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漕运文化的历史考察

镇江地处江河交汇之地,为南北水路要冲。作为江南运河的起点,镇江漕运兴起较早。经过历代递嬗,镇江逐步形成了“因漕而兴”的城市生态,以及与其他文化元素多元共生的漕运文化系统,如交通文化、渡口文化、商贾文化、救生文化、宗教文化、移民文化、文人文化、民俗文化等。

明代两淮盐业与漕运、黄淮水利的关系

通过对明代两淮盐业与黄淮、淮扬运河水利工程的关联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明前期盐业发展得益于漕运淮扬运河的疏通,也不断地为漕运服务,发挥类似漕运的一些功能。盐政当局也需要经常对淮扬运河以东至盐场附近地区的运盐河道进行维护,但多数情况下需要盐商、当地社会精英捐助来进行,工程能力有限,所以实际上盐场附近地区水利也依赖于黄淮、运河水利给自身带来便利,对黄淮水利政策的变动非常的敏感。明中后期随着黄河治理问题的不断凸显,盐务提供的河工经费越来越多,加重了盐商负担并催化了盐业的衰落。在这一时期盐政利益也越来越密切地被裹挟进治水官僚的技术政策争议中。盐政本身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财政,也在漕、河水利技术争议之中谋求自身的利益,同时这种利益成为了潘季驯一派符合盐政利益的技术政策能够成立、持续的重要理由,使得国家在选择技术政策时不得不对盐务相关问题有所顾忌。最终明末盐业也随着潘季驯技术政策被废弃走向了进一步衰落。

北宋漕运影响下的钞盐法变革

北宋将漕运与淮盐政结合在一起,漕船返程运输食盐销售,以其收入补贴漕运,形成互利的关系,但是北宋盐政的衰败与变革也与漕运出现的问题有关。舟卒境遇低下、漕运官僚腐败、航运水利治理的不稳定都使漕运食盐不断被盗卖、运作效率逐渐低下、食盐运量不足、私盐泛滥、官盐品质低下等问题长期无法得到解决。而通商之议受到漕运系统官员出于自身财务利益立场的反对。北宋末的蔡京钞盐法改革,彻底将漕运与淮盐盐政切割,虽然造成了漕运的进一步衰落,但实现了比漕运更让朝廷满意的财政收入。这是因为钞盐法将官吏从食盐运销中剥离,漕运的诸多弊端不再直接作用于商人自负盈亏的运输,同时蔡京当局也极力保障运输的通畅和排除官吏对航运的干扰,使得钞盐法行之有效,并得以被南宋至清朝等后来的政权所继承,成为全国范围内最主流的盐政运销制度。

清代漕运的变迁

大运河承载的一项重要功能为漕粮北运,就是向京师运送南部各省的粮食及物资,保证皇城宗室、官兵百姓的用粮需求,维护中央王朝的稳定。经过历朝赓续,大运河漕运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影响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

参观中国漕运博物馆

中国漕运博物馆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是一座集历史、文化于一体的专题博物馆。馆内将现代化的高科技演示与文物史料结合,全面展示了中国漕运的恢宏历史和灿烂文化。

清代漕运行程中重大问题:漕限、江程、土宜

漕运行程是整个漕事活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朝廷着力最大、耗时最长、费资最多的环节,而清代漕运行程中的漕限、水程、土宜诸问题集中地反映清代漕运中的重大问题,即秩序、成本以及漕运与社会的交涉。清廷对于漕运各个环节的期限都做了十分具体的规定,并制定了一系列配套规制,漕限不仅维持漕船的有序行进与漕粮抵京,更重要的是保证每年周而复始的漕运秩序,秩序之于王朝的意义在漕运事务中体现无遗;清代漕运无论是江程抑或河程,"险隘处所"在在皆有,由此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漕运的高成本,集权政治具有强大的资源调配效能,但是其所造成的社会性消耗也是巨大的;而漕船附载"土宜"意在解决漕运人员的生计问题,但客观上引发了漕运人员沿途的商业贸易活动,并将漕运活动推入长江中下游尤其是运河一线的商业链条中,成为沟通南北物质交流的重要渠道。在社会变迁中,国家事务必然与社会发生深度的交涉与互动。

南漕北运:中国古代漕运转向及其意义

漕运连接着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区域,其线路方向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汉唐期间,漕运为东西方向,由东至西;唐宋期间,漕运转变为东南、西北方向,由东南而西北;元明清三朝,漕运进一步转变为南北方向,由南至北。漕运方向的不断变化,意味着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在空间上的地域关系的变动,总体趋势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分立北南,南粮大量北运。这一变局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漕运作为实物赋税的运输形式持续存在,始终成为政治中心紧扣、牵绊经济发达之区的绳索,另一方面,由于漕运长距离运输的空间特点,各王朝意识到漕运除了供食京师之外尚可发挥其调控与制衡社会的功能,于是漕运越来越多地运用于社会赈济、救助等领域。此外,漕运客观上引发了区域社会经济格局的变动,促生了运河经济带的产生,这个经济带在明清时期的经济功能及其辐射意义巨大。漕运线路变动的背后还存在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即中国古代统一王朝为什么始终选择内河,其价值取向与内在理念何在的问题。

秦汉江汉漕运的演进及其历史价值

秦汉江汉漕运系统的形成,无疑对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个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从历史和战略的高度折射出古代漕运活动和漕运系统在大一统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所起到重要辅助作用。

清代漕运官员的沿革、职能、权力博弈与漕弊——以漕运总督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漕运是清代封建国家之血脉,对于维持中央政府政治、军事、经济的正常运转有着巨大的意义。作为主管漕粮运输事务的漕运总督,与仓场总督、河道总督等专业技术性大员一样,共同构成了机构健全、管理完善、分工明确的国家漕运系统。除掌控漕粮收兑、运船修造、漕丁检选、查验回空、催攒漕欠外,漕运总督还担负着部分河道、仓储、盐政、屯田、赈济、军事事务,在封建国家行政体制上的位置异常重要,甚至与清朝国运息息相关。

论中国古代漕运体系发展的几个阶段

漕运是封建王朝政治活动的产物,它的发展必然以政治中心为转移,以满足都城物资需求为目标,以连接都城与漕粮产地的水路为载体;同时漕运又是一种经济活动,它的发展又受经济活动规律和运河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制约。根据王朝都城的位置变迁、漕粮主要来源地的变化以及运河网络的发展,可将中国古代漕运系统的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即以长安为中心、以"关东之漕"为内容的发生阶段;以洛阳为中心、以"关东之漕"向"江淮之漕"的转折为内容的蓬勃发展阶段;以汴京为中心、以"江淮之漕"为内容的繁荣发展阶段;以北京为中心、以"江南之漕"为内容的高度发展与终结阶段。漕粮来源地的变化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漕运体系发生、发展、繁荣和终结的全过程。

三门峡黄河漕运历史变迁及其对陕州发展的影响

历史时期陕州的发展与黄河漕运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三门天险处在黄河漕运的咽喉之地,历代黄河漕运治理均围绕三门天险展开,使陕州成为名副其实的漕粮转输中心和漕运航道治理中心,也使陕州的漕运枢纽地位得以确立。与此同时,漕运的繁华也对陕州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琳琅满目的商品,往来如织的商贾,促进了陕州商业的繁荣;壮美的漕运景观,云集的旅客游人,带动了陕州旅游业的兴起;文人墨客赞美黄河景观、讴歌治黄治漕精神的文学作品,促进了漕运文学的生成。以此为基础的漕运文化,使得陕州地域文化更加具有独特性,并向着多元化的方向不断发展。

淮安漕运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译介

淮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运河四大名都之一,历史上曾享有"南船北马、九省通衢"的美称。尤其在漕运史上,为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早已享誉海内外。2014年6月22日,联合国批准了大运河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为淮安增加了一道新的光环。对其漕运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译介,打造淮安国际化旅游城市的品牌,就成为我们淮安人的一项紧迫任务。

明代漕运总督与漕运总兵官关系研究

有明一代,漕河是连接中国南北方重要的运输干线。成祖迁都北京以后,漕河更是成为连接南北经济的命脉。明朝初年,设立了漕运总兵官来总管漕运事务;景泰年间,设立了漕运总督。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漕运总督逐渐侵夺漕运总兵官的职能与权力,甚至剥夺了漕运总兵官的军事职权。二者关系变化的背后,蕴藏着明王朝文臣代替武臣治国的趋势。研究二者关系,对明代漕运制度乃至行政、军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漕运兴废与江苏运河城镇经济的发展

京杭运河纵跨京津鲁苏浙五省市,联系海黄淮江四水系。自明代永乐时,漕粮基本由运河入京,漕运大兴。基于运河而发展的漕运,在沟通南北经济交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得沿运一线融为整体。在清代,就江苏运河城镇来说,其经济发展与漕运兴废、运河通塞可以说是息息相关。漕运推动了运河城镇经济发展,但漕运的发展必须以运河的畅通为基本,而运河城镇经济的兴衰也对运河通塞、漕运盛废具有重要影响,彼此交相作用而成为系统。

漕运与淮安清代经济

本文通过漕运与淮安清代经济关系研究,探讨淮安城市繁荣与衰落和漕运变化之间的关系。并从历史发展变化轨迹中,提出淮安经济今后发展若干问题思考。

中晚唐时期朝廷对漕运体制的管控与维系

唐朝步入政治安定、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后,以长安为首的关中地区,生活着数百万的民众。维持数百万人的口粮和生计,单靠关中物产远不能及,必须依靠漕运外调物资粮食来维持。文章对中晚唐各个时期政府对漕路的争夺、管控、经营及维护等重大政策、举措进行了论述和剖析,以资借鉴。

明清漕运兴衰的见证者丰济仓

循着淮安市清浦区西大街草市口巷北行百余米,可见一座青砖旧瓦的明清式门楼,楼前立一石碑,上书'京杭大运河·江苏段(丰济仓遗址)'字样,这就是运河沿线'四大粮仓'之一——丰济仓的所在。丰济仓,初名常盈仓,建于明永乐年间,距今已逾六百年。六百余年历史风云变幻,丰济仓随漕运的兴衰历尽浮沉,从储粮正常保持在300万石左右的皇家仓廒,到近代的“淮仓所储米麦无几”,丰济仓的地位一落千丈。

北宋东南漕运制度的演变及其影响

北宋时期,漕运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无论是运输规模还是运输范围,都远过于前代。其中东南地区的漕运,在唐代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增长,成为北宋王朝立国的重要基石和生命线。为了确保东南漕运的畅通,宋政府实行了许多制度和措施。其中,以宋初至崇宁时的“转般法”和崇宁以后的“直达法”最为关键。其发展变化直接关系着东南漕运的盛衰。

漕运与淮安

明清以后,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成为水路交通运输的主干线,漕运在国家财政税收中的地位日益彰显。淮安地处京杭大运河的中段,是水陆交通的枢纽,其兴衰与漕运的兴衰联系在一起。

秦汉漕运的军事功能研究——以秦汉时期的漕仓为中心

秦汉时期的漕仓不仅储备大量粮食,还多有高大的仓城设施,可以为调运军粮服务,也可以迅速转作军用堡垒。秦汉漕仓的交通地理条件优越,因之也在军事地理格局中具备了特殊的战略地位。即使在稳定时期,各地的仓城,在水陆漕运交通线的联接下形成网络,配合国家战略部署,为军事活动服务,形成了国家权力在各地的坚实支撑。这体现了早期漕运与军事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早期漕运的战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