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权

环境权是环境法的核心问题 ,是伴随着世界性环境危机和环境保护运动而产生的。理论界对于这一新兴的法律权利概念众说纷纭 ,从而导致其与司法实践的互动障碍重重 。

环境权主体探析

阐析环境权是一项回应社会现实需要的新型权利,其权利主体已由最初仅限于自然人(公民)渐渐发展到包括团体组织、国家甚至全人类。但是否应把权利主体扩展到自然体,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比较、分析,得出环境权的主体还是应该限定在“人”的论域内的结论。

以中国话语在生态环境法典中确认环境权

编纂生态环境法典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24年年度工作计划。通过法典编纂,将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制度、实践成果以法典的形式确认下来,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新期盼,是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目标和方向。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研究中,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持人民立场,认真对待生态环境新期盼带来的利益关系新变化;坚持改革开放,准确把握我国环境权益保护现状与政策取向;坚持道路自信,以中国话语在生态环境法典中确认环境权并作出一般规定、建立相应的保障制度和救济制度,提升中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加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中国方案。

论环境权法律关系的主体

当前对环境权主体的研究忽略了其作为法律关系的面向,同时混淆了环境权在不同法律部门中的差异,且存在泛道德化的倾向。厘清这些误区后,即可对环境权主体做出正确认识:在公法层面,其权利主体为公民,义务主体则视情形分为国家或者国家与其他公民或组织;在私法层面,其权利义务主体均为自然人和法人及其他组织。

我国环境权概念的反思与重构

在构建我国环境权概念时,其内涵不应当囊括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权利,程序性的环境权利应排除在环境权之外,要注意环境权只是环境权利的一部分,而且不应该把环境权主体扩展到自然体。环境权是指环境法规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其生存环境所享有适宜的生态环境的权利,包括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清洁产品权、环境审美权、环境文化权、合适的日照权、环境安宁权和户外休闲权等。

宪法视角下环境权之人权属性分析

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是公民其他权利保障的前提和基础,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具有基础性、根本性的作用,通过宪法对环境权予以法治化的保障是环境权保障的重要手段。宪法视角下的环境权人权属性分析的研究结合国内外环境权保障的法律实践,从宪法保障的角度分析了人权与宪法性权利的关系、环境权的人权属性以及环境权宪法保障面临的问题,最后提出了包括环境权入宪、环境权具体化过程中区别保护等的立法建议。

农民环境权与集体发展权联动及共进析论

农民环境权为农民集体发展权提供物质基础和发展环境,二者均共同关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在农村地区的实现。但农民环境权面临法律保障不足、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发展不平衡、“美好生活”向往对农村进一步提出“宜居”“宜业”发展要求等现实性问题,这些无不应当妥善应对。为此,需配以有效的治理模式供给和制度保障供给来实现农民环境权和农民集体发展权的同频共振,从而加快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论环境权的立法保护

环境权是随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发展而提出的新的权利主张 ,它分为公民环境权、法人环境权和国家环境权三种 ,各有其内容。我国应从法律上明确环境权的概念、充实环境权的内容 ,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双碳”目标下中国环境权保障的成就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事关人类可持续发展和人权保障。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坚定走绿色发展之路,推动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落实碳达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目标,近年来中国积极采取立法、政策与司法举措推进环境权保障。

环境权诌议

环境权伴随着环境危机而产生,随后不断迅速发展,环境权理论现已成为环境法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本文从环境权的产生,环境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环境权的属性,及环境权利益衡量角度出发,论述了与环境权相关的若干问题。

环境时代与宪法环境权的创设

论述创设环境权的必要性 ,环境权的形成和发展 。

关于环境权设置的初步构想

随着中国加入WTO,国家法律体系与世界标准接轨的问题早已列入国家的议事日程。但在中国,环境保护基本法并未依据环境法发展趋势具体确立一个明确的环境权,这为中国环境执法带来许多困难。因此,有必要在环境立法中确立环境权这一基本权利,明确其基本概念、具体内容,并依此确立环境权遭受侵害时的救济方式。

是非环境权

早期的环境权理论研究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准理念,致力于人与自然的法律主体地位的理论储备,进而在环境权理论中融入集环境的权利与人对环境所享有的权利为一体的权利构成。环境权理论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革命色彩,即从传统法理学的体系及范畴中提出自然权利的法律化以及环境道德法定化,进而在环境权的权利主体、权利内容以及权利属性等方面呈现出较强的反逆特性,在理论界呈现出较强的"是非"之态。改变环境权理论研究的"混沌"之态,必须加强环境权理论的实践认知。环境权理论的确立和发展不在于对传统法理学的变革或颠覆,也不在于对传统权利理论的修正,它的确立应当与传统物权和环境公力救济请求权共同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的权利体系,形成环境权与传统权利的良性互动,实现整体环境和资源范围内法律权利的有效均衡,最终走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宪法环境权条款的实证考察

环境权是当代社会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通过对194个国家宪法条文的研究和归纳,发现有85个国家的宪法有环境权的明文规定。环境权具有超越地域、法系、国家性质和国家发展程度而成为普遍性权利之趋势,有的国家宪法"绿化"程度更深,不仅规定了公民的环境权,并且确认了环境本身的权利或者自然的权利。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宪法中承认了环境权的可诉性,根据宪法所设立的国家人权机构亦能为包括环境权在内的宪法基本权利提供司法救济以外的保护和救济。

环境权的概念辨析

环境权是环境主体享有适宜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的法律权利。其主体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其客体是整体的环境及其构成要素;其内容是指包括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其中程序性环境权包括环境知情权、环境参与权、环境请求权等;其在性质上是一种宪法基本权利,具有宪法位阶,是第三代人权;环境权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是一项新兴的社会权,是社会国家理念在当代的新展开。

环境权的权利构造与立法实现——对德国“一般人格权”理论之借鉴

环境权理论借重民法等部门法的理论优势以及谋求理论与实践的平衡应当成为环境权研究的新思路。德国民法中一般人格权的权利构造与历史演进对环境权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一般人格权在德国被视为一种"框架权利",区别于具体人格权。实证研究说明推动一般人格权的历史演进具有四个重要的因素,分别是民法的功能缺陷、宪法的宽泛保障、判例的偶然契机、理论与实务并举。联系环境权,不难发现,环境权与一般人格权具有属性之共通。有鉴于此,环境权的权利构造应当包括一般环境权和具体环境权。此种权利构造能发挥解释、创造、补充和协调的功能。从环境权立法实现上看,应当划分环境权作为基本权利入宪和作为一般环境权入宪两个不同阶段,并通过把握司法审查环境权案件的机遇和增强司法判例的参照作用以实现环境权的具体化。

论单位应享有环境权

我国环境法学界普遍认同公民享有环境权,但对于单位(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可以成为环境权的主体则存在四种否定意见:单位对环境要素无需求说、单位环境权实质为财产权利说、单位环境权与公民环境权矛盾说和环境权的公民人权限定说,这些理解均存在一定的不当之处。单位环境权是指单位所享有的"在良好、适宜的环境中存续和发展"的权利,不包括与环境相关的财产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目前我国对于单位的环境权益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未来我国应当确认单位享有环境权。

环境立法理念辨析:可持续发展、环境权与环境保护义务

以使用环境为目的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相继的环境权理念不能根本解决环境法的效力来源问题。环境法规制的是损害环境的行为,其规制人类环境行为的道德基础不是环境的内在价值,而是良心这种纯善利他的生命情感。生态中心主义“环境的权利”意义上的环境权存在主体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对环境的权利”意义上的环境权因权利的示选和排他功能而走向保护环境的反面。从环境权转向环境保护义务是破解环境法效力来源的关键。环境立法应当以禁止损害环境的环境保护义务和无害使用环境的环境使用权利相统一为基本理念。

环境权设立的目的

环境权设立的动机目的即环境权的设立是为了解决环境问题;环境权设立的建构目的,即环境权设立对建构环境法理论体系的基石意义。从而为环境权的设立提供了现实和法理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