性这一“中间层法益”的专属保护,相较于依附型模式更能契合现代社会提前预防系统性风险的治理需要。欲充分发挥该模式所蕴含的优势,需要将渎职罪的不法评价重心从人身、财产法益转移到公务行为公正性法益上,从死伤、财产损失等结果转移到渎职行为本身的情节上。当前,司法者完全可以在条文语义可容许的范围内,遵循以渎职行为和公务行为公正性为核心的解释方向,不宜将“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认定为渎职罪的入罪标准。

中外渎职罪主体的比较研究

渎职罪是一种危害性相当严重的犯罪，我国刑法规定的渎职罪主体范围过窄。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刑法对渎职罪主体范围的规定相对宽泛，我国有必要汲取和借鉴国外域外渎职罪立法的优点和长处，从而逐步完善我国渎职罪的立法。

“明主治吏不治民”:论《唐律》中的官吏渎职罪

本文通过对《唐律》中官吏渎职罪的研究提示了传统中国法律制度的主要特征 :“治吏不治民”的传统。对官吏渎职罪的规定和惩罚是《唐律》的主要内容和重点 ,《唐律》中有一半以上的条款属于官吏渎职罪。《唐律》中的官吏渎职罪可以分为两大类 :即一般性的渎职罪和特定的渎职罪。在《唐律》中 ,官吏渎职罪的范围十分广泛 ,对渎职罪的刑罚是十分严厉的。但严刑不是唐朝立法者的目的 ,对官吏渎职罪的刑罚力求做到“罚当其罪”。“罚当其罪”的原则体现了唐朝立法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食品监管渎职罪疑难问题司法认定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第49条为主线

食品监管渎职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增设的罪名,正确理解和界定本罪的构成要件对于准确司法至关重要。其客观方面表现为监管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主体为特殊主体,主观方面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罪过形式。《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相关规定在适用时和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以及受贿罪等法条易产生竞合,认定的关键在于把握食品监管渎职罪的构成要件和法条竞合的适用原则。刑罚适用方面应将罪名根据故意、过失予以分立。此外,应予增设资格刑和罚金刑。

渎职罪因果关系的判断

对于结果犯占据了近半数的渎职犯罪而言,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成为认定此类犯罪的关键。一方面渎职罪因果关系的判断应遵循刑法因果判断的一般规则,另一方面由渎职罪所保护的法益所决定。其因果关系的认定具有法律拟制的特点。在具体判断时,既要基于渎职犯罪行为的特点进行一般考察,又要以法律上实质的原因力为标准进行因果关系的个别判断。

食品监管渎职罪主体范围之界定

我国对于食品安全的监管采取的是多部门"齐抓共管"模式。这种监管模式带来的必然后果是,当某一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后,各监管部门及其人员都应当承担一定程度的责任,并且呈现出横向平行监管和纵向垂直监管交叉的特点。刑法的机能包括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的二元统一。根据社会保护机能的要求,需要对所有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的人进行惩罚;基于人权保障机能的要求,我们需要在所有负有监管职责的人员中进行甄别。因此,需要构建一定的机制,实现从横向广度和纵向深度两个维度来确定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的主体范围。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认定及适用

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频频发生,许多案件触目惊心,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受到极大威胁,社会危害极其严重。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食品安全领域的渎职行为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构成要件及适用

食品监管渎职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49条增设的新罪名,是身份犯,只有负有食品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能构成其犯罪主体。本罪从客观上看是负有食品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而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在主观上只能出于过失;在适用上,其与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等渎职犯罪之间存在法条竞合现象。"徇私"属于主观的超过要素,不要求行为人实施与之相对应的客观行为。行为人受贿后渎职的,应按照受贿罪和食品监管渎职罪予以并罚。

论渎职罪的惩治与防范

一渎职罪是一种特殊主体的犯罪，根据新刑法的规定，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危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过去有人把渎职罪称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犯罪”，这是因为此类犯罪的主体都是政府官员，他们的职务行为从不同...

“风险刑法”下食品监管渎职罪及适用困境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食品监管渎职罪是"风险刑法"理念的产物。"风险刑法"的理念不宜提倡,它具有侵蚀刑法诸多基本原则的巨大危险。设立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既不能弥补刑法漏洞,也无力阻止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食品监管渎职罪在主体适用范围、主观心态和因果关系等方面都存在着立法缺陷,使其在司法实践中难以适用。

食品监管渎职罪司法适用论要

科学理解和准确适用《刑法修正案(八)》所增设的食品监管渎职罪,才能有效惩治和防范食品安全监管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着力提高食品安全水平。"食品监管渎职罪"是立法规定所确定的科学、合理罪名,有利于司法适用。在主观罪过认识上,食品监管渎职罪应认定为过失犯罪。在明确具体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司法机关要审慎掌握犯罪成立标准,谦抑适用食品监管渎职罪。在司法适用中,准确确定渎职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是认定食品监管渎职罪刑事责任的关键。

论渎职罪与受贿罪的关系认定及其处断原则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主观要件,而非客观要件。受贿与渎职行为并不存在法条竞合的关系,也不属于想象竞合的关系,二者应为牵连关系。对于行为人实施的数个独立的危害行为,如果各行为之间并无特殊关系,一般均应对数行为进行数罪并罚,方能对各个危害行为进行充分的否定性评价。故除法律有特殊规定以外,对牵连犯一般应当数罪并罚,而不能单纯从一重处。在处理受贿牵连渎职的行为时,除刑法第399条第4款规定的以外,一般都应当数罪并罚。

渎职罪主体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研究

渎职罪主体的本质特征在于"从事公务",即从事的工作性质是行使国家公权、执行国家公务。这一特征也是渎职罪的前提条件,即要有"职"可"渎"。公务职责是分析、判断渎职罪主体资格的逻辑起点。对渎职罪主体资格的判断应当是动态的、具体的,仅仅具有公职身份尚不足以认定,还要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考察行为人是否具有涉案公务职责、是否利用涉案渎职罪所对应之公职实施犯罪,以确定其所具有的公职与涉案公职是否具有对应性。

“食品监管渎职罪”若干构成要件的理解与适用

"国家机关对食品安全的正常监管活动"应当作为"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客体内容,而"公民的健康权利和生命安全"与"国家食品安全的监管制度"则不宜作为"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客体内容。"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客观方面包括"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等几个要素。要彻底搞清"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内容,至少应当明确有哪些"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有哪些"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法律、法规,以及有哪些具体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等几个问题。从两高司法解释的"食品监管渎职罪"名称来观察,其罪过形式应确定为"过失",具体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犯罪与过于自信的过失犯罪两种,它属于"监督过失"范畴。

论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立法完善与食品安全犯罪的遏制

食品监管渎职罪和受贿罪都是国家公职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按两罪并罚处理不仅能体现刑罚公平,也是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此外,对负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明知生产者和销售者制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有毒有害的食品而提供帮助的,按相应的共同犯罪论处;同时应贯彻刑罚必然性与刑罚及时原则,重视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的适用,强化刑罚的消极预防与积极预防的整体效果,以有效遏制食品安全犯罪。

渎职罪刑法适用中凸现的问题及其立法完善

渎职罪原案的认定,应区分实质有罪与程序有罪,从而正确把握原案罪的成立标准;立法机关应当赋予检察机关渎职罪原案立案管辖权;渎职罪的重大损失,应以发案时实际损失认定;已经挽回的损失,只能作为从轻处理情节考虑;渎职行为与损失结果存在时间差时,应以结果发生之日起计算追诉期限。

影响渎职罪量刑的外在因素研究

"量刑公正"是司法公正最敏感的神经,以渎职罪为典型的职务犯罪轻刑化现象所引起的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使得从量刑角度研究渎职犯罪具有现实的社会意义和法治价值。渎职罪的量刑包含了一个复杂的参照系统,其中,既有基于渎职犯罪自身特征、立法规定等内在根据,也有当前刑罚发展整体态势、主流观念、刑事政策、犯罪现状、量刑原则、量刑主体的个体性要素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后者构成研究渎职罪量刑有关问题的分析背景。

论渎职罪主体构成的统一性要求

关于职务犯罪的主体 ,司法实践中就存在大量的问题 ,理论界对此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但至今问题没有解决。本文就我国渎职罪主体的立法及司法问题及理论冲突进行了相关分析 。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罪名拟定与立法体例

国家对食品安全事故的治理思维开始转向了重典治吏和从严治吏的层面,这种转变的成效尚待司法实践的实证考察。而从刑法文本来对食品监管渎职罪进行规范分析,无疑会裨益于食品监管渎职罪现在的司法运用和未来的立法完善。食品监管渎职罪在罪名拟定上存在着忽视罪责要素、忽视主观恶性、忽视刑罚个别化、容易与渎职罪章的章罪名混淆的弊病,应当拆分为食品监管玩忽职守罪和食品监管滥用职权罪;在立法体例上存在着特殊性彰显不足、法条适用错综复杂、违背平等适用刑法的嫌疑和浪费立法资源的缺陷,值得在以后的立法工作中予以借鉴。食品安全的保障单纯依靠刑法是无能为力的,须建立一个全方位的安全保障制度并使之体系化。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成罪理论基础及其立法完善

食品监管渎职行为从众多的公职人员渎职行为中分离出来,彰显了国家应对食品安全社会风险的决心;对食品监管渎职罪进行分类,有利于研究食品监管渎职罪的本质与特征;公共选择理论、监督过失理论和治吏从严的刑法理念从不同的纬度支撑着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理论基底。食品监管渎职罪由于简单沿袭普通渎职罪的立法模式,存在法条设计过于简单,立法技术落后等诸多缺陷,因此有必要从立法技术、立法理念及法定刑设计等方面对该罪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