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大象解中的成德之教

王夫之的《周易大象解》,既是一部易经的解释之作,更是一部伦理学著作。从卦德、卦象、卦名等方面进行剖析,可以发现《周易大象解》通过揭示物象中蕴含的哲学意义来阐释士君子道德修养的总体特征。王夫之以周易卦象所体现的景物作为人修德的效法,既有对解经方法的提揭,又有对君子修德的阐发,其重要解易原则“天人合德”“乾坤并建”“占学一理”亦内蕴丰富的伦理思想。《周易大象解》表现出王夫之寓理学于经学、知识与价值并重的理论取向,并体现他在明亡后树立士人行为规范的愿望,带有强烈的中国哲学“道德的形上学”的特点。

王夫之诗学视域下对刘笑伟、陈人杰诗歌评点的应用

王夫之是我国古代成就卓著的美学家,其美学思想的成熟性在他的诗学领域可见一斑。他的诗学本体论主要体现在对诗歌“志、情、理”关系的辨析以及对“诗以道情”原则的肯定上;诗学结构论是对本体论思想的进一步扩展,主要包含“情景关系”说和“韵意不双转”学说;诗学中的美育思想则体现在对传统儒家诗学“兴观群怨”理论的进一步发挥上,肯定诗歌“动人四情”的美育作用。通过运用王夫之诗学理论比较评价当代诗人刘笑伟、陈人杰的诗歌作品后发现,首先,两人有大多数诗歌处理好“志、情、理”的关系,并且遵循“一意说”原则,如刘笑伟的《军营观月》和陈人杰的《山海间》等;也有部分诗作未处理好“志、情、理”之间的关系,如刘笑伟的《茶杯风暴》和陈人杰的《朝思》。其次,刘笑伟的一些诗作在情景关系上处理得并不一致,如《军营观月》《雪线巡逻》与《早樱》,而陈人杰的《在山海间》和《与妻书》等诗作在情景关系上处理得很好;在“韵意关系”的处理上,陈人杰的《与妻书》处理得很好,而刘笑伟的《坐上高铁,去看青春的中国》欠佳。最后,两位诗人的诗作如陈人杰的《山海间》和刘笑伟的《坐上高铁,去看青春的中国》等,大都具有“动人四情”的美育作用,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以死贞生与以身托命:明清之交两种生死观的意义分析——以刘宗周及其弟子、方以智、王夫之为例

明清之交的生死观上承中晚明重视个人死亡问题的时代风气,同时又受到易代之际殉节问题的冲击,表现为鲜明的时代特色。他们虽都以遗民的身份对于人生的意义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或通过殉节的方式彰显生命的伦理意义,如刘宗周及其弟子;或重视生平作为、不轻生亦不苟且而活,如方以智和王夫之。他们以更富有哲学思辨性的方式回应了生死问题,方以智以“以学问化之”的方式超越死亡的困扰,王夫之以“全归以相天”的方式证成生命的价值,表现出以自己之肉身托文化之使命,在“天崩地解”的乱世,以文化续命的方式确立了学者的生命价值。

王夫之的哲学是唯物论吗?——以“气”与“器”为中心的考察

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主导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内地王夫之哲学研究。一些学者通过解读船山哲学的两个概念“气”和“器”认为,王夫之哲学属于唯物论。这一观点对海内外王夫之哲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实际上,按照唯物论的一般意义和“气”与“器”的真实内涵,“气”与“器”都不完全等同于唯物论的“物质”范畴,那种视王夫之哲学为唯物论的见解实际上是对王夫之哲学的误解。

“不法之法”:论王夫之诗法论的内涵与得失

诗法论相当于创作论。相比于情景论,王夫之的诗法论是一个较少被学者关注的论题。王夫之反对律诗创作的定法与成法,称其为“非法之法”。在八股文理论对诗歌创作的深度影响下,他否定制义学造成的“死法”;在格调派占据主导地位之时,否定格调派造成的“死律”。王夫之提倡“不法之法”及与之相关的“意脉”说、“一气”说、“一意”说,主张“以古诗作律”。从实践角度而言,王夫之的诗法论有符合诗歌创作规律、突破旧说的一面,也有标准过高、难以践行的一面。从思想基础来看,王夫之诗法论有深厚的哲学基础,拓宽了中国古代诗法理论的阐释空间。

兴乐,成教,化育:王夫之乐教重情论

王夫之乐教思想具有鲜明的重情特征,以情动人、感人是乐之为教的前提。乐教是一个以情施教的化育过程。王夫之希冀人沐浴在乐音中,通过感受乐音之情的熏陶以净化精神境界,实现个体审美能力的提升与道德教育的成化,从而塑成美善合一的理想人格。同时,作为群体共同之情的表达,乐具有“和”的特点,因而乐教亦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王夫之乐教重情与其情范畴哲学思想一脉相承,凸显了情的美育价值。以情施教而化育、动人以情而和谐。王夫之乐教重情论的精神有必要在当下美育中重焕生机。

为王夫之对老子理论的批判辩护——从儒道形而上学与伦理思想的根本分歧出发

王夫之将道家、佛家以及法家的理论并列为中国历史上三种最具破坏性的理论。当代船山学研究者多接受他对佛家和法家的批判,而认为他对老子的批判有失公允。甚至有学者认为,王夫之偏执于儒家道统,无法深解老子思想之精妙绝伦,导致他对老子的批判是断章取义、自相矛盾的。本文从儒、道形而上学与伦理思想的根本分歧来为王夫之对老子理论的批判作辩护,并对当代学者谭明冉对于王夫之观点的批评提出不同见解,得出结论:王夫之从社会影响的角度对老子以及道家的理论进行批判,反映了他对以哲学思考整世风、化人心的期望。王夫之对于儒家“伦理教化”的重视与强调,反对道家洁身自好、与世无争、道德冷漠的消极态度值得肯定。

天命与成人:王夫之人性论新探

《中庸》首句先验地揭橥人性源自天命,因人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故人之超越维度由此可得确证。王夫之结合《周易》中的天人生生关系论,以天作为性的唯一原初所在,超越了理学的“天命—气质”二元化人性论。他又强调了现实中的时间性,融合形而上与形而下,将视阈朝向未来,提出了“日生日成”的人性一本生成论,即人之性本于天,继而还需通过后天不断上合天道的修习而成。先天后天一贯不可切断,体用相通,这给儒家以“天人合一”为目标的成人说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也是把握王夫之发展理学义理的一个关键所在。

王夫之正心先于诚意论

王夫之倡导正心先于诚意,说“学者明明德之功,以正心为主,而诚意为正心加慎之事”,认为心是恒定的,而意乃与外物交感而生,是偶发不定的。因心之恒定,故可以存养以理,立之为志,用来监督意念的发生和方向。因意念之不定,故不可仅诉诸意念以诚意,而要“以志观意”,使意念有所遵循。其所遵循者就是已正之心或素养之志。对《大学》“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王夫之解释说,正心是无事时的存养,而诚意是接物时的省察。虽然无事时心皆合于理,但是接物时意念发动则有可能不合于理。这就需要时刻省察意念之邪正,以防止意念对已正之心的颠覆。这就是“意诚而后心正”。但是,通观王夫之的论述,他始终坚持正心为先,诚意乃正心之巩固。在他看来,没有心中之理则,诚意根本无从谈起。这与他坚持“复礼”先于“克己”一致,因为只有以礼作为标准,克己才能有所遵循。

王夫之《噩梦》稿本讳字探析

楷书《噩梦》,原文共24 629字,残去129字,是现存不多的王夫之手写文献之一。从用字角度看,《噩梦》遵从崇祯三年颁布的国讳,避了“照”“常”“洛”“由”“校”等字,避了“朝”“聘”等王氏家讳,不避清代国讳“玄”字。这真实地反映了王夫之避讳的具体情况,也反映了王夫之坚守明代遗民身份的书写状态。

《大学》“絜矩之道”探微——以朱熹与王夫之为中心

“絜矩之道”首见于《大学》“平天下”章,它是儒家修齐治平的重要理念。朱熹与王夫之对“絜矩之道”的训解可以较好地展现其作为儒学话语的发展过程。朱子发展了传统的恕道,使“絜矩之道”以“明德”为心理前提,以“三折说”为展开过程,以“为政以德”为中心内容,以体仁工夫为为学进路,以“均平”为最终目标,展现了其政治理论架构。王夫之则于朱子思想基础之上,提出了尽己之理而后推己之情的“情理说”,以大公之欲为前提,以人人各得所欲为目标,实现了“絜矩之道”话语的丰富。“絜矩之道”从汉唐至明清的发展历程,是一个内涵不断丰富的演化过程,也展现了儒家对“内圣外王”问题的思考。

王敔《蕉畦字溯》探析——兼谈对其父王夫之文字学研究的继承与发展

王敔的《蕉畦字溯》分为四卷:“辨微”卷以《说文》释义为标准,明确文字的正确用法;“订别”卷和“正误”卷以《说文》字形为标准,认为后代新造异体字和字形演变造成的异体字都是别字误字,应当订正;“字书误读”卷以《集韵》所注反切为标准,既纠正民间误读,也纠正不合反切的语音演变,目标是追溯文字的正确使用、书写和读音。《字溯》虽然在形式、内容和思想上都存在一些不足,但继承了王夫之宗尚《说文》的文字学思想,也继承了其探讨字际关系的视角和方法,还建立起形音义三位一体的文字学研究框架,推进了王夫之的文字学研究。

王夫之对老子思想的批判及其意义

王夫之对老子思想总体上持批判态度,这主要体现在紧密相联的两个方面。一是老子的哲学观。王夫之认为老子哲学的致命缺点在于道与物的分离,其次老子的动极必返及道用其弱这二者有其局限性。二是老子的社会观。老子的无为而治,实际上是无所事事而待物自成,它抛弃了儒家的仁义礼乐,是毫无社会责任感的冷漠与自私。不仅如此,老子在处世中,多有“机诈”之心。王夫之力图还原老子思想的本来面目,对其优缺点作了较客观的分析,尤其是对老子思想缺点的认识,在老学史上最为深刻和系统,对其批判也最为彻底,这对于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由空谈心性命理向经世致用方向转变有重要意义。

论王夫之《明诗评选》对明诗的整体评价

王夫之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集大成者,《明诗评选》是其重要的诗歌评选本之一。《明诗评选》展现了王夫之对明诗的整体评价,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明代所选诗歌类别的分析;二是对明代重要诗人、诗派的评价。运用文献检索和文本解读的方法,将《明诗评选》中所选诗歌类别和重要诗人诗派进行研究,发现王夫之借助评价明诗凸显了他的诗学思想。通过梳理《明诗评选》中王夫之对明诗的整体评价,能够进一步挖掘王夫之的明诗史观,窥探《明诗评选》的诗学价值。

楚骚嗣音:论王夫之诗词对屈子精神与屈骚传统的承续与创变

王夫之的诗词创作既受《诗经》影响,也深受以《离骚》为代表的楚骚文学传统影响。严迪昌认为王夫之的创作“别具一种楚骚嗣音风调”。本文认为,“楚骚嗣音”是指王夫之诗词与屈子精神与屈骚传统存在内在联系。王夫之的诗文既是士人文化的产物,也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来说,王夫之与屈子精神境界的相通之处体现在二者皆有爱国主义的情怀,有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的精神;对屈骚传统的继承体现在王夫之诗文赋创作具有楚文化的特点,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风格和以悲为美的审美特质。不过,相比于屈骚中的缠绵忠爱之情,王夫之的诗词情理并重,风格更为多样化,体现了其对屈骚传统的创变。

王夫之《庄子解》部分疑难字词考释

王夫之的《庄子解》是中国古代解庄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为深入研究《庄子解》这一宝贵的文献资料,必当疏通其文意。整理发现,《庄子解》中尚存在一些有待疏解的字词,本文选取其中部分疑难字词,并进行考释,对《庄子解》一书的文献研究工作及汉语词汇的研究具有一定价值。

王夫之德育观对当代高校德育工作的启示

本文首先主要从德育的意义、德育原则、德育方法、德育目标等方面论述了王夫之德育观的丰富内涵,在此基础上,阐释了王夫之的德育观对当代高校德育工作的启示。大学阶段是大学生道德观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德育工作要注重加强大学生理想教育,促进大学生道德践履,提升教师自身德育水平。

王夫之解经的多元取径——以《周易》泰、否二卦的诠释为例

在《周易》六十四卦中,泰、否二卦不仅地位关键,而且广为人知。王夫之对二卦的思想意蕴进行了细腻、深入的掘发。其中,《周易外传》以观点发散为主,提出了“依人建极”“反气为用”等诸多哲学观念,并告诫君子与小人相交必须谨慎持身、坚守正道;《周易内传》则以文本注疏为主,对卦爻辞进行了全面释义,强调君子不可严辨清浊、结党营私。王夫之从多元取径解释《周易》,不仅具体呈现了他的易学观念与现实关怀,更体现出古代经典诠释传统的成熟特点。

论郭都贤与王夫之的落花诗唱和

落花诗作为中国古代具有鲜明特色的一类咏物诗,蕴含了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内涵。甲申之变后,遗民群体间的落花诗唱和将落花人格化,此后“落花”成为一个与黍离之痛相联系的诗歌主题,同时落花诗反映时事的功能使其具有了“以诗证史”的诗史意义。清初郭都贤与王夫之所唱和的落花诗,其内容不平则鸣、音调铿锵,自觉继承了儒家诗教的兴会传统,赋予了落花诗以新的艺术魅力,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二人所作的两组落花诗意蕴悠长,是清初遗民心曲的沉痛交响,标志着以明代沈周、唐寅传达情趣体验为主的落花诗正式转向清代文学的理性与感伤。

王夫之诗歌评点中“清”的内涵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第一流的学者,对古典诗歌的评论研究造诣很深,留存至今的《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中包含了丰富的诗学思想。其中,“清”作为重要的诗学概念,多次被提及,这其中固然有对以往诗论思想的汲取,然而更多地体现了王夫之对“中和”诗美理想的坚守和对明代诗歌的反思。不仅如此,“清”的内涵外延还被后世的评论家吸收,促成了诗学评论的代际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