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种人生,怎样“立人”?——《狂人日记》与《人的文学》之互文性解读

《狂人日记》与《人的文学》之间存在彼此指涉的互文关系,能看到周氏兄弟对于“立人”思想命题的完整呈现。《人的文学》中“灵肉一致”的观点缝合了《狂人日记》里“吃人”话语的双重所指,将其写实意义与比喻意义统一起来。周作人改良人类关系的设想部分符合了鲁迅本人的思想修正。而《狂人日记》中反求诸己的思想维度对于渴望“真理”认识的《人的文学》具有匡正的作用。从“人的文学”的定义出发来分析《狂人日记》,可以发现其是“有关小说的小说”,包含现代“元小说”的特质,而“记录研究”“非人的生活”正是周氏兄弟关于启蒙时代文学何为的共同认知,其背后是破旧立新的历史主体的转喻,体现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判的态度”。

论周作人对鲁迅《狂人日记》的模拟写作及其周边——以小说《真的疯人日记》为中心

1922年《呐喊》出版前夕,周作人模仿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了小说《真的疯人日记》,这是其时隔六年后再度尝试创作小说。较之单个文本的内容,周作人重启小说写作的举动,本身包含着更深刻的思想史意义。本文从《真的疯人日记》与《狂人日记》的文本比较出发,回溯周作人小说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梳理其模拟鲁迅《狂人日记》重启小说写作的精神契机、创作意图与方法论,并借此考察1922年前后周作人文学理念的转折,及其与鲁迅的思想分歧。

人工智能背景下译者的不可替代性——以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中文化负载词的西班牙语翻译为例

文化负载词,作为民族独特文化的载体,其翻译历来是翻译研究的重要课题。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今天,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型语言模型为翻译领域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本文以鲁迅先生的经典作品《狂人日记》中的文化负载词西班牙语翻译为案例,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出发,深入对比分析孟继成先生的翻译实践与ChatGPT的翻译能力。研究旨在探索文化负载词西班牙语翻译的新策略,丰富翻译理论,并探讨人工智能在翻译实践中的潜在应用与影响,为文化翻译与跨文化交流提供新的视角与启示。

鲁迅《狂人日记》中的复调问题再思考

不少学者将鲁迅的小说称之为复调小说,认为其中存在的多种声音构成了对话关系。本文从复调小说的三个基本特性出发,将主人公的主体性、人物之间的对话性、艺术呈现方式上的共时性一同作为衡量标准,对《狂人日记》中的复调问题再次进行思考。基于对《狂人日记》这一篇第一人称叙事小说的研究,认为该小说不具有复调理论的基本特性,不能称之为复调小说。

与原著的对话:由文学作品到改编话剧——以陆帕导演戏剧《狂人日记》为例

文学作品改编为话剧有其固有优势,但是止步于复述原著故事情节会错失话剧的独特表现力。本文以陆帕导演的戏剧《狂人日记》为例,展示话剧如何通过尊重原著、与原著对话以及舞台设计,使改编作品既忠于文学原著又富有戏剧性。陆帕不仅重现了鲁迅的文学世界,还通过心理学的运用和独特的舞台设计,增强了戏剧表现力。改编自文学作品的话剧应超越单纯的叙事,通过艺术手段与观众进行现场对话与互动。

《狂人日记》四个英译本的文学性再现比较研究

自建一对多汉英平行语料库,采用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狂人日记》的文学性在四个英译本中的再现方式,对比不同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并阐释不同译本产生差异的原因。研究发现,杨译和王译倾向于采用直译的方法忠实地再现原文的文学性,以尽力保留原文的鲁迅式风格;而蓝译和莱译更倾向于发挥译者主体性,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采用创译的方法,实现文学翻译的“再创造”,以符合目标语的诗学规范及提高译文的可读性。文章认为,不同译文对文学性重构的差异与译作的翻译方向、出版动机及译者的翻译观有关。

“呐喊”的初声及其他——从《怀旧》到《狂人日记》

关于《呐喊》的第一声为什么是《狂人日记》,学界历来鲜有讨论。要阐释这个问题,须回到鲁迅作为晚清启蒙-革命的亲历者、见证者所磨砺出的情感-精神结构及其思想生成过程,回到鲁迅对晚清民初社会结构的把握及其文本展开方式中进行考察。写于1911年的《怀旧》已较充分地呈现出鲁迅独到的社会结构性视野,而一直被视为启蒙主义文本的《狂人日记》,在启蒙的面向之外,尚存在未被深入发掘的多重内在结构,鲁迅正是借助狂人的日记这一特殊文本形式将多重内在结构凝结在最简练的文学书写方式中,并由此探寻启蒙-革命的新方向、内容和形式。

“吞噬”与“渴望”:《狂人日记》与《奥尔拉》中的癫狂论析

鲁迅的《狂人日记》与莫泊桑的《奥尔拉》都是“癫狂”想象的名作。译者对莫泊桑“世纪末的疲劳”的感同身受与鲁迅在20世纪初的“困顿”是对“癫狂”时段性特质的提点。《狂人日记》中的“吃人”与《奥尔拉》里的“喝水”象征着对外来“吞噬”的恐惧与对内在夙愿的“渴望”,其实质是因自我被侵占或迷失而陷入精神绝境的反思。而心魔“欧儿拉”象征的“厌弃的自我”与狂人“救救孩子”的“本真的自我”的醒觉及其辩驳正是自我主体建构过程的两面。“癫狂”的跨文化对话不仅质疑了《狂人日记》属意于礼教批判的偏颇,而且也隐喻鲁迅对“知者”躬身自省,生成“立人”首要“立己”的新的“心声”与“内曜”,这成为鲁迅“反抗绝望”思想的重要基础与起点。

尼采的幽灵:《狂人日记》思想溯源

尼采对鲁迅的影响,显著而深刻。首先,鲁迅自云,这种影响20年代末以后有所消退,此说基本为研究者所认同;本文认为,尼采的影响贯彻鲁迅一生。其次,一般对尼采之于鲁迅的影响研究,主要是研究思想上的影响,而对鲁迅创作中所体现的尼采影响,研究很少。本文具体分析、论证《狂人日记》与尼采——尤其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思想和艺术的关系。先略论鲁迅与尼采之始终,作为全文的引论,这是为了更清楚地揭示《狂人日记》中来自尼采的思想影响在鲁迅整个创作和思想之中的特殊地位和意义。

经典的自我消解——《狂人日记》再解读

长期以来,学界对《狂人日记》的启蒙式阐释一直未能走出傅斯年和吴虞式的认知框架。狂人的发狂被很多学者理解为启蒙者的必然,而对狂人究竟为何发狂却往往视而不见;另一方面,狂人这一形象又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问题,同样被漠然视之。因此,作为启蒙者的狂人形象便不断地在研究者的论述中演化。《狂人日记》是一个需要被重新理解的文本,它不在于我们从概念出发去解读什么,或者从前人的研究中补充什么,又或者重新建构什么,而是需要我们实实在在地从文本出发来对其进行阐释。《狂人日记》的经典地位是通过一系列研究论述建构起来的,然而小说叙事本身所体现出来的矛盾性却消解了其经典地位。

论陆帕话剧《狂人日记》的改编艺术及其审美特征

陆帕根据鲁迅小说原著改编的话剧《狂人日记》公演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受到戏剧界许多人的热议。他突出“舞台写作”理念,精细地设置舞台布景的色彩与光色艺术,又大量应用现代影像技术,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刺激和舞台动感;他充分施展故事文本建构的主观能动性,显示了对小说原著的深刻理解与认知;他不仅以原作者的人生与文学世界为基础对故事内容进行自由组合与重构,而且不断突出其艺术指向,强化思想表现。陆帕不仅创造出了既体现原著基本精神,又有很强创新性的艺术世界,营造出强劲的剧场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面向二元读者的叙事策略与启蒙方法的转换——重读《狂人日记》

解析鲁迅《狂人日记》的意义结构,应将序文和正文有机结合,重视文本形成的历史脉络,兼顾作家面对不同读者层的叙事策略。借由文言序文,《狂人日记》中“吃人”的恐惧与不安的叙事可以对不同读者产生不同的心理效果,由此暗示启蒙在不同读者群体中产生的效果之不同,并最终导向启蒙方法的转换。序文中狂人成为“候补”的事实暗示了狂人启蒙失败以后通过做官挑战现实的“绝望的抗战”。

寻找“人”,建设“人”——重申《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小说起点的价值与意义

仅以白话运用与否、有无现代小说的叙事因素、时间发表先后作为判断标准,寻找中国现代白话小说起点,会带来各种文学史言说的可能。诸种关于现代白话小说起点的追溯在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活力的同时,也会稀释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品格。将鲁迅的《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起点来确认,这不仅是对中国小说发展历史状态的准确定位,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文学革命的有力佐证,亦是中国走向现代的思想坐标。

“自然状态”及其终结——《狂人日记》重释

以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状态”重释《狂人日记》,有助于构建阐释该小说思想内涵的新视角,更为深入地揭示鲁迅启蒙思想的内在理路。“自然状态”下的人因缺乏安全感,而互相怀疑和敌视。在《狂人日记》中,“怕”是贯穿小说始终的氛围和情境,狂人由自身的恐惧感,认识到其普遍性。他更进而发现,“吃/被吃”已成为固化的结构;“吃人者”与“被吃者”分享着同样的价值观,二者共同造成了“从来如此”的局面。狂人因确立了历史不断进步的观念,劝说周围人担负起对于他人、历史的责任;但因意识到自己无法成为“真的人”,其呼告最终落实为“救救孩子”。鲁迅在“五四”后仍坚持了精神革新的思路。

《狂人日记》的维吾尔语译本研究

鲁迅是现代中国文学界的重要人物,其文学作品及思想早在20世纪上半叶开始便在维吾尔语文化中得到译介和传播,并对维吾尔文学的现代性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深入分析了《狂人日记》维吾尔语译本再现原文风格以及创译翻译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并对维吾尔语译本中存在的漏译和忽略具体词汇翻译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问题恰恰有着非同一般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乔治•斯坦纳阐释理论观照下的译者主体性——以《狂人日记》两英译本为例

《狂人日记》是著名作家鲁迅创作的第一部白话文小说,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经多次翻译传到世界各国。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本研究选取了其两英译本:分别是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本和美国鲁迅研究专家威廉•莱尔的译本,以乔治•斯坦纳在其阐释理论中提出的四个翻译步骤:“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为理论基础,分析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指引。作者首先对文本进行了介绍,接着阐释了斯坦纳的阐释理论和译者主体性,随后以四个步骤为主,展开分析《狂人日记》两英译本的译者主体性的发挥。研究得出结论,杨宪益和戴乃迭偏向使用归化策略,而莱尔更多使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两位译者虽然风格不同,但都充分发挥了译者主体性,达到了传递信息、传播文化的效果。

《狂人日记》两个英译本的比较

鲁迅的《狂人日记》自发表以来多次被译成英文,其英译中林玉霖译文与威廉·莱尔(William A.Lyell)译文各有特色,他们因对翻译策略中直译与意译、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以及异化翻译与归化翻译原则的灵活运用而值得比较分析,在《狂人日记》的外译与传播史上也各有其价值。林译作为面向学生的英语学习工具,更侧重实用性;莱尔的译文强调翻译的规范性,更具有文学性。二者的翻译实践共同推动了鲁迅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推动了中华文化更好地通过本土教学与域外传播走向世界。

计量风格学视角下《狂人日记》三个英译版本对比研究

传统的翻译研究侧重于定性分析,少有基于数据的定量分析。该研究基于计量风格学的分析方式,对比研究了《狂人日记》三个英译版本的风格,同时从对比分析译入译出的角度是否对译者风格有所影响。数据表明三个英译版本中蓝诗玲译本词汇量最丰富,且阅读难度最低;莱尔的译本译者主体性最明显;而译入译出的角度与风格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相关性。

“吃人”命题的世纪苦旅——从鲁迅《狂人日记》到莫言《酒国》

莫言的《酒国》是在鲁迅传统及《狂人日记》的影响下创作的长篇小说,由于"吃人"主题的再现从而与《狂人日记》取得了某种精神对应。两篇小说中的"吃人"内涵同中有异。第一层面都指向真正的肉体"吃人"。第二层面是指向象征意义上的"吃人",《狂人日记》侧重于文化文明层面的批判,《酒国》侧重于现实政治层面的批判。两者的"吃人"都具有巨大的同化性与普适性,启蒙者形象被彻底解构,表现了改造"吃人"文化的艰难。两者都表达了对未来的焦虑和渴望。第三层面可作普遍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理解。产生于20世纪的《狂人日记》和《酒国》体现的人道立场、启蒙态度、民主观念与批判精神,使之和古代的同类"吃人"题材的作品划上一道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