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过度金融化:资本逐利抑或环境治理

中央环保督察是近年来我国环保领域采取的重要改革措施,不仅有利于提高环境治理效力,而且也会对微观企业的资源配置决策产生影响。基于2012—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企业绿色投资进而会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融资约束程度高、高管无公职经历的企业以及处在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更强。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提升了企业绩效。研究结论探析了宏观环境政策对微观企业资源配置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对实现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地方生态环境治理何以发生形式主义?——基于20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的组态分析

基于20个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透视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行为的多种组态,以解释地方生态环境治理何以发生与再生产形式主义。研究发现:任何单一因素均无法构成形式主义问题产生的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产生实为“多重复杂并发因果”;六条路径、三类条件组态构成了地方环境治理形式主义产生的主要驱动机制,即“经济约束”驱动型,“注意力兑现悬浮”驱动型与“避责思维”驱动型,各因素的有效结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引发形式主义的发生与再生产等。为了防范地方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主义的产生,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福祉,当前亟需在推动产业转型以促进“经济”“环保”目标的平衡、内外协同以兑现政府环境注意力,以及精准问责以疏解官员“避责”情结等方面下大功夫。

嵌入式赋能:环保督察何以促进地方绿色治理?——基于30个案例的扎根理论分析

作为一种纵向干预机制,环保督察与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地方绿色治理深度融合,呈现出一种“嵌入式治理”的图景。环保督察嵌入式治理何以促进地方绿色治理?基于2015年以来30个“督察整改见成效”的案例,本文试图聚焦“督察整改过程”,通过扎根理论探究环保督察促进地方绿色治理的作用机制。通过逐级编码,构建出“双向嵌入—吸纳整合—开放赋权”的分析框架,即“嵌入式赋能”,其内在机理在于实现了环境治理场域中政治逻辑、行政逻辑和社会逻辑的良性互动。

地方环境治理何以有效?——中央环保督察背景下省域数据的动态QCA分析

中央环保督察背景下地方环境治理何以有效?运用动态QCA方法对三时段全国各省数据的分析发现,地方治理有效的核心条件组态共有10种类型,压力型体制作用机制始终发挥重要影响,环保理念在中央持续发力下逐渐得以塑造并正向作用于实践,多元主体参与和常态化治理格局正在缓慢形成,同时各地区影响治理成效的因素也存在显著差异。要继续推进环境治理的国家战略,仍需继续保持中央督察的高频压力,但应精准发力,特别注重全社会环保理念的培育,推动多元主体参与的常态化机制建设,激活区域资源,发挥地区特色优势拓宽治理路径。

中央环保督察的制度逻辑、反馈机制与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基于权力、责任与信息三维建构的解释框架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和体制改革的重大制度创新。经过多年实践探索和发展完善,已逐步形成相对独立的制度逻辑。创新的实践成果需要创新的理论解释。结合文本分析和田野调查,研究提出了基于权力、责任与信息三维建构的解释框架,研究发现:①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已形成了由自上而下的权力控制、自下而上的责任反馈和去中心化的信息聚合等三大机制构成的制度运行逻辑体系。②在制度运行的逻辑体系中,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内部形成了两条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正向和负向反馈机制:正反馈机制以权力控制为出发点,中央权力调整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结构,通过信息聚合,提升制度和权力主体的合法性,实现有效治理;负反馈机制以责任反馈为出发点,地方政府落实的治理责任受到政治与行政压力过大,会产生“虚假整改”等无效治理现象;通过信息聚合,无效治理现象能够弱化制度和权力主体的合法性;由于负反馈机制的存在,正反馈机制不能脱离负反馈机制的影响而产生对权力控制的路径依赖。此外,因为负反馈机制再次被整合于正反馈机制的运行过程,所以不影响正反馈机制产生制度有效性。③从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路径和价值目标关系角度看,国家环境治理体系不再以有效性与合法性的时空分离为前提。相对于“以有效性累积合法性”的一般路径,具备正反馈和负反馈机制的督察制度开创了合法性与有效性“同置”的新路径,提升了制度认同性和稳定性,丰富了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权力制约监督模式;中央环保督察的制度逻辑体现了生态、民生福祉与高质量发展的一致性,更加契合新时代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就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地位和功能而言,它已经成为实现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度手段。

政府内规制:理解中央环保督察的一个新视角

中央环保督察是我国环境治理领域的重大制度创新。学界诸多研究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其运作逻辑和实施效果,但是现有文献对中央环保督察的过程、机制和工具运用的阐释仍不够具体和深入。利用政府内规制的理论视角,详细剖析中央环保督察过程中运用的各种机制和多样化工具,从而对中央环保督察的规制逻辑有较为微观和细致的认知。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的政府内规制过程涵盖了标准设定、信息收集、行为矫正三个要素,通过充分利用强制性、随机性、互动性等规制机制,大幅提升环境治理绩效。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中央环保督察需要通过引入竞争性机制、开展自我规制、加强规制者监管、开展成本收益分析等一系列规制设计来加以完善。

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14—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基于中央环保督察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研究中央环保督查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能改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且在督察后仍保持显著的正效应。更重要的是,内部控制是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中介变量,在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之间发挥中介传导效应。

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第一批环保督察的准自然实验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对环保治理体系不断进行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是中国在生态保护领域的一项重大创新。文章以督察城市内工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督察组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显示: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提高企业绿色发明申请量,从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备显著正向影响,且该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分析。机制检验显示,中央环保督察能够通过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加快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异质性分析中,东部地区企业对环保督察具备更高的敏感性,政策促进效应更加显著;中央环保督察对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作用优于国有企业;督察组对大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中型企业情况相反。

中央环保督察提高了公众环境满意度吗?——基于CGSS2017的实证分析

公众环境满意度是评估中央环保督察政策效果的重要标准。已有研究主要从企业行为和政府行为等方面评估,而忽视了从公众环境满意度角度来评估中央环保督察的效果。基于CGSS 2017,本文采用Ordered Probit和OLS回归实证检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公众环境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未被督察的省份,正在接受中央环保督察省份的公众环境满意度更高。然而,随着督察组的离开,公众环境满意度会先降低,之后则不再有显著变化。中介效应分析发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动员公众和改善空气质量提高公众环境满意度。此外,互联网使用频繁程度对两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丰富了中央环保督察的相关文献,深化了在运动式环境治理中互联网使用与公众环境满意度关系的认识。

环保督察如何促进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改进——一个“压力-动力-变革”整合性分析框架

中央环保督察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改进。在倒U型假说和系统变革模型构建“压力-动力-变革”整合性分析框架下,中央环保督察通过高规格督察主体、严格考核、常态化督察、社会参与等形式向地方政府传导压力,央地政府通过互动调适,将压力保持在适度的水平,压力得以持续转换为动力,推动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变革。这一过程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的灵活性与韧性。

中央环保督察、投资者关注与企业“漂绿”行为

本文以2014—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漂绿”行为具有一定弱化效应。此外,不同轮次的中央环保督察效果存在差异,首轮的抑制效果较好,第二轮的抑制效果有所减弱。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提高投资者关注,进而抑制企业“漂绿”行为。进一步检验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竞争度较高的地区以及媒体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为防范与治理企业的环保违规行为、维护市场的环保秩序、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参考。

环保督察何以规制环境政策执行

中央环保督察是生态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针对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在督察反馈中指出了当前环境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与行政体制内在的科层组织结构和激励机制密不可分。中央环保督察的出场成为一个规制环境政策执行的有效路径,促进了环境政策执行到底,强化了监督问责,调整了原有的激励结构,优化政绩考核、调整政治激励、推动资金规划,实现了对环境治理行为的有效控制。

中央环保督察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政策效用评估——基于DID双重差分法分析

使用2012-2022年中国220个地级市的PM2.5、PM10、NO_(2)、SO_(2),的年均浓度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是否为污染防治重点城市划分试验组与对照组,利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检验分析结果的稳定性。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可以显著降低污染防治重点城市的PM10、SO_(2)和PM2.5的年均排放浓度,减少各项污染物排放量,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建议因地制宜开展环境治理工作,同时根据每个城市的实际情况确定督察工作的重点,对不同地区确定不同的空气环境治理目标。

“双碳”目标约束下环保督察的减排效应研究

环保督察对减排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回顾了环保督察工作的发展历程以及减排政策背景,分析双碳背景下环保督察工作的意义和好处,在这一基础上,提出对应的环保督察减排优化措施与改进策略。

政治势能何以转化为治理效能?——以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为例

“政治势能”是中国本土政治学术话语,是“高位推动”的学理性表达,其核心理念是“党的领导在场”。在国家治理实践中,政治势能是公共政策得以有效执行的关键所在。作为一项创新性制度安排,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在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政治势能”的分析框架,可以透视中央环保督察中政治势能的运作逻辑,分析政治势能向治理效能的转化机制,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中政治势能通过“形成趋势—构建权势—宣传造势—形成共识—借势成事”五个层次发挥作用,并通过资源整合机制、激励机制和问责机制的耦合、舆论监督和公众参与机制实现治理效能的转化。在未来的环保督察实践中,需要通过制度性嵌入环保督察制度,避免环保督察整改策略性行为,以及平衡问责与避责的张力,以此激发环保督察制度的潜能,实现政治势能的优化。

环保督察背景基层生态环境执法优化策略

环保督察属于一种跨层级环境治理方式,其显著提升了基层环保执法活动的约束性,能够通过此种方式激发和调动各地各级政府部门的治理积极性和主动性,可促进基层生态环境执法成效的持续提高。为充分发挥出环保督察的作用,本文首先对环保督察做出了简要介绍,同时分析了基层生态环境执法目前存在的不足,并基于此分别从法治意识、公众参与以及职责划分等多个方面针对环保督察背景下的基层生态环境执法优化策略做出了深入探讨,从而助推各地区环境执法工作不断向好发展。

省长叶建春主持召开全省禁捕退捕工作会议:着力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6月5日,省长叶建春主持召开全省禁捕退捕工作会议,总结前一阶段工作,分析研判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禁捕退捕工作。他强调,长江十年禁渔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十年禁渔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国务院对长江十年禁渔的深邃考量,保持战略定力,直面问题短板,更加扎实有力做好禁捕退捕工作,推动长江十年禁渔工作任务有效落实、目标按期实现,以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体现忠诚担当、做到“两个维护”。

区域环保督察的功能定位及制度完善

跨区域环境治理需要地方政府间的密切协作,同时也离不开具有更高权威的主体的介入。作为我国的跨区域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环保督察局应当在跨区域环境治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功能缺位,长期以来区域环保督察机构在跨区域环境治理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我国区域环保督察机构在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功能定位。基于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实践,通过对“污染影响跨区域”和“污染源跨区域”两大类我国目前主要的跨区域环境问题进行分析可知,区域环保督察机构应当担任“监督者”而非“管理者”的角色。充分借鉴中央环保督察的制度框架,区域环保督察机构应当通过构建跨区域环境问题的信息和线索收集机制、督促整改机制和问责启动机制实现对地方政府涉跨区域环境问题执法的有效监督,从而发挥区域环保督察机构的跨区域环境治理功能。

中央环保督察与城市空气质量改善

2015年建立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是中国环境治理领域的重大制度创新,已在全国范围展开两轮督察。将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的日度空气质量指数和6项单项污染物浓度数据与中央环保督察信息相匹配,使用时间断点回归方法分析中央环保督察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期间各城市空气质量显著改善,且空气质量的改善主要体现在PM_(2.5)和PM_(10)等纳入考核指标、民众更为关注的污染物上。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秦岭—淮河”一线以北城市、政治约束力强的城市、资源型城市、空气质量一般城市空气污染的改善效果更好,后期中央环保督察对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作用更强。持续性分析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空气质量的改善只在短期有效,不具备持续性。据各区域空气质量改善效果的异质性制定精准的督察策略,建议加强长期整改落实及不定时回访机制的建设,促进中央环保督察的常态化、长效化。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的市场反应——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运用事件研究法和非参数检验,探究了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的宣布实施对于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收益情况的影响及其差异情况,结果显示:事件窗内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使得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平均累计异常收益率降低至-2.005%,且这一负面冲击在时间上有延长趋势;不同公司性质、子行业的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所受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就企业性质差异而言,非国有公司累计收益率所受的负面冲击平均比国有公司高1.696%.在不同行业中,建材、制药、石化行业所受负面冲击最大,纺织、造纸、制革行业所受影响则较小.此外,市场对于火电、化工行业企业的反应并非多为负向,注重环境管理使得部分企业在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中得到了市场的正向回馈.建议持续推进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制度,以切实促进公司开展节能减排,同时,重污染行业公司特别是非国有公司以及上述行业公司应加强自身环境管理,积极进行环境信息披露,从而尽可能避免在类似的环境规制中受到负面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