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犯罪人价值观特征研究——基于与普通未成年人和成年犯罪人的对比

探究未成年犯罪人的价值观特征,能够为预防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参考。本研究采用八维度的《中国人价值观问卷》作为研究工具,对比未成年犯罪人与普通未成年人、成年犯罪人两个群体在价值观各维度上的差异。结果显示,未成年犯罪人在金钱权力、家庭本位和名望成就三个价值观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普通未成年人;未成年犯罪人在公共利益和名望成就两个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成年犯罪人。研究有助于发掘和认识未成年犯罪人的价值观特征,从而更有针对性地指导进行未成年犯罪人的犯罪防控和教育矫治。

未成年犯罪人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研究——基于与普通未成年人和成年犯罪人的对比

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代表着人格的黑暗面,其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影响值得探讨。对比研究未成年犯罪人与普通未成年人、成年犯罪人两个群体,显示出以下两个结果,一是未成年犯罪人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表征高于普通未成年人,具体体现在地位欲和人际不信任两个维度上,二是未成年犯罪人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表征低于成年犯罪人,具体体现在不道德操控和控制欲两个维度上。

论共同犯罪人的违法所得没收形态

就共同取得违法所得财物的共犯人间如何分配没收数额,严重影响共犯人的财产权能否被合理保护。连带责任说与按份责任说均无法提供具有可操作性且合理的解决方案,应坚持修正的连带责任说,保护国民合法财产权与刑法处罚优待权利。若涉及返还被害人,则共犯人间应承担连带责任,且依实际分配数额进行内部追偿,在无法确定分配数额时,需根据人数区分内部责任;若不涉及返还被害人,则共犯人间应承担按份责任,即依实际分配数额承担退赔责任,在无法确定分配数额时,需根据人数平均分配退赔责任;无论各共犯人承担的是连带责任还是按份责任,若违法所得财物总额已追缴完,则不应对剩余共犯人重复追缴;若违法所得财物总额多于被害人损失,则应在足额返还被害人后上缴剩余财物于国库。

洗钱罪的成立应当以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为前提

洗钱罪是对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进行漂白的行为,具有和上游犯罪完全不同的性质。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来公布的两批洗钱罪典型案例中,关于洗钱罪与上游犯罪关系的表述实质上都坚持以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为洗钱罪成立的前提,这为准确认定洗钱罪和上游犯罪之间的罪数形态奠定基础。对于上游犯罪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之前所实施的类似洗钱的行为,或者使用洗钱的方式接收犯罪所得的行为,应当作为上游犯罪的组成部分认定为上游犯罪。行为人实际控制犯罪所得之后实施的洗钱行为,应当与上游犯罪数罪并罚。上游犯罪人对于犯罪所得的实际控制既可以由行为人直接进行,也可能通过其他人进行。对于受贿人委托行贿人代为保管受贿财物的情况要具体分析对财物实际控制的时间点。

解读龙勃罗梭的犯罪人论

在本文中,作者首先描述了龙勃罗梭的犯罪人理论,特别是他关于犯罪人生理、情感和习性特点的描述,以及他的犯罪与种族遗传理论。在此基础上,作者区分了龙勃罗梭的犯罪人论与同时代菲利、加罗法洛和李斯特的犯罪学,认为前者属于犯罪人类学和生物学理论,而后者属于犯罪社会学理论。最后,作者深入到在法哲学领域,试图将龙勃罗梭的理论纳入到西方法律思想史。作者认为,龙勃罗梭生活在19世纪中后期,社会学与人类学尚未各自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讲,龙勃罗梭犯罪人论是犯罪人类学和犯罪社会学的早期理论。龙勃罗梭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的理论标志着形而上学法哲学向社会学法学的转型。

权力异化的前奏:心理学视角下职务犯罪人权力认知的实证研究

腐败的核心问题是以权谋私,个体对权力的认知会影响权力的行使方式,考察职务犯罪人的权力认知有助于理解腐败意向的发生机制。文本以职务犯罪人和在职公职人员为研究对象,通过行为学测试和问卷调查等方式开展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职务犯罪人对权力存在内隐的积极态度;与作为社会对照组的在职公职人员对比发现,职务犯罪人倾向通过掌握话语权占据支配地位,具有较高的心理特权水平;上述权力认知外化成为腐败行为的关键节点是参加工作后10年和20年。未来可从进一步完善腐败风险的理论框架、加强权力异化的路径分析及探索全职业周期的廉政预警模式等方面展开深度研究。

预测警务模式下合法控制潜在犯罪人之分析

预测警务是当下警务建设热门方向之一,但域内外对于预测警务系统结论落实转化为警务行动,具体表现为控制潜在犯罪人的研究都处于起步阶段。本文从域外实践、法理分析、理论转化三个方面入手,旨在提出基于当下我国国情所适用的基于预测警务系统结论控制潜在犯罪人的初查程序及保障误判为潜在犯罪人个体的救济手段,让公权力与私权利在预测警务模式下达至相对平衡。

我国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性犯罪人员信息登记与公开制度是英美等国家为预防性侵犯罪而建立的制度。自2016年起,我国浙江省慈溪市、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以及上海市闵行区等地先后启动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的试点探索。从各地试点运行情况看,该制度设计尚存不足,导致实践中面临一系列困境。对此,应当在肯定该制度现实价值及地方试点探索意义的基础上,贯彻分级管理理念,从完善登记规则、统一评估标准、构建多层次信息公开方式以及设立相关配套措施等方面共同发力,逐步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实现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与保护性犯罪人权利间的价值平衡。

未成年犯罪人决策风格研究——基于与普通未成年人和成年犯罪人的对比

问卷调查的研究结果表明,未成年犯罪人主要使用直觉-冲动型决策风格,普通未成年人和成年犯罪人主要使用理智型决策风格;未成年犯罪人直觉-冲动型决策风格分问卷的得分均显著高于普通未成年人和成年犯罪人,而理智型决策风格分问卷的得分显著低于两个对照组;三个组别在其他一般决策风格分问卷上的得分均未呈现出显著性差异。研究对于发现和认识未成年犯罪人的认知特征,更好进行未成年人犯罪防控以及有效开展未成年犯罪人的心理矫治,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犯罪人分类标准新探——以犯罪人格为视角

在犯罪人分类的标准选择上一直存在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争,但是单纯的客观主义标准或主观主义标准无法对犯罪人进行科学的分类。“犯罪人格”的概念因为其丰富的内涵,能够成为划分犯罪人的科学标准。建立以“人格”为标准的犯罪学分类理论,应当成为犯罪学的发展方向。

贪污贿赂犯罪人特征实证研究

贪污贿赂犯罪人在外部身份和主观心理方面具有独特的、不同于其他犯罪人的特征。外部身份特征为年龄因素普遍影响职权的获得、教育因素的社会分层功能影响犯罪的类型、女性的贪污贿赂犯罪不容忽视、主体的身份与政策的倾向密不可分、国家权力层级上的贪污贿赂犯罪人有所增加。主观心理特征为罪责感丧失、信仰缺失、自我认知偏差、自律缺乏。绝对权利、腐败群体亚文化、家庭因素和低收入水平影响贪污贿赂犯罪人主观心理特征的形成。在防治上需要从多个层面推进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犯罪人的人格差异实证研究

对1510名成年男性犯罪人运用6个人格量表从23个维度分批次进行问卷调查,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犯罪人在21个人格和心理维度上存在异于常人的特征,差异比率从15.93%到49.00%不等;研究假设中除犯罪人在信任他人维度上并不低于常人外,其他假设均实证成立。

白领犯罪人矫正对策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深入与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白领犯罪日益增多,给社会造成了较大的危害。我国对白领犯罪的研究不多,学术成果更是寥寥无几,不适应社会现实需要。本文采取实证研究方法,以上海市宝山监狱为典型,对宝山监狱内“白领犯罪人”的基本情况、心理、狱内表现等进行调查、分析,以管窥我国整体“白领犯罪人”的特性,采取有针对性和有效的矫正对策,意图对白领犯罪人的回归社会起到积极作用。

一种整体、动态的犯罪人观:人格犯罪人论

犯罪人观是刑法理论中的基本问题,然而,在理论上至今未形成让众人信服的主张。从现在的犯罪人观看,有的重视犯罪人的生物性,有的重视犯罪人的心理性,还有的重视犯罪人的社会性,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片面性。本文认为,我们应当超越上述观念,从人格的视域认识犯罪人。

犯罪人分类标准新探——以犯罪人格为视角

在犯罪人分类的标准选择上,一直存在着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争,但单纯的客观主义标准或主观主义标准均无法对犯罪人进行科学的分类。“犯罪人格”的概念因其丰富的内涵,能成为划分犯罪人的科学标准。建立以“人格”为标准的犯罪学分类理论,应成为犯罪学研究的发展新方向。

竞技体育犯罪人研究

竞技体育领域内的违法犯罪已经成为妨碍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健康发展的障碍。要研究竞技体育犯罪问题,就必须先进行竞技体育犯罪人研究。缺乏这一前提和基础,对竞技体育犯罪问题的研究将步履维艰,甚至误入歧途。

英国犯罪人干预工作简论

英国的实践表明,促使犯罪人积极改变自己、成为守法公民、减少重新犯罪的目的,可以通过设计周密、针对性强、管理到位的犯罪人干预工作得以实现。在中国进行社区矫正试点探索过程中,英国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未成年犯罪人的人格缺陷及认知疗法在人格矫正中的运用

在个体的人格发展过程中,14周岁至18周岁是个体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此阶段形成的犯罪人格具有临时性,较为容易矫正。通过对未成年人犯罪现象的统计学分析及犯罪心理成因的分析,针对未成年犯罪人致罪内因——人格缺陷,运用认知疗法完善未成年犯罪人的人格,化解未成年犯罪人的不良情绪和消极心态,改善未成年犯罪人个性的偏激和不良行为模式。

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在犯罪人社区矫正中的运用

在社区矫正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把教育者外部灌输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内化为犯罪人自身的思想道德品质是矫正工作的关键。然而,犯罪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自身拥有着特殊的思想和心理特征。因此,在社区教育矫正过程中,必须要充分尊重社区矫正犯罪人的人格,发挥其主体性。利用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寓教于情、立教于境、施教于体,从根本上改变和矫正犯罪人的思想和行为,促使犯罪人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并外化为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在实现犯罪人由内化到外化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通过运用"反向内省"这一教育矫正机制真正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