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事实的性质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机关最终确认的犯罪事实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事实,主要存在着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的竞争。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的对抗并非两种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间的对抗,而是对刑事司法程序中确认的认识论犯罪事实的两种不同定性。法律真实说之所以更为恰当,是因为法律真实说尊重现实,可以为认识论犯罪事实的可谬性找到逻辑上的根据,有利于程序优先司法理念的确定,并且符合司法特质。

论刑事司法中犯罪事实确认之本质

在法律真实说的论域中,刑事诉讼程序中认定的犯罪事实是一种法律真实,而非客观真实。在认定犯罪事实的过程中,犯罪事实何时能够被确认与事实认定者的信心有着某种直接的关系。只要经刑事司法程序合法认定的犯罪事实具有合理的可接受性,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此犯罪事实为真,或推定此犯罪事实为真。犯罪事实是否具有合理的可接受性有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要求,程序和实体共同构建了刑事司法认定的犯罪事实合理的可接受性的基础,合理的可接受性为确认犯罪事实设定了实体界限。

犯罪事实支配理论之适用范围

犯罪事实支配是现实的支配,规范的犯罪事实支配不可取。犯罪事实支配并非确定正犯的唯一标准,其只能适用于支配犯,且其并非证成义务犯的要素之一。犯罪事实支配不包含特殊的客观构成要素,只有义务犯的概念能够以教义学上不矛盾而刑事政策上又恰当的方式解决无身份的故意工具问题。具有特殊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的情况完全处于犯罪事实支配理论的射程之内,但是在断绝的结果犯和短缩的二行为犯中,结论并不一样。

间接正犯成立范围的扩张——以犯罪事实支配理论为视角

间接正犯概念的缘起致使间接正犯最初以直接行为人为非故意犯罪为限。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对间接正犯本质和类型的阐释,印证了间接正犯由替补者到独立地位的变迁,使得间接正犯的成立范围扩张至直接行为人为故意犯罪的情况。

唐宋时期犯罪事实查明的三种方式:“问”、“按”、“推”

唐宋时期查明犯罪事实有三种方式"问""按""推",其中"问"是对是否存在违法情形并不确定,而直接询问相关人员;按是勘察现场、搜集证据、确定犯罪嫌疑人,使两造齐备;推是核实证据、取得口供,使犯罪人认罪伏法。这些概念的划分来自于中国古代处理刑事案件的实践,是审理经验类型化的结果。唐宋律典中问、按、推的内涵确定,唐宋时期的案件记录对三者区分使用,基本符合概念的法律意义。从问按推的划分和法律实践来看,唐宋时期的刑事诉讼是围绕"两造"展开的,其诉讼模式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两造具备、长官听断、鞫谳有分,这种诉讼模式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反映出中国古代独特的犯罪观,它和现代学者所理解的纠问式诉讼具有本质不同。

间接正犯成立范围的扩张——以犯罪事实支配理论为视角

间接正犯概念的缘起致使间接正犯最初以直接行为人为非故意犯罪为限。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对间接正犯本质和类型的阐释,印证了间接正犯由替补者到独立地位的变迁,使得间接正犯的成立范围扩张至直接行为人为故意犯罪的情况。

浅谈起诉书中犯罪事实部分的制作

起诉书中犯罪事实制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起诉书的质量 ,也会影响到办案的质量。本文着重就制作起诉书的犯罪事实时 ,在选材、结构、表达等方面的问题展开论述。

论犯罪事实的理论与刑罚裁量的关系

犯罪事实是刑罚裁量的最重要根据,直接决定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轻重,准确认定犯罪事实,是正确量刑的前提。文章就犯罪事实的理论含义、犯罪事实的性质及犯罪事实与刑罚裁量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

犯罪事实叙述者分析

犯罪事实叙述者主要有受害者、犯罪嫌疑人、目击者、非目击渠道获知信息者和办案警察等五种人。因叙述者身份的不同、时空位置不同、聚焦视角不同、叙述方式不同、犯罪事实的叙述在可靠性程度和完整性程度方面呈现差异。办案警察对犯罪事实的最后叙述完成了对犯罪事实最具可靠性和完整性的叙述 ,犯罪事实在语言介质中被完全揭示出来 ,案件因此得以被推入下一个程序。

论犯罪事实叙述的苟简及其修正——以我国刑事判决书为例

我国当前刑事判决书中犯罪事实的叙述存在苟简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省略对犯罪目的的叙述、概括对犯罪地点的叙述和简化对犯罪行为、犯罪方法、犯罪经过的叙述。叙述犯罪事实的繁简标准是由判决书的本质特性和犯罪事实的实用功能决定的;犯罪事实的叙述模式受到传统制作理念和现实制作条件的影响;侧重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和我国古代判词制作的相关经验。

起诉意见书中犯罪事实写作要略

起诉意见书是公安机关对侦查终结的案件,认定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对犯罪嫌疑人提起诉讼的法律文书。在制作中犯罪事实的写作是关键部分,在实践中存在着较多的问题。犯罪事实的写作应层次分明,犯罪事实应按照犯罪构成的要件来写,写作应注意关联词语的应用。

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在德国判例中的适用

犯罪事实支配理论最初进入德国判例时,主要是用来限制极端的主观理论,没有独立的地位。之后至今,规范的综合判断理论,也即综合考虑犯罪事实支配和主观利益理论,成为区分共同正犯与共犯的主流理论。但由于直接正犯、间接正犯与教唆犯、帮助犯的区分明确贯彻犯罪事实支配理论,而且支撑判例中主观理论的法政策背景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因此犯罪事实支配理论有望在德国未来的司法判例中占据主导地位。

功能视野下的犯罪事实分类标准新论

犯罪事实分类在刑事审判活动中具有重要价值。无论是传统的单一分类还是现有的层级分类都不能满足犯罪事实分类精细化的要求。合理的犯罪事实分类应当在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量刑指导意见》层级分类的基础上以系统论思想为指导,认真研究各个犯罪事实的性质、作用层次和关系,在功能视野下对整个犯罪事实进行立体、全面的分析与分类。

犯罪事实调查制度合法性溯源——一个政治学的阐释

国家正义和社会正义是犯罪事实调查制度的合法性标志。国家正义要求在犯罪事实调查制度中保障公民的平等和自由,并通过程序正义的立法确认、制度化的司法独立和伦理善的意识形态的文化观念得以实现。社会正义是犯罪事实调查制度中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同等程度保护的社会原则。社会正义的个体权利观念和人权观念已经成为社会正义的实质内核。

论侦查文书中犯罪事实的写作

犯罪事实的写作作为公安机关侦查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严格按照犯罪构成要件简明扼要叙述,做到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语言规范,尽量使用法律术语。

犯罪事实与构成要件

现在,构成要件是刑法学的概念,犯罪事实是刑事诉讼法的概念。二者同源于中世纪意大利的犯罪确证理论。随着刑事立法的发展,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分离,犯罪事实作为刑事诉讼法的概念而被延续下来,而构成要件作为成立犯罪的第一要素,专属于刑法。

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基本犯罪事实但否认从重处罚情节可否认定为自首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基本犯罪事实但否认具有从重处罚情节能否认定为自首是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厘清主要犯罪事实的内涵、明确量刑情节的刑法定位、把握自首的本质与属性是解决该争议问题的关键。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足以定罪的基本犯罪事实但否认具有从重处罚情节的,应当在基本犯罪事实范围内认定为自首,并在相应的量刑幅度内给予从轻处罚。

指控多起犯罪事实的效率讯问与举证

指控多起(多笔、多节)犯罪事实通常是指公诉人在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三次以上单独或者共同作案所具有的事实。指控的多起犯罪事实少则三四起,多则数十起,在司法实践中,审理起来工作量大,持续时间长,公诉人出庭长的需要几天,甚至更多时间,使得控、辩、审三方“精疲力尽”,大大降低了法庭审理诉讼效率。许多看似复杂的案件,其实并不复杂,完全可以通过改革达到提高庭审诉讼效率的目的,做到效率与公正的统一。海安县人民检察院起诉科紧紧围绕公诉改革,针对一案多起犯罪事实的案件,对庭审中讯问和举证两大诉讼难点,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