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君传说的跨媒介叙事——以内蒙古地区流传的王昭君传说为中心

在当今媒介时代背景下,民间传说的跨媒介叙事研究有助于推动民间传说的资源转化。内蒙古流传的王昭君传说集中于王昭君出塞途中和出塞后的叙述,反映了草原人民对昭君的爱戴及对民族友好团结的歌颂。文章从文本的媒介转换入手,分析从史书记载到口头传播、从口头传播到经典书写、从经典书写到视听传播、从视听传播到电子媒介传播下王昭君形象的演变,进一步揭示出王昭君传说的和合思想及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精神价值。

交往交流交融视域下昭君出塞及王昭君墓葬的若干问题辨析

昭君出塞是西汉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事件,自西汉始“昭君”之名屡见于文献、文学作品等,其重要性也引起后人关注。随着昭君出塞事件的广为流传,王昭君墓遗址的出现时间、墓葬地望等也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就有十余座昭君墓,其中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遗址位于今呼和浩特城南大黑河畔。本文认为呼和浩特城南王昭君墓,目前是这一地区规模最大的汉代墓葬之一,其形制特征和地理位置均与文献史料记载一致,故应是史料记载的王昭君埋葬之地。弘扬昭君文化,阐释好昭君出塞蕴含的时代价值,是新时代做好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现实需要,对新时代在边疆地区探索和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简说历代演唱王昭君的戏曲与民歌

王昭君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已经成为民族团结的象征。昭君民歌,特别是昭君戏曲、戏剧乃昭君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沿发端于元代的昭君戏曲的发展脉络,参考昭君故里及塞外的昭君民歌,可见王昭君在民族团结史上独一无二的显赫地位。

中国小提琴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塑造研究——以《梁祝》《王昭君》为例

本文以《梁祝》和《王昭君》为例,分析了这两部作品中女性角色的音乐形象塑造及其深远影响,通过比较两部作品,揭示了不同音乐表现手法和角色塑造在艺术和社会价值层面的差异,剖析作品中包含的女性主义精神,并从女性的角度进行解读,以了解小提琴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从《王昭君变文》到《王昭君》话剧——论昭君母题叙事文学的发展

昭君母题文学孕育了许多文学子体,有抒情类也有叙事类,而叙事类作品成就较高,其中《王昭君变文》对后世影响很大。变文之后,有马致远的《汉宫秋》以及元明清作家的许多同类作品,至现当代又分别有郭沫若、曹禺的《王昭君》问世。这类作品的发展源远流长,其嬗变轨迹明显,主要表现在主题思想由浅显到深刻,人物形象由扁平到圆整,艺术风格由质朴到典雅。

《王昭君变文》创作时间考探

敦煌遗书残卷《王昭君变文》的创作时间一直没有定论。对变文中提及的时间、地理概况、专有名词及当时的社会历史因素等进行分析可知,变文的创作时间大概是在公元7 8 0年至8 3 0年之间,或者更晚一些。

千古一现的痴情汉单于——论《王昭君变文》中的单于形象

描写王昭君的故事非常之多,但其主题多为怜其远嫁,哀其不幸,也有一些是褒其伟功的,但都忽视了少数民族首领单于。《王昭君变文》却一变传统,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典型的痴情汉形象,这在整个昭君故事的发展中可谓仅此一例,本文就此问题进行探究。

关于王昭君北行路线的推定

在中国文化遗存中留下深刻历史记忆的王昭君事迹不仅对于民族关系史的认识和理解有重要意义,也是交通地理学研究的课题之一。王昭君入长安的路线,以经武关道进入关中的可能性最大。在进入丹江流域之前,应主要利用水路交通条件。秦及西汉前期的简牍资料有值得参考的信息。考论王昭君自长安北上的路线,应当重视呼韩邪单于庭的地理方位,长安至呼韩邪单于庭最便捷的道路选择。也有必要参考呼韩邪时代汉匈交往与匈奴单于"来朝""出塞"路线。进行这样的工作,可以参考后世传说保存在方志中的资料,但是应当进行比对分析和认真的甄别,做出清醒的判断。

化腐朽为神奇:成就辉煌的政治婚姻——王昭君与三娘子比较研究

王昭君与三娘子,分别生活在我国汉、明两个不同朝代。她们各自的婚姻,是所处时代多种复杂政治关系的产物,是古代典型的政治婚姻。在这种婚姻背景下,她们能够凭借美丽聪慧,最大限度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化腐朽为神奇,充分展示杰出女性历史人物独特的魅力,为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关系的发展,为塞外草原的社会进步,做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

敦煌本王昭君故事研究

敦煌本王昭君故事,是敦煌民间文学中的一颗明珠,它在王昭君故事演变过程中有着重要的转变作用,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也是我国民间文学史上一份宝贵的文献。有关王昭君的敦煌遗书共有四件:1.伯二五五三《王昭君变文》;12.伯二五五五、伯二六七三、伯四九四四等三个写本同是《王昭君(安雅词)》;3.伯二七四八《王昭君怨诸词人连句》;4.斯○五五五《昭君怨》。这些遗书披露以后,已见有十三篇论文探讨王昭君故事。总观这些论文,尚无一篇就所有敦煌本王昭君诗歌与变文作总体研究者,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陷。为弥补此缺陷,本文即将沿敦煌文献角度进行探讨。

谁说王昭君嫁匈奴单于是“和亲”?

在汉代 ,所谓的民族“和亲” ,是指有仇怨、相互战争的民族 ,彼此商定 ,捐弃仇怨 ,消弭战争 ,进而缔结和平亲近的民族关系。因此 ,在和平时期的西汉竟宁元年 ,王昭君奉汉元帝之命出嫁匈奴呼韩邪单于 ,本是巩固、强化汉与匈奴的政治整合 ,而并非什么民族“和亲” ,因为汉代史籍中从未出现过“昭君和亲说”。然而 ,随着“和亲”词义在北朝隋唐之际的衍增 ,民族“和亲”与跨民族的“政治联姻”叠为一体 ,于是 ,王昭君出嫁就被唐代的学者引申联想为是一次民族“和亲” ,从而世代流传 ,延续至今 ,遂成定论。事实上 ,“昭君和亲说”既无助于阐明王昭君嫁呼韩邪单于的真正历史意义 ,又会导致人们在释读汉代史料时思维混乱。研究汉代历史 ,应该摒弃“昭君和亲说”。

论时代思潮与王昭君文学形象的嬗变——以《琴操》、《汉宫秋》、郭沫若《王昭君》、曹禺《王昭君》为例

"昭君出塞"的故事始终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创作母题,从魏晋到现代,后世带着各自时代的价值观、时代思潮及文人的情感倾向等衍生出各种各样的"昭君出塞"故事。考察不同时代的王昭君的文学形象,实际上是考察特定时代的文人思想和历史语境的关系。

《王昭君变文》校注商补

《敦煌变文校注》、《敦煌变文选注》等对《王昭君变文》所作的校理疏释中,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商"其注而未确者,"补"其校而未善、未尽者,有利于《王昭君变文》的深入研究。

关于王昭君的几个问题

关于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自汉迄今,广为流传,妇孺皆知。但对历史上王昭君的本来面貌,人们不仅知之甚少,而且还有一些不当看法。本文拟就学术界对王昭君有争议的几个问题谈几点看法,请读者指正。 一、关于王昭君的籍贯问题 关于王昭君的籍贯,《后汉书·南匈奴传》说“南郡人”。文颖注解《汉书》时说她“本南郡秭归人”,(《汉书》卷9《元帝纪》)比《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更具体一些。但是。

敦煌写卷安雅《王昭君》考论

敦煌写卷安雅《王昭君》是历代昭君诗中独具特色的一篇诗作。关于安雅,之前仅发现一条墓志资料。通过中古时期安姓来源的梳理以及临淄安氏与粟特胡人流寓关系的考察,确知安雅为昭武九姓粟特人。结合安雅所撰《罗炅墓志》和《王昭君》,可以挖掘出更多的安雅生平事迹,尤其是他与开元、天宝之际诗人可能有交往。安雅《王昭君》的直接艺术渊源为杜甫《咏怀古迹》等前人的昭君诗,诗中昭君形象的原型为乾元元年出嫁回纥的宁国公主,汉元帝的原型则可能为唐玄宗。与此前昭君诗相比,安雅诗在思想主题上表现出了独特的一面,这可能与其粟特族裔的身份有关。安雅的诗作是唐代粟特文学的典范,显示了敦煌文学的多民族性。

汉唐“和亲”政策之比较——以王昭君和文成公主远嫁为端

"和亲"是封建王朝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选项。"和亲"亦称政治联姻,指封建统治者为免于战争之苦,捐弃仇怨与边疆异族统治者通婚和好,建立和平、亲睦关系。基于民族观、现实基础、历史经验得失等方面的差异,汉、唐"和亲"政策各有侧重。比较言之,西汉"和亲"被动且保守,唐朝"和亲"主动而开放。"和亲"政策的推行,不仅有助于增进民族交流交往,营建友好民族关系,而且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有强大的助推作用。然而,"和亲"毕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既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增强的体现,亦留下民族歧视的印痕、契刻着封建统治的烙印。

《西京杂记》:王昭君文化形象的初步生成

一部昭君文学史也是一部昭君接受史。在这个接受的链条上,《西京杂记》占有重要的位置。借助于这部著作,王昭君的文化形象得以初步生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本的性质为"小说家言",是文学创作;二是情节设定为"画工之祸",奠定了后世昭君故事的情节基础;三是主人公从历史人物演变为文学形象。

20世纪60年代“王昭君形象”的生成及其影响

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以"昭君出塞"的历史事件为引子,提出了用文学表现民族团结与融合的任务,王昭君形象因此引起了史学家、文学家的关注。此后,在官方号召、史家印证、文学助力的格局中,王昭君形象有了统一的意义:她"自请出塞",成为促进汉匈50年和平友好历史的"使者"。这个在空前政治化语境下得出来的结论,明显存在杜撰"历史"细节、"以论代史",夸大个人历史作用,简化民族关系等诸多问题,其影响延续至今。因此,只有回到史籍记载的文本,廓清昭君出塞的历史线索,才能走出影响,触摸到客观真实的历史。

敦煌《王昭君变文》河西地域特征探析

敦煌《王昭君变文》与历史记载的王昭君故事及唐前诗文的相关内容比较,显示出了浓郁的河西敦煌地域特征,其地域特征的形成在于作者对传统昭君故事的改造以及历史生活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

视野融合与王昭君的形象生成

历史学家同文学家一样,都倾向于展示他们想要表现的意义,而不是仅仅展示他们所看到的东西。王昭君的形象生成是历史和文化视野融合的产物。在后人反复叙述与咏叹的过程中,昭君故事的主题不断得到修正,出塞事件的意义逐渐明朗,人物形象日益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