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演剧形态的西化倾向与大众审美观念的现代转型

甲午战败后,随着中国从“天朝上国”的历史优越感中彻底惊醒,向西方学习的步伐也随之加快。中国传统戏剧对所谓新形式的召唤以及随之进行的变革发展,也受到了来自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外来戏剧信息的传入,打破了传统戏曲封闭自足的发展空间,也加速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戏曲改良运动。

中国戏曲演剧形态与20世纪中西方戏剧转型

中国戏曲以其独特的演剧形态进入了20世纪中西戏剧的建构视野。只有从西方戏剧转型的建构策略的角度 ,才能理解中国戏曲在西方被误读的命运 ,也只有从中国戏剧自身转型的建构策略的角度 ,才能理解中国戏曲“写意说”

抗战街头剧演剧形态与文化特质剖析——对1938年成都《儿童世界》街头公演的再解读

抗战时期是公认的中国现代戏剧黄金时段,但以往研究多集中于戏剧文本和剧场戏剧。笔者认为,其时大盛的街头剧是抗战演剧的主要形态,其繁盛原因与政府因抗战而制定的戏剧政策、演剧体制及剧作家心态转变密不可分,并且因此形成了诸多有别于战前戏剧的新演剧特征,其演出和观看也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重要的集体记忆,却因为种种历史原因未得到充分剖析。本文以1938年成都《儿童世界》一剧公演为典型案例,运用大量一手资料重新解读抗战街头剧的演剧形态与深层文化特质,以进一步理解抗战戏剧的艺术形态变化及战争与中国现代戏剧改变的深层关联。

醇美的诗意情景 新颖的演剧形态——解读《十二月等郎》的艺术创新

“男人去打工，正月下广东。”长湖村的女人们踩着早春的冰凌，迎着料峭寒风，用哀怨缠绵的心声送走各自的男人之后，便开始了“一天天，一月月”的等待、思念和盼望……。湖北省荆门市艺术剧院演出的现代湖北花鼓戏《十二月等郎》，将这一群留守空巢的乡村妇女在等待外出打工情郎归来的一年中所经历的情感煎熬和生活磨难抒写得感人肺腑，咏叹得荡气回肠。随着剧情的展开，观众一次次被感动得心酸眼潮，一次次报以由衷的掌声。

由仪到戏:端公祭仪中的演剧形态

端公戏是人们对端公祭祀仪式中演剧活动的一种概述性指称。端公祭仪中的四种演剧形态:歌舞形态的叙事表演、"出脸子"的拟神表演、与祭仪直接相关的正戏形态、表现世俗生活的耍戏形态,表征了由仪到戏形态发展的序列层次,构成了由仪到戏的一条完整演进脉络。端公戏的形成发展脉络本身,或许为我们思考"戏剧起源于祭祀"这一命题提供了某种切入点。

论明初南戏的演剧形态

明初自文人加入到南戏队伍以来,南戏的排场结构和装扮体制形成了一定的规范模式,但具体演出仍会因舞台实际需要,而在定例的基础之上发生诸多变化,不会因守定格。因此,明初南戏的演剧形态独具一格,呈现出新的面貌,为观众带来了更强的代入感,使作者、演员和观众之间得到更好的互动。

缘起与正名:作为演剧形态的“堂会”考辨

堂会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一个具有确切含义的专有名词,指集体或个人出资邀请职业戏班和名伶到规定地点唱戏的一种演剧形态。堂会与明清家乐、宫廷演剧等戏曲演出形态有显著和本质的区别。堂会是基于家乐的衰落得以发展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清代帝王的禁止蓄养戏班等谕令和职业戏班的成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宋金时期演剧形态考述

宋杂剧、金院本是宋金时期多种表演伎艺的统称。作为泛戏剧形态向成熟戏曲发展的最后阶段,宋杂剧、金院本一方面要从与歌舞百戏混合杂处的泛戏剧形态中独立出来,成为具有统一体制的专门的表演艺术,另一方面又要与歌舞、说唱等民间伎艺进一步融合,向歌舞演故事的高级戏剧形态——元杂剧质变。从理论上讲,这两个方面应该是历时的、递进的,但是从文物展现的面貌来看,这两个方面又似乎是同时进行、交错发展的,使宋金杂剧的演出形态呈现出多元复杂的面貌。

空间·场合·形态——粤剧在城市、乡村和海外唐人街的基本生存格局

不同的文化空间造就不同的演剧场合,不同的演剧场合具有不同的演剧功能,对剧目、演员和表演方式有不同的要求,造就不同的演剧形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乡村和海外唐人街这三大演剧市场,已逐渐发展成为广东粤剧的三大生存文化空间,成为广东粤剧的基本生存格局。城市演剧倾向艺术表达,乡村演剧注重民风民俗,海外演剧强调文化认同。无论如何,只要各自的演剧功能还在,粤剧就还将在这三大空间里继续传承和发展。

湖北戏曲形态的当代转型及其主要问题

考察我国戏曲艺术形态的当代转型,不难发现湖北当代戏曲创作对其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如'自由体式'的音乐唱腔、'组合布景'的舞台样式、'泛喜剧'的审美风格,其源头大多都能追溯到新时期以来湖北创作的戏曲剧目。但是1990年代末期以来,湖北戏曲创作也存在诸多问题,对之展开深入思考,有助于促进湖北乃至全国戏曲形态的后续建构与发展。

浅析传统演剧空间留给当代戏剧表演的启发

随着时代发展变化,传统演剧空间逐渐消逝,但它对当代演剧形态、传统戏曲表演以及现代剧场发展和观演关系变化都有着一定启发作用。保护和传承好传统演剧空间留给当代戏剧的精神财富,有助于传统戏曲表演的现代发展,有助于丰富当代演剧形态。

视觉艺术语境中的演剧艺术样式

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视觉艺术一直与戏剧艺术有着紧密关联。在视觉艺术的语境中考察戏剧,会看到其呈现出幻觉、反幻觉和艺术生活化三种演剧样式。其中艺术生活化演剧样式本质上是戏剧观念的彻底改头换面;表面上它模糊了艺术与生活的边界,而实质上推倒了横亘在艺术与生活之间的高墙,径直将戏剧艺术拖入凡尘。本文梳理了视觉艺术与西方演剧的三次相遇,认为它们彼此之间的融通与互动在当代将不断趋强。

“梅齐合壁”与中国戏曲的技艺化倾向

齐如山一生致力于京剧舞台表演的舞蹈化实践与研究，这种舞蹈化在他与梅兰芳的合作中获得巨大成功，并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把他们的合作及其成功的现象称为“梅齐合壁”。这种合作以技艺化为重要的美学特征，它强化了戏曲的通俗化特征，但同时则以人文价值关注的弱化为代价。当中国观众对戏曲中的舞蹈化已经不再感到新鲜的时候，在西方文艺完成对写实主义的超越，实现艺术转型之后，中国戏曲的舞蹈化的世界效应便一落千丈。

中产阶级趣味与新世纪话剧的审美定位

评论界善于用“多元化”一词来概括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话剧的演剧特征。这种基于对中国话剧存在方式、题材选择多样化的宏观描述，显然已经成为我们观察与思考本阶段话剧演剧形态的最为直观、也最为便利的公共术语。艺术领域中的“多元化”，不仅意味着其艺术表达手段、方式的多元并存，更意味着审美趣味的多样化与主体选择的差异性；而且，在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之间还存在着一种互动的协调关系。

理想戏剧之梦——“国剧运动”再评价及其他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19世纪20年代中期，新兴话剧在创作和演剧形态上都是不成熟的，它的观众只限定在都市知识阶层的狭小范围。旧剧虽然遭到了“五四”新青年派的激烈批判，但无论在都市还是在广大的乡村，它依然拥有大量的观众。在这样的背景下，余上沅、赵太侔、徐志摩、闻一多、熊佛西等一批留学欧美的青年学者相约发起了“国剧运动”，试图为中国戏剧找到一条顺利发展的民族化道路，实现他们的理想戏剧之梦。

“《搭错车》现象”的自我思辨

近几年来,戏剧界把沈阳话剧团的演剧活动称之为“《搭错车》现象”。这一方面是因为以《搭错车》为标志的新鲜的演剧形态与它的轰动效应引起了戏剧理论家们的关注,另一方面,在这种肯定之中也深蕴着戏剧界人士对克服戏剧危机的焦灼和期待。

关于中国近代戏曲的分期与延续问题

关于中国近代戏曲史分期问题的研究,其价值要远远超出问题本身的范围。这不仅因为对这一问题的科学界定具有学术价值,还因为这种研究所涉及到的对于近代戏曲的文化属性的认识,会直接影响我们对现存戏曲舞台状况的看法,以及对戏曲艺术走向的估价。

清初至民国《长生殿》传播与接受路径的嬗递

《长生殿》全本演出多见于康熙年间,自乾隆中叶之后,逐渐代之以折子戏的形式流传至今。清晚期以前《长生殿》多以雕版之法刊印,至晚清民国,《长生殿》版籍书面逐渐形成以铅、石印为中心的刊印形式,这一技术转型直接促成了民国初年扫叶山房石印本以及之后新式标点排印本的出现。面对晚近时期的时代变局,昆曲《长生殿》的传承模式也在时代潮流之下求新求变。

图像史学与《唐墓壁画演剧图》研究的若干问题

《戏剧图像的价值及判定方法》一文对《唐墓壁画演剧图与〈踏摇娘〉的戏剧表演艺术》一文提出异议,认为壁画内容当为"胡旋舞"而非戏剧表演。从史学方法的角度来说,判断图像内容,当从两个方面出发,一是图像本身,核心是图像各意义要素及其结构关系。二是利用传世文献和相类图像对其内容进行分析。综合相关史料,可知"胡旋舞"之说与《唐墓壁画演剧图》完全不合。对图中各人物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则进一步证明其所呈现确为中国早期较为成熟的演剧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