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儒”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史”探源——熊十力晚年思想定论

“儒”和“儒学”的溯源问题,关系到如何界定中国文化思想的本源及其宗脉。熊十力《原儒》一书在探寻儒学的本源时,阐述了他对“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等时代问题的省思。围绕此中心议题而展开的,一是以“哲学”界定儒学的知识性质,称儒学开启了中国轴心时代“哲学的突破”的序幕;二是梳理儒学在先秦的分派,藉此重建一种具备现代性的儒家学统;三是确认《易》为中国哲学之源,称《易》奠定了中国哲学的特质及其核心问题;四是论证诸子为儒家的“支与流裔”,儒学与诸子学的源流关系,呈现了先秦哲学史中经与子之间的互动互渗现象。熊十力的“原儒”既以儒学为正统,又尝试融通儒学(经学)与诸子学,从而建构一种具备现代性的新学统,由此开出科学、民主、平等等价值观念。

熊十力《大学》诠释思想新探

熊十力从“本心”、“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体用不二”等思想出发,对《大学》进行了新的诠释,以发明经典中的精神与智慧。他的《大学》诠释有着融贯的整体性,无论三纲领还是八条目,都是在阐明“天德王道”。“天德王道”的概念与“内圣外王”相比,更突出了一体性,而减弱了内外之别。熊十力对《大学》的思想进行了三重拓展:第一,道德不是强加的规范,而是自发的良知,这一良知又是“天德”,是本体的自性,它不仅包含万善,而且是动态变化、生生不已的;第二,良知不仅仅是道德,科学精神、理性和知识都是良知的必要组成部分,正确地量度事物才能使良知呈现自身、实现其作用;第三,实现王道的主体由君、官、士拓展到所有人,人人均应发挥自身的生命精神,健动奋进,止于至善。

熊十力大同理论的性质转向——以《读经示要》《乾坤衍》为对比

无论从千差万别、无可言齐的人类气禀上讲,还是从生生不息、刚健日新的世界变化上讲,早年的熊十力在写作《读经示要》时,都未曾认定一种“人人都是圣人”的大同能够真正到来。直到熊氏晚年在《乾坤衍》中再次重点抉发《礼运》与大同之义时,他才抛开了重重疑虑,将大同视为孔子外王学的唯一目标。熊十力的这一转向有着内外两层因素:一方面,熊氏认为孔子晚年坚守大同而弃绝小康,倡导民主革命,他从“体用不二”出发,彻底否定了礼乐与圣人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晚年的熊十力处在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更加重视社会制度的构建问题。在他看来,大同拥有民主、均平、公共的特质,能够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供方案与目标。由此,大同从个体道德的修养转变为对现实世界的改造,获得了超越道德理想的实践意义。

现代儒家文化的传统与创变——以熊十力本体论为视角

现代新儒家自兴起以来,一直以应对现代化困境和复兴中华文化传统为己任。这种复兴与应对,会通中西,融贯今古。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性”研究的一部分,以熊十力为例,借剖析其哲学特色,可以探析中西文化的异趣。熊十力发挥了《周易》“生生之谓易”的精神,对比柏格森看待“生命冲动”的解读,在本体论与方法论上别开生面。现代新儒家立足中西文化交流,以彼此之优长互补彼此之偏,救时代之弊。熊十力哲学以儒学生命之“本”融贯了现代性的要求,从而实现儒家精神的返本开新,成为儒家文化现代化尝试的开篇之作。

张岱年致郭齐勇关于纪念熊十力的书信手稿

齐勇同志:2月10日来信收到。编辑纪念熊先生的书,我完全赞同,当尽力支持。计划出一本熊先生纪念论文集,甚好,非常必要,我当著文一篇。调查表寄上。顺颂春祺张岱年85.2.15.汉明齐勇同志:来信收到。熊先生纪念会,甚愿参加。但不知开会地点招待所是否有保暖设备?因年老体衰,无力抗寒,如无保暖设备,恐难前往。尚请将当地情况示知为盼!陈来同志论文已写出,他决定前往。如我亦参加,可由他陪同;如我不能出席,他将单独参加。特此奉闻!

论熊十力“体用不二”的创造观

本体是熊十力建构新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熊先生依据《易经》乾坤之义,创立"体用不二",论证本体是创造之源。他厘清了由"仁——生生——创造"的理论脉络,为中国新哲学注入了刚健的创造精神。此外,他还论证了儒学不但可以与现代科学接轨,而且可以纠正科技的异化发展。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一个国家、民族创造能力强弱直接影响自身的兴衰成败。中国哲学界要传承创新前贤的"创造"思想并将其转化为大众的自觉实践。

默识与体认——熊十力的直觉理论述评

熊十力以心本论为前提。从批判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和过份依赖分析技术的缺陷出发,强调要把握真实的存在,必须注重具有整体性、能达到能所合一的直觉方法。与深层心理学把直觉理解为本能、冲动的路数不同,熊十力所理解的直觉是超越理智的高级精神现象;与传统“顿悟”论强调的瞬时性、天启式直觉不同,熊十力反对割断直觉与经验及逻辑思维的关联,注意到“思辨后的直觉”。不过,熊十力最重视的直觉,不是知识的直觉(包括艺术创造和科学发明的直觉),而是善的直觉;不是如何达到“思辨后的直觉”,而是直觉所得之德性如何在实践中展现为德行。沿着“性修不二”的理路,熊十力的良心论表现为直觉论与经验论的某种调和。

性智、量智与涵养--熊十力量论的思想内涵与理论推衍

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最初写作构思中包括境论、量论两部分,大致相当于现代哲学中的存在论与认识论。熊十力没有写出关于量论的系统性著述,但他终生都在思考量论问题,已经形成了实质性的量论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证悟本体的性智,以性智统摄量智的明体达用,以涵养工夫实现本心呈现的即用见体。与其存在论上的体用不二、翕辟成变相一致,在认识论上,熊十力把证悟本体的性智落实到量智的发用流行和涵养工夫上,形成了认识论意义上的翕辟成变,从而在借鉴中国、印度、西方三方面智慧的基础上建构起了自己独特的量论体系。

20世纪心学开展的三种形态——以来自鄂东之地的熊十力、徐复观、胡秋原为中心

儒学在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开展,因受宋明儒学的影响,也呈现出理学与心学两大路向。心学路向的开展,不仅比理学路向占有优势,成为20世纪中国儒学开展的主流,而且自身呈现出多样的形态,这一特点在来自湖北东部地区(鄂东之地)的熊十力、徐复观、胡秋原三位思想家那里典型地体现出来。他们分别代表了20世纪心学开展的三种形态:熊十力以心学路向,致力于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建构,开启了形上儒学在20世纪的重建;徐复观通过承继熊十力所开启的20世纪心学路向,走向对重建形上儒学的批评,主张消解形而上学;胡秋原的心学思想,则开展于史学与哲学之间,强调对理性、德性和人格的追求,重视吸取合理的理学内涵,在现代新儒学之外开辟了心学开展的新形态。透过这一现代儒学史的比较案例,可以对20世纪心学开展的多样性问题获得深刻的了解。

20世纪中国哲学史论述的多元范式--以熊十力论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为例

熊十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哲学论述,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而言,具有与同时期通史著作同等重要的意义。总结20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史总体研究,不仅要关注各部《中国哲学史》的撰写及经验,也要关注熊十力这样的哲学家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以开辟中国哲学史总体理解和论述分析的多样化把握。熊十力在《十力语要》《读经示要》等书中广泛谈及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他的这些论述,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不比同时期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的论述逊色。熊十力论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有一个自己的体系,只是这一体系并未集中地呈现出来,而是散见于其著作之中,需要加以整理和研究。熊十力认为,近代以来,国人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以科学方法看哲学,已经完全忽视了中国哲学的“究极意思”和“独至理境”,对中国哲学的终极智慧已不了解,也不求解,这一点必须加以根本改变。熊十力对中国哲学史的诸论述,称得上是体大思精,不仅在中国哲学史学史上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哲学终极智慧的理解也有重要的价值,值得做全面的梳理研究。

儒学的传承与开新——以熊十力释“理”为例

熊十力对"理"的诠释,反映了他从儒学开出新外王的强烈而虔诚的愿望和理念,也展示了他在哲学上的卓越创造力。熊十力认为"理"应具有的本体之性有三——实有、至足、创生,三种本体之性又可以内在地推演出三种"末用义"——科学、民主和权宜,从而理论上实现了"儒学开出外王"之理想。在学术意义上,熊十力对"理"的诠释,不仅是对宋明儒"理"观念的综结和超越,而且彰显、发扬了"理"的积极元素,尝试性地开出了儒学的新统。对于儒学乃至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而言,所有这些都极富启示性意义。

从“相”到“象”——熊十力哲学的易学归向

佛学中的“相”是纯粹形式,是无实质的空架子,“缘生说”将物我剖割为这些空架子,因而,物我之“现相”空、生命空、世界空。《易》之“象”是有生命意味、有实质的形式,它之生命意味源于物我本身固有的对立统一元素之间的相反相成。“象”有自体,因而,它不可还原为其他存在。物我所现之“象”皆真实不虚。熊十力由援“象”人“相”,到将“相”“象化”,展示了他出入佛老,彻底皈依儒宗的思想历程。

由“物”到“本心”再到“乾元”——熊十力关于本体之建构

熊十力认为,根据"应用不无计"、"依他起性"和"极微计"之辨析,"物"和"识"并不具有实在性。因此,人们通常以为事物为实在的观念是错误的。尽管如此,并不能否认宇宙本体之存在。否则,不仅宇宙没有了根据,人生也会失去价值。"虚寂"而"生化"乃本体之根本属性,而"本心"既"虚寂"又"生化",故"本心"即是本体。当然,"本心"不是与物相对的"妄执之心",而是超越的、"绝待"的本体。为了避免对"本心"的误解,也为了凸显本体之"绝待",熊十力将"本心"名为"乾元";并通过对其特征的分疏,进一步论定了"乾元"之所以为本体。这样,由"物"到"本心"再到"乾元",熊十力完成了其本体的建构。

察异以求会通--熊十力与西方哲学

熊十力强调哲学的"国民性",主张在精通中西哲学传统的基础上,求得中西会通,"融摄"西方哲学,结合中哲"归极证会"与西哲"精于思辨"的优点,构建现代中国哲学。《新唯识论》即是熊十力对这一主张身体力行的成果。虽然熊十力哲学中存在着随意附会与本质主义化约论两方面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哲学问题确如熊十力所言,多为普遍的,只是不同哲学家切近的方式不同,因此像"道"与"存在"这样的概念虽是特殊的,却可以被另一套哲学话语翻译。西方哲学的最大长处在于包容内在自我批判与外向时代批判的批判精神,熊十力是第一个对现代性有自觉批判意识的中国哲学家。虚心容纳西方哲学,首先应容纳哲学的批判精神,只有用共同的哲学话语与别人讨论人类共同的问题,中国哲学才可以实现现代化和世界化。

从对“致知在格物”的不同诠释看新儒学的问题意识:从朱熹和王阳明到熊十力

"致知在格物"是中国儒家古代经典《大学》中的名句。宋明时期,朱熹和王阳明对于这句话中"致知"、"格物"及其关系的含义做了不同的诠释,反映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间的重大差异。到了现代,熊十力在《读经示要》中讲解《大学》时主张把王阳明对"致知"的诠释与朱熹对"格物"的诠释结合起来,表现出他所意识到的宋明理学与心学中各自的问题,以及他所发觉的以"良知"为基础的道德和以"认知"为基础的科学之间的张力。熊十力的这种综合工作标志中国现代新儒家从致良知的内圣中开出科学民主的外王努力。

体用与性相——略论熊十力哲学对佛教唯识学的继承与改造

熊十力哲学是通过对大乘佛学的独特诠释建立起来的。这种诠释的根本特点 ,就是以体用解释性相。对于大乘佛学来说 ,性相问题是最根本的理论问题。无论是大乘的空宗还是有宗 ,都是从存在论的“真”、“妄”分别的立场来说明法性、法相及其相互关系的。但华夏文化传统是以体用一元为其基本思想构架 ,故中国佛教的主要流派往往也把这作为诠解印度大乘佛学的出发点。这种诠解必然包含了一种思想语境的转移。故空有二宗的理论在传入中国后 ,都被融入如来藏思想的系统之中了。熊十力哲学对佛教唯识学的阐发 ,也是以体用一元为出发点的。熊氏的体用论是一种生存论的体用哲学 ,它主要来自于《易传》 ,实际上是以易解佛 ,同时也是以佛解易。

马一浮对熊十力《新唯识论》前半部之影响

自1923年以后至1929年结识马一浮之前,熊十力在思想上已有两次重要变化,这决定了《新唯识论》初稿的基本思路是"以变易为体",即坚持一种非现成性本体论。但结识马一浮之后,后者却坚决反对这一思路,致使熊十力对《新唯识论》初稿渐生疑虑,并于最终决定修改此稿。由熊十力本人改定的前半部与主要由马一浮改定的后半部一样不再延续"以变易为体"的思路,而逐渐转向马一浮所主张的"变中见常"思路,即从非现成性本体论转向现成性本体论。这次转变实为熊十力自1923年以来的第三次思想变化。

“道德践行之呈现”的传承--论牟宗三对熊十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之二

“道德践行之呈现”是熊十力的重要思想。牟宗三很好地继承了其师的思想,对其多有阐发,由此接上了传统心学的血脉,这也是牟宗三在现代新儒家中占有重要地位、影响巨大的原因之一。但同其师一样,牟宗三对这种意义的呈现缺少透彻的说明,令人难免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感。另外,牟宗三受传统心学立场的局限,过于看重了这种呈现,将其视为成德成善的唯一途径,未能重视智性的作用,延续了宋明儒学门庭狭窄化的弊病。儒学下一步发展要取得好的成绩,必须解决这两个问题。

熊十力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和批评

耿宁先生在《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中,以王阳明的"致良知"为主题,深入剖析了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并梳理了其后学在"致良知"问题上对"心体"、"意念"、"良知"和"工夫"之间关系的看法。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在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中,在"致良知"及"格物"问题上对王阳明及其后学提出了批评,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立了本,但在"格物"方面的"遗物"导致阳明后学丢弃实学。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说,阐发了辩物析理的思想。熊十力认为,这两者应该结合在一起,即见证本体后不可废量智,一切格物之事皆以致良知为本,方能达到他所期待的"内圣外王"。

熊十力“乾元性海”思想探析

熊十力先生"乾元性海"命题将"乾元"与人之本性系联起来,在天人合一的大前提下,以乾元在人谓之性,乾元之"乾"乃刚健不息之意,故乾元本体在人亦成就刚健不息之性,故熊氏言"性"特别突出"生生之本然",即人禀此生生不息真几而生,亦当生生不息,刚健向上。但是乾元健动不止并不是毫无险阻,由于坤势凝聚作用,人禀坤有形,与物接触,形成与本心相反的习染之势,障蔽本心,阻碍乾元发用。故人必须破除险阻,畅发自性。因此,熊氏论心性修养时,极为注重生命力的刚健不息。效法坤势的收摄承载作用,熊氏也注重涵养本心,根据《观卦》爻辞,提出"观生"的收敛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