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减持影响战略激进度吗?

企业通过维持适当的战略激进度以实现稳中求进,进而筑牢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是当前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的重点议题之一。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关注大股东减持和战略激进度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管理层代理效率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大股东减持能够提高战略激进度,减持比例越大,减持后的战略激进度越高;同时,代理效率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绩效期望差距和高管团队稳定性在大股东减持与战略激进度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管理者为男性的企业、管理者学历较高的企业、两职分离的企业和衰退期企业中,大股东减持对战略激进度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本文拓展了企业战略激进度的影响因素研究,深化了有关大股东减持经济后果的探讨,为企业所有者作出科学决策、防范战略风险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影响国有企业战略激进度吗?

以2008—2020年国有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手工收集非国有股东控制权数据构建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指标,分析股权和控制权非对等配置逻辑下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战略激进度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二者呈倒U型关系。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仅是股权层面的混合,更要考虑非国有股东控制权比例的合理安排,才能更好地发挥不同所有制资本的协同治理效应。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高金字塔层级组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及低市场化程度地区国有企业中的上述关系更为明显。该结论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推动非国有资本融入内部治理机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中国近现代的文化激进主义

“文化自由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在内涵外延上有诸多交叉重叠,因此可以合并为一个概念。中国近现代语境中的“文化激进主义”主要指“西化主义”和“反传统主义”,但由于西化和反传统的程度不同,又可以区分为“萌芽的文化激进主义”、“温和的文化激进主义”和“典型的文化激进主义”,本文尝试对这些不同层面或类型的文化激进主义进行爬梳和厘析。

激进的庄子与传统的庄子

庄子可以被区分为传统的庄子、激进的庄子和文化的庄子。对于激进的庄子来说,“天”只是一个替代性的空白填充词,代表了真正无动因的自发性,而作为存在内在因素的视角、身份和价值的无穷无尽的转换,是对世界的一种新的开放,此即激进的庄子所说的“道”本身。对于激进的庄子来说,死亡也是根据这种彻底的不可知论,以及伴随着的对于转化的开放性来处理的。从三十三篇选集的整体上看,作为传统的基础主义者的庄子占据了文本的大部分。而把《庄子》作为一个完整的三十三篇文本来阅读,作为一个作者——庄周——的作品,是中国两千年王朝历史中占主导地位的解释方式。

越界与变脸:激进文艺思潮的前世今生(三人谈)

激进思潮与文艺有不解之缘。从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到中国革命,感性的文艺与政治的询唤永远在纠缠打斗。20世纪60年代席卷全球的激进运动,既产生了鲍勃·迪伦、滚石乐队,也推起了福柯、德勒兹以及今天在中国大热的齐泽克、巴迪乌、韩炳哲等。激进思潮不断越界、变脸,挟互联网之便利,与全球盛行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推波助澜,各种意识形态话术病毒式传播,去疆域化成了部落化,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添加更多焦虑和撕裂。聚焦“后学”激进文艺思潮的半个多世纪的演变,从激进文艺理论的美国化、中国化的角度,反思情绪骚动(或曰“情动”)与理性实践的失衡,乃是知识人的职责所在。

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共产主义观念复兴”的四条进路及其批判

当代西方激进左翼一个重要的思想倾向就是“共产主义观念的复兴”,主要体现出四条思想进路,即把共产主义视为柏拉图式先在性理念和康德意义上的调节性理念的理念化倾向;把共产主义视为反对现实矛盾的社会对抗运动的现实化倾向;把共产主义视为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阶段中所凸显的共同性趋势的内在化倾向;把共产主义视为以审美变革为基础的感性化倾向。这四种进路一方面体现出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学者在新条件下寻求新的革命主体和革命策略的尝试和努力,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考共产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和基本态度的曲解和误解。总结、反思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共产主义观念复兴中的趋向,以唯物史观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对其展开批判,能够为我们在当代条件下更好认识共产主义提供一定的思想启示。

年报柔性监管、高管激进与企业财务舞弊

文章选取2014年问询监管方式实施后的2014—2021年企业样本,分析了年报柔性监管对监管前、监管后企业财务舞弊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高管个性特征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当年发生财务舞弊会显著提高企业被柔性监管的概率,而企业被柔性监管后,未来一年发生财务舞弊的概率显著下降,说明年报柔性监管起到了遏制企业财务舞弊行为的效用。机制分析显示,年报问询监管通过加剧企业融资约束和改进内部控制质量产生抑制作用。此外,在管理层较为激进的企业中,年报柔性监管不但未能抑制企业财务舞弊,甚至会加剧企业财务舞弊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凯·尼尔森激进平等主义正义观探析

加拿大学者凯·尼尔森认为,马克思在论述共产主义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原则时,提供了关于分配正义的经典表述。依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论述,按需分配原则真正代表社会全体成员的普遍利益,能够作为最终的正义标准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尼尔森指出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中仍存在着需求彼此冲突和需求不能满足的问题,按需分配原则仍需为其提供具体的分配方案。在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原则的基础上,尼尔森以平等范畴为核心,构建了他的“激进平等主义”原则,并以此补充按需分配,从而构建了更加稳固的马克思主义正义原则。最后尼尔森的激进平等主义正义观对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具有一定契合性,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和合理性证明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撑。

欧洲激进左翼党的绿色经济政策

欧洲激进左翼党因对社会基本经济议题长期持有共同的立场而形塑其核心政治认同和政党形象。苏联解体和中东欧剧变之后,一方面,大部分激进左翼党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去激进化过程,体现为基本经济立场有所缓和,但总体上仍坚持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反对态度和对社会主义公正理念原则的捍卫立场,因而在相当程度上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左翼党;另一方面,大部分激进左翼党还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绿化”过程,体现为政治议事日程中对生态环境议题的逐渐吸纳及其地位的提升,尤其是强调工业化经济的社会生态化转型,但总体上显然并未根本改变或重塑激进左翼党的传统政治身份与政治形象。激进左翼党的“红绿”意识形态与战略转向,不是一个在短期内就可以完成的历史过程,因而很难对其现实政治影响尤其是选举政治效果作出简单化的判断。

数字化转型对战略激进度的影响

文章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文本挖掘的方式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战略激进度的影响,并将融资约束作为中介变量、财务冗余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战略激进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融资约束在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战略激进度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财务冗余能够促进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战略激进度的影响;数字化转型对战略激进度的正向影响将最终作用于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文章结论丰富了企业战略激进度的相关研究,并且推动了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企业价值提升。

企业战略激进度、网链协同与创新韧性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提升企业创新韧性对于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实现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3—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企业战略激进度对企业创新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战略保守企业,采取激进战略的企业具有更高的创新韧性,即企业战略激进度能够促进创新韧性提升,且当企业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时该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机制检验发现,供应链垂直化协同是企业战略激进度促进创新韧性提升的重要路径。基于此,政府应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企业可采取垂直化网链协同的激进战略,尤其是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以提升企业创新韧性。

战略激进度、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提升

本文利用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22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战略激进度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战略越激进,越能够有效提升企业价值。此外,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调节战略激进度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而国有股东参股在战略激进度与企业价值这一关系中呈负向调节作用。在更换核心变量度量方法、更换回归模型以及将变量滞后处理之后,以上结论依然稳健可靠。异质性分析结果进一步显示,在非国有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中,战略激进度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本文为企业塑造新型战略认知、推进数字化转型、助力价值提升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创新磨刀石:企业战略激进度、数字化转型与技术籓局

在科技强国建设的背景下,如何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成为关键议题。本文采用2011~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战略激进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战略激进度越高,技术创新成果越丰富,且主要通过数字化转型渠道机制实现。此外,以饮酒文化为代表的关系文化、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分别在战略激进度影响技术创新中产生负向、正向调节作用。拓展研究发现,战略激进度对技术创新质量提升效果相对弱化。本文研究结论为管理者决策、激励技术创新与培育高价值专利提供新的思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基于无监督聚类分析的激进换道行为识别方法

为有效指导驾驶人采取更安全的换道行为,本文提出基于改进的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SOM-Kmeans)聚类分析的激进换道行为识别方法。通过模拟驾驶设备和眼动仪获取驾驶数据和眼动状态,运用变点检测算法结合方向盘转角和横向注视位置从多模态数据集中提取换道行为事件数据,进而提取驾驶人换道行为关键特征参数,运用SOM-Kmeans聚类分析识别激进换道行为。将SOM-Kmeans聚类方法分别与基于密度的聚类算法(DBSCAN)及模糊C均值聚类算法(FCM)比较,分析激进换道行为的识别效果。研究结果表明:SOM-Kmeans能够将激进换道行为划分为紧急换道和挤车换道两种类型,并建立相应的行为指标和阈值,当换道过程中加速度波动大于8.22 m·s^(-3)且方向盘转角大于0.83 (°)·s^(-1),识别此次换道为激进换道行为;在激进换道行为的基础上,当换道间隙小于7.5 m且换道持续时间大于10.3 s时,识别此次换道为挤车换道,否则,为紧急换道行为。挤车换道行为多出现在拥堵较严重的强制换道中,紧急换道行为多出现在交通流环境较好的自由换道中。本文提出的识别方法的准确率为92.5%,与传统聚类分析相比,本文提出的激进换道行为识别方法能够更加细致地识别激进换道行为的种类,研究结果可作为评估驾驶人是否存在危险换道行为和衡量驾驶人换道习惯的参考标准,同时,该两次聚类结果可作为激进型换道行为的参考标准。

公司战略激进度如何影响审计收费?

本文以2012—2022年上市公司的战略激进度的数据为基础,研究公司战略激进度如何影响审计收费。研究结论为:战略更激进的公司被要求的审计收费也显著更高。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激进的公司战略增加了代理成本和审计业务复杂度,进而导致了更高的审计收费。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非国有性质或者接受“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以及位于市场化程度较低或者法治水平较低地区的公司,战略激进度和审计收费的正相关性体现得更为明显。

“第二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之路——对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超越

如何对待本民族传统文化是任何一个民族实现现代化都不可回避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作用下进退两难。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第二个结合”文化发展新道路是对“保守—激进”文化困境的全方位超越,从二元对立到辩证统一,实现了文化思维的跃迁;从自卑自负向自信自强,实现了文化心态的重塑;从体用之争到实践指向,实现了文化焦点的转换。“第二个结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提供了方法遵循,拓展了理论空间,构建了话语方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快速路激进驾驶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以导航系统所采集的交通运行状态数据、驾驶行为数据为基础,结合网络资源和实际调研获取道路条件、天气情况和以指路标志为代表的交通设备数据,构建激进驾驶行为致因分析数据库,并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深入挖掘快速路上驾驶人激进驾驶行为致因.结果表明,道路拥堵情况、天气条件、道路合流数、分流数、车道数、出口间距、预告次数、桥型标复杂度均能对激进驾驶行为发生频率造成显著影响,其中道路拥堵情况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指路标志和道路条件,天气条件的影响最小.为改善快速路激进驾驶频发的问题,首先需要鼓励错峰出行,缓解拥堵;道路设计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减少分流数、合流数、车道数,并适当扩大出口间距,避免在短距离内形成多个交织区;交通控制设施设计时,可尽量降低桥型标复杂度并减少预告标志,有助于驾驶人更好的理解信息;最后可充分利用导航系统的提示功能,根据不同天气条件针对性设计提示内容.研究基于导航数据分析激进驾驶行为影响因素的挖掘,进而实现了快速路的道路安全风险辨识,为改善交通安全、优化道路设计奠定了基础.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促进企业激进式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

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交织共存的制度背景下,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理念正逐步被提升至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但其究竟如何影响企业激进式绿色技术创新是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从非正式环境规制视角出发,借助2011—2020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探究了ESG评级对企业激进式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更高的ESG评级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激进式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细化子维度发现,环境保护表现、社会责任表现、公司治理表现均能显著促进重污染行业企业激进式绿色技术创新,且环境保护表现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更强。机制识别发现,ESG评级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来促进激进绿色技术创新,且高管环保意识强化了ESG评级与企业激进式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促进关系。拓展检验发现,异质情境下ESG评级对企业激进式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即ESG评级对企业激进式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在环境规制强度较低、在市场关注较高中表现得更强。据此,建议政府和企业协同发力,以“双碳”目标为指引,加强ESG评价体系的制度设计,全力推动重点区域ESG信息披露,注重培养高管环保意识,进一步因“境”制宜,形成ESG信息披露的多元化策略组合。

激进驾驶状态识别算法研究

为识别和量化激进驾驶这一极易导致交通事故的驾驶状态,建立了激进驾驶状态识别算法。首先根据驾驶的操作特点提出驾驶状态-驾驶行为-驾驶模式3层结构并建立其数学描述。然后基于Stevens幂定律提出驾驶模式激进程度的量化指标——激进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激进驾驶状态识别算法以区分不同驾驶状态的激进程度。最后通过不同驾驶状态的实车实验样本完成算法参数确定和算法验证,结果显示该算法能有效识别激进驾驶状态。

战略激进度如何影响投资效率?——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公司战略从全局引领各项业务发展,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制定、执行和落地起到统驭作用,当前学术界对于不同类型的公司战略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较少。因此,选取2009-2021年沪深A股企业为样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战略激进度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战略激进度显著降低了企业投资效率,对过度投资的负向影响更加显著;相较于国有企业,战略激进度对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分析显示,高质量的审计监督和当企业持股金融机构可以缓解公司战略激进度对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从公司战略的视角开展了投资效率研究,为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和制定有效的监管措施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