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强度及分布结构的影响因素研究

不能简单地认为股权激励是一种解决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工具。授予激励对象多少股份,如何在高管和骨干员工之间分配激励股份,实际上是企业在市场强制力下,对自身生产经营结构和人际关系结构特征多种因素考虑权衡后的一种制度安排。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目前国内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强度受到规模、股权集中度、独董比例、代理成本、企业性质和负债水平等因素影响;激励分布结构受到技术特征、规模、独董比例和管理层持股水平等因素影响。上市公司制定股权激励计划需要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结构和人际关系结构特征进行全面考察,并对企业面临的市场强制力作出评估,以保证股权激励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高管权力、股权激励强度与市场反应

本文利用2006-2011年间公告股权激励草案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分析高管权力对股权激励强度的影响及市场反应。研究发现:高管权力能够保证高管人员的自利性行为,高管权力越大则股权激励强度越大;股权激励草案宣告会产生显著为正的市场反应,并且市场能够意识到高管人员的自利性行为,股权激励强度与市场反应显著负相关。

科技人员激励强度确定与激励替代互补

本文通过借鉴激励强度的生物学分析,运用信息博弈论和效率工资理论,对科技人员的激励强度进行确定,通过分析科技人员不同的激励因素之间的替代关系,指出不同的替代因素将对激励强度产生一定的影响。

激励强度对等离子体合成射流的影响

通过在Navier-Stokes方程组中添加体积力源项的方法,模拟了不同激励强度下等离子体合成射流,并研究了激励强度对流场特性的影响。计算结果表明,随着激励强度的增大,激励器附近壁面处的涡量增大,对应的涡对中心诱导的流向速度增大,从而导致涡核更加远离壁面,并被拉伸变长。对于等离子体合成射流的时均流场,其中轴线上的流向速度随着激励强度增大整体变大。在较小的激励强度下,射流半宽度随着激励强度的增大而增大;而激励强度很大时(>6 Dc0),激励强度对半宽度基本没有影响。沿流向的动量通量也随激励强度的增大单调增加。

高管激励强度与企业发展——高管团队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

高管激励强度是激励机制的核心内容,本文选取2005-2014年我国上深交所主板公告的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立足于人力资本理论并结合激励理论,利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高管股权激励强度和货币薪酬激励强度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以及高管人力资本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强度与企业战略发展呈显著负相关,薪酬激励强度对企业发展产生着正向影响;高管团队的人力资本弱化了股权激励强度对企业战略发展的负向影响;高管团队受教育水平与任职时间促进了货币薪酬激励与企业发展,而高管年龄具有弱化的调节作用。

众包模式下参与动机对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金钱激励强度及任务复杂程度的视角

通过实验的方法探讨任务复杂程度对参与者动机的调节作用,并采用三组对照实验探索在不同金钱奖励情况下,任务复杂程度的调节作用是否会发生改变;同时,从实证角度探讨"挤出效应"是否存在。被试者通过众包任务情境模拟来回答量表问题,利用smartPLS进行数据分析和模型验证。结果表明,任务复杂程度负向调节内外动机对参与意愿的影响,且内外动机之间确实存在"挤出效应"。此外,在不同的金钱激励强度下,任务复杂程度对内外动机的调节作用不同。

薪酬激励强度与企业增长的量化分析——系统激励投入产出模型研究

本文应用投入产出技术,构建了用于分析薪酬激励强度与企业增长关系的量化模型,并将该模型应用到了A公司,发现在固定薪酬不变的条件下,激励强度越大,企业总产出、全员生产率越大,企业劳动效益越小。激励强度的确定需要科学地测度激励强度与员工薪酬、劳动生产率、劳动效益等经济指标的关系,使激励对个体和组织的效用都得到帕累托改进。

股权激励强度谁主沉浮？——基于不同控制环境下的高管权力与能力视角

选取2007-2016年沪市A股与深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高管权力、高管能力以及产权性质对企业股权激励强度在授予阶段和行权阶段等不同控制环境下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授予阶段,高管的权力越大,授予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高管权力对股权激励授予强度的正向影响大于高管能力;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越大其被授予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2)在行权阶段,高管能力越强,其越有可能达到行权所设定的业绩目标,解锁行权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高管能力对股权激励解锁行权强度的正向影响大于高管权力;高管年薪对高管股权激励行权强度能够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在既定的股权激励业绩目标下,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越大其行权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

经理报酬激励强度的综合评价研究

旨在建立一个运用多维度定量指标判断经理报酬激励强度的评价方法,有利于全面认识各上市公司经理报酬的激励程度。根据评价结果把经理报酬激励强度分为激励不足、适中、过度,并实证研究不同激励强度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特征,进而提出改进经理报酬激励公平和效率的有效手段,提高对不同类型企业高管薪酬管理的针对性。

政府干预、市场化进程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强度

文章基于政府干预视角,实证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强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为了确保上市公司管理层社会性任务的顺利完成,降低了管理层的股权激励强度,与只承担单项盈利任务的民营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强度明显要小。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股权激励强度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越少,地方政府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来管理企业,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强度就越大。文章还发现,公司规模越大,实施股权激励强度越大,公司治理因素并没有显著地影响股权激励的强度。

高管货币薪酬水平对股权激励强度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薪酬公平视角,引入中介变量薪酬差距和调节变量企业成长性,揭示高管货币薪酬水平对股权激励强度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高管货币薪酬水平对股权激励强度产生显著负向影响;高管与员工间薪酬差距在高管货币薪酬水平与股权激励强度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企业成长性在薪酬差距对股权激励强度的影响中起到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股权激励强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A股上市公司为例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更加完善,股权激励相关制度保障措施更加健全,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股权激励作为中长期激励的工具来降低委托代理成本,使员工与企业的长期利益保持一致,从而实现降低管理成本、提升企业价值的目的。选取我国2016—2018年成功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507家A股上市公司样本,对股权激励强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股权激励强度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与限制性股票相比,股票期权的激励效果更优;在实施股票期权的企业中,企业绩效随股权激励强度的增加而显著提高,限制性股票模式下二者关系不显著;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股权激励强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变化更加敏感;随着上市时间的增加,股权激励强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逐渐显著,上市时间对二者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为了降低企业管理成本,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需要合理设计股权激励方案中的激励要素,并根据企业自身特点慎重选择实施股权激励时机,这有利于企业用好股权激励这一长期激励工具。

组织内人工设计激励机制的不完备性、激励偏差与激励强度

与其他契约一样,作为一种契约的激励机制是不完备的。行动与结果间关系的不确定性、量化和质量确认问题、多种活动或产品的加总、团队产品的分解、被激励者目标的多重性以及激励机制执行中的问题,都会造成组织内人工设计的激励机制不完备。激励机制越不完备,由激励机制产生的行动偏差就越大。在激励机制不完备的情况下,激励强度与激励偏差正相关:激励强度越大,则产生的激励偏差越大。因此,在设计和执行激励机制时,应谨慎从事,尤其要慎用较强的激励机制,在组织内一般应采取较弱的激励机制。

激励强度对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影响——组织认同的中介效应

运用社会交换理论构建了激励强度影响员工反生产行为的理论模型,并提出了研究假设,面向五个不同所有制企业的203名员工收集了问卷数据,在检验数据质量的基础上进行的回归分析证实了研究假设。发现激励强度与员工组织认同正相关,组织认同与员工反生产行为负相关,组织认同在激励强度与员工反生产行为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通过构建激励强度影响员工反生产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在理论上拓展了对反生产行为诱因的研究,在实践上为企业控制员工反生产行为提供了新依据。

上市公司经营者报酬激励强度研究

将2007年～2009年主板市场上市公司样本划分为利润分享制、年薪制、经营者持股制和年薪制+经营者持股制四种激励机制类型,分别用经营者平均薪酬、年薪倍数、经营者持股比例、年薪倍数与经营者持股比例的乘积衡量各机制激励强度,认为:10万～20万的平均薪酬;8倍以上年薪倍数;经营者持股比例为0.01%～0.1%;年薪倍数与经营者持股比例的乘积为0.0003～0.002是四种激励机制的合理激励强度。

激励强度与公平程度对农民培训参与程度的影响研究

笔者基于期望理论和分配公平理论,分析了激励强度和公平程度对农民培训参与度的作用机理,并利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培训调研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对其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由培训供需契合度、培训考核、培训对农民工作的帮助程度等因素共同决定的激励强度对农民培训参与度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培训结果考评的公平程度对农民在培训中的学习性参与度有积极的影响。创造有利于农民参与培训的政策环境,规范培训标准、内容和层次,强化农民参与培训的内部激励及公平程度是提高农民培训参与度、实现培训供给目标价值的重要手段。

股权激励强度与信息披露水平的博弈分析

股权激励在促使经理为股东努力工作的同时,也引诱其通过操纵信息披露的水平为自己谋取私利。通过建立股东与经理两方参与的博弈模型,分析二者的决策,可以看到,股权激励强度的大小与信息披露水平的互相约束机制,严厉的外部监管可以更好地促进股权激励的正面效应。

医疗付费机制的激励强度比较与现实选择

通过一个线性支付函数模型对各种医疗付费机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不同付费机制对医疗机构的激励约束强度是不同的。DRGs-PPS对医疗机构的激励约束作用最为明显,是各国医疗付费制度改革的现实选择。但医疗付费机制设计之前的基础性工作和有利于支付机制顺利实施的外部环境也是必不可少的,是整个医疗付费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高管团队激励强度研究

本文在传统的委托代理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数学因子模型分析方法,根据当今企业内部实际情况,同时考虑到传统双方信息不对称时观测指标唯一的缺陷性,引入部门绩效与权力两个激励强度指标,设计高管团队的激励制度,同时针对三个激励强度因子模型分析方法,又提出了旨在为资本所有者设计最优激励合同有价值的建议。

组织特征及治理机制对高管股权激励强度的影响

以中国A股市场2007～2010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高管样本数据为例，从高管个体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理论视角，在尽可能排除或减少财务资本产权影响的情况下，实证分析了组织特征及治理机制对高管人员股权激励强度的影响效应。结论显示，相对于非国有性质，国有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强度更高；企业成长性越高，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强度越高；企业规模越大、企业风险性越大、董事会独立性越高、股权集中度越高、资产负债率越高、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强度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