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滥用职权司法审查标准的反思与完善

滥用职权作为行政行为撤销的重要根据之一,历来饱受争议。由于立法上对滥用职权的概念没有作出权威解释,学界对滥用职权标准的界分也尚无统一定论,导致审判领域对滥用职权的适用不尽如人意,泛化适用或规避使用的情形时有发生。在新行政诉讼法体系下,采用主观、客观、职权三要件相结合的标准对滥用职权进行认定,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滥用职权标准的可适用性,优化法院对行政裁量的司法控制,并为行政诉讼司法审查体系的理论完善发挥建设性作用。在涉及滥用职权和明显不当这一组概念的界分时,可以采用实质和形式分离的方法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认定,提升行政诉讼的裁判质量。

代理风险与权力配置——中国古代防范官员滥用职权的关系学原理

由于圈子关系是官员滥用职权的前置条件,因此如何防范因关系的嵌入导致的代理风险,成为了古代政府组织防范官员滥用职权更为深层的难题所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明初政府尝试以巧妙的权力配置来限制嵌入性代理风险的激化。具体而言,朱元璋加强了集权与专制的程度,分化了中层官员及地方大员的权力,悬隔了县级官员与民间社会的关联,使得高层官僚圈子、中层官僚圈子与基层官僚圈子都得到了削弱,从而有效限制了嵌入性代理风险的激化。文章为分析我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演变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解释,同时也为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

滥用职权罪客观行为的判定

刑法条文对滥用职权罪客观行为要件作出简单罪状式的规定使得理论上对何为"滥用职权"认识很不统一,这也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其把握上的模棱两可。这种模糊认识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可能导致随意出入人罪。滥用职权罪可由不作为构成,超越职权的判断无须具备"本权"相对应,可以认为行为人具有一般的职务权限并且其超越职权行为利用了其应有的职权的便利进而造成重大损失的即可认定为"超越职权"。不作为的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关键区别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不同,应当准确区分不作为滥用职权罪与故意杀人罪的不同。

裁判员滥用职权行为的定性与定罪

随着体育行业的发展,裁判员滥用职权行为已经成为热点问题。从历史的、比较的、现实的角度考察,裁判员滥用职权行为应定性为犯罪;裁判员滥用职权导致犯罪的相关因素的界定是对裁判员滥用职权行为定罪的前提和基础,由此对裁判员滥用职权行为应分不同情况予以定罪。

被滥用的“滥用职权”--行政判决中滥用职权审查标准的语义扩张及其成因

学界通说认为,1989年通过的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滥用职权"审查标准,其涵义是滥用裁量权。但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和《人民法院案例选》上刊载的行政案件的实证分析表明,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并未采纳这一学理观点。在法定职权、事实根据、法律依据和程序要件的判定中,法官普遍使用了滥用职权标准。甚至在不少案件中,法官还将其泛化理解为"违法"。滥用职权标准之所以会在司法实践中被滥用,根源在于该标准本身存在缺陷。一方面,它与《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中的其他审查标准之间的划分标准并不同一;另一方面,"滥用职权"的规范涵义又极易与其日常涵义发生混同。为克服上述缺陷,应将滥用职权标准修改为"滥用裁量权"。

模型建构视野下的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之区别

近年来,刑法学界在涉及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两罪的认定时争议颇多,尤其表现在对两罪主观罪过形式及客观方面特征的界定上。实际上,刑法所建构的犯罪识别模型(犯罪构成)虽然来源于生活原型,但由于人为概念系统固有的拟制功能,法律规定往往高于生活事实本身。据此,在犯罪模型上将所有故意性的一般渎职行为统一拟制为滥用职权罪,将所有过失性的一般渎职行为统一拟制为玩忽职守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于事实原型本身,但却是十分必要和切实可行的。

试论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

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间接故意,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已形成共识。但对于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否存在过失或者直接故意,刑法理论界认识迥异、争议颇多。

《刑法》第397条中的“重大损失”在滥用职权罪中的地位

《刑法》第397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不能作为认定滥用职权罪罪过形式的危害结果,也不是“客观的处罚条件”和“客观的超过要素”,而只能是说明滥用职权社会危害程度,限制处罚范围的定罪情节。

错位与归位:滥用职权罪立法的检讨与重构

对于修订后的刑法所新设的滥用职权罪,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其是故意犯罪,但相关的论证实难令人信服。合理的思路或许是区分不同的层面进行解读:从实然的角度分析,现行刑法中确立的滥用职权罪是过失犯罪;但从应然的角度反思,滥用职权罪的正确定位应是故意犯罪。为此,应当通过立法修正的形式对其进行理性重构。

论滥用职权罪中“重大损失”的体系地位

"重大损失"是滥用职权罪的危害结果,应属于主观认识内容。认为其属于罪量要素、限制处罚范围的事由、客观处罚条件或者客观的超过要素都是不当的。我国对该罪设置了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是基于该罪的客观行为样态等考虑,符合我国刑法的基本理论。

行政诉讼中滥用职权标准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学术梳理

由于理论研究的薄弱、立法供给的不足、审查标准体系内在的矛盾、法官规避风险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行政诉讼中滥用职权标准的适用尚存有较多问题。从加强权力控制,实现行政实体法与行政救济法衔接,通过司法审查倒逼责任落实等角度观之,滥用职权规制的范围应走出干预行政和自由裁量权的认识误区,统一滥用职权的司法审查标准与行政权行使标准,明确滥用职权行为的违法属性,进而确定包括主观动机审查、直接证据证明、违法表现三要件的滥用职权标准。

行政诉讼中“滥用职权”条款之法教义学解读

"滥用职权"条款的理解与适用一直存在较多争议。从法教义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回归立法者意志、探寻法律规范之间的脉络关系,可以理清该条款的法律含义;结合司法案例,可以归纳出此条款适用的基本方法与标准;将目光往复于法律含义与司法实践之间,使我们对该条款的内涵、适用以及地位的认识更为清晰。

科学把握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区分标准——以闫某玩忽职守案为例的分析

我国刑法理论对玩忽职守罪的主观罪过形式系过失在认识上基本一致,而对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则存在三种认识,即故意说、过失说与复合说。从立法进程、《刑法》分则第九章对渎职罪的规定体系以及最高司法机关对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在立案标准与案件分类上的区别对待来看,将滥用职权罪的主观罪过形式确定为故意,是合理的。在司法实践中,意图通过区分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来达到明确界分两种不同犯罪的目的将会不可避免地面临巨大困难。对两罪主观罪过形式的探知,更多的是通过对客观行为内容的分析判断进而得出的高度盖然性的结论。只有将行为的客观方面作为两罪的主要区分标准,才可能满足作为标准本身所要求的基本明确性。

行政滥用职权琐议

认定行政滥用职权应当有一个法律标准,由于滥用职权是滥用自由裁量权,要认定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其内容涉及合理性,而合理性的内容要接受司法审查,则必须将合理性的内容和标准法律化。只有这样,才能把行政滥用职权界定为行政违法行为,才能分清滥用职权与行政不当的界限,理清滥用职权与显失公正之间的关系等。

增设非国有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的立法建议

目前,我国处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非国有单位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滥用职权的行为常有发生,且呈蔓延之势,这些行为因不符合滥用职权罪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而又没有其它罪名与之相对应,不受到刑法的处罚。这反映了我国刑法较重视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保护,而忽视了小团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保护。为了更好地惩罚非国有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的行为,保护非国有单位的合法利益,我国刑法应增设非国有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

滥用职权罪“损失”的确定

滥用职权罪是常见、多发性职务犯罪。从构罪条件上看,滥用职权行为只有造成了重大损失才构成犯罪,故“损失”的认定是该行为罪与非罪的关键因素之一。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相关司法解释中对本罪的立案标准作了规定,这对于本罪中损失的认定有重要意义。但由于现实的复杂性,该罪损失认定中仍会存在诸多的问题。

试论滥用职权罪的客观行为

滥用职权罪客观行为的表现形式是司法实践中极具争议的一个问题。立足于滥用职权罪立法的基本特点 ,从探讨滥用职权行为的概念与特征入手 ,深入分析了滥用职权行为的基本类型 ,以及认定滥用职权行为应当注意的问题 ,从而为正确适用刑法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 ,我们也立足客观现实 。

滥用职权罪客观行为分析

滥用职权罪是1997年修订刑法时增设的新罪名,由于立法上不够严谨和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该罪的客观行为表现产生分歧,从而直接影响到具体案件中对滥用职权犯罪的定罪和量刑。为准确公正执法,有必要从事实和规范两个层面上对其做简要剖析。在事实层面上,滥用职权罪的客观行为不仅表现为作为,也表现为不作为;在规范的层面上,滥用职权罪的客观行为只能认定为不作为。

浅谈违法行政的两种主要行为——行政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范围愈加广泛,同时,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的现象也日益增多。本文对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的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定、表现形式、法律责任进行探析,并对如何防止行政机关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提出对策。

二手房交易中避税行为的法律思考——以张某滥用职权、受贿案为视角

一、张某滥用职权、受贿案简介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反渎局立案查处了一起税务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受贿案。犯罪嫌疑人张某在担任青浦区税务局某税务所副所长并被派驻青浦区房地产交易中心税务征收窗口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便利，违法操作：一是在纳税申报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