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环境法权范式取代环境权利范式--从环境法现实体系出发

现有的环境法研究和构建并没有脱离权利范式。从环境法理论与实践来看,这种范式既无法完成自身证成,也与环境实定法存在较大的不兼容性,自身还存在明显的缺陷。环境法权范式的出现将给环境法的研究和建设提供一条新的思路。法权范式的实质是权利和权力的统一体,在肯定权利的同时,正视和确立了权力在法律秩序和运行中的角色和作用。它使得公共利益这一和权利并行的重要环境法现象觅得了法学理论上的落脚点。环境法权范式所构建的环境法律体系,并不是对权利范式的套用或者补充,而是在符合宪法规范的前提下,立足于环境权利调整和权力配置而形成的制度体系。在构造路径上,环境法权范式应当抓住我国《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契机,对环境权力和权利进行有序的调整、优化,并进行相应的制度构建,包括但不局限于权利保障制度、权利限制制度以及司法救济制度,等等。

完善我国环境法律体系的战略构想

文章阐明了完善我国环境法律体系的重要性、必要性、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主张将《环境保护法》修改成为体现可持续发展观和综合生态系统方法的《环境基本法》,促进中国环境法律体系向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法的方向发展。主张在中国环境法律体系建设中,强调环境正义,环境公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理念;坚持生态优先,可持续发展,环境民主等原则;增加政府环境责任(特别是政府环境问责)制度,生态功能区建设和管理制度,生态补偿,环境公益诉讼等制度。

环境权还是环境法益?——权利泛化背景下对环境权的反思

环境权是环境法研究中一个核心问题,然而随着环境权研究的深入,本应更加明确的环境权概念却引来更多争论,这实际上是因为环境权被泛化的结果,那些所谓的"环境权"不过是环境法益而已。环境法益具有系统性,其内部具有完善的体系和功能划分。环境法益概念的提出,将环境刑事法益、环境民事法益甚至环境行政法益等统一考量,使环境法的地位得以加强,同时环境法益的这种系统性为其进一步展开研究提供了一个平台。

美丽中国建设的环境法回应

美丽中国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主体、以优美生态环境为核心。强化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以环境法治的改善和加强为基础。当前,我国环境法治在立法、司法以及司法与行政执法协同等方面还不能完全满足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需求。在美丽中国建设背景中,我国环境法应实现从无害理念到美学理念、从分立理念到系统理念的法律理念更新。以环境法理念更新为基础,应把以下三个方面作为改善和加强我国环境法治的重点领域:通过推动污染防治立法的更新发展和生态保护立法的实质进展,完善环境立法结构;以加强环境私益的司法保护以及整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为抓手,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的优化发展;通过实现环境公益诉讼中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功能互补与制约监督,加强环境司法与行政执法的协同合作。

“双碳”目标背景下能源法律规范纳入生态环境法典研究

当前,环境法法典化研究应当围绕“如何法典化”这一更深层次的问题展开,关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具体方案和路径。在“双碳”目标背景下,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引申出“能源法律规范能否纳入生态环境法典”和“能源法律规范如何纳入生态环境法典”两个关键问题。从能源法和环境法的关系识别来看,两者间虽有差异,但在价值理念和立法目的方面仍存在一些共性和密切联系。将部分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能源法律规范纳入生态环境法典的结构框架,既具备内生动力,又具有外在驱动,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可行路径。在参考比较法先例的基础上,可以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基本原则,将部分符合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目的、契合生态环境法典调整范围并与法典体例结构相适应的能源法律规范,有选择性地纳入生态环境法典,为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法制保障。

地方本科院校环境法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地方本科院校聚焦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是地方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力量,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联系密切。地方本科院校的环境法课程教学应从“立足地方、德才兼备”的法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出发,践行“教什么”“怎么教”“教得怎么样”的教学路径,将饱含思政元素的优质本土资源运用到环境法课程教学中,同时采用启发式教学、混合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等教学方法开展教学活动,以达到更好的“育人”效果。

环境法指引下造纸企业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分析

造纸行业是重要的基础原材料产业,但也是环境污染与资源消耗大户。在日益严格的环境法规引领下,造纸企业只有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生存和发展。基于此,在分析环境法对造纸企业污染防治、资源利用、生态保护等方面要求的基础上,剖析了造纸企业在环境法指引下面临的环保设施投入、技术改造、选址布局等经济可持续发展挑战,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大环保投入实现绿色转型升级、强化资源综合利用构建循环经济模式、坚持生态优先实现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等路径选择,以期为造纸企业在新形势下谋求长远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论PBL教学法在环境法课程教学中的运用

环境法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传统“以教师为主导、以讲授为中心”的讲授法在该课程教学中面临困境,环境法课程教学从授课内容到教学方式均须革新。PBL教学法为环境法课程教学改革带来了新思路。PBL教学法“以问题为中心”、跨学科等显著特征契合了环境法的领域法学科本质,在环境法课程教学中运用PBL教学法,对于实现提高学生环境法治意识、培养学生智能技能等环境法课程的应然培养目标具有明显优势,亦顺应了当前法学教育向知识传授与智能技能培养并重的能力型教育转变之趋势。将PBL教学法应用于环境法课程教学,需要重新定位教师的角色,精心准备课前环节,有效融合PBL教学法与其他教学法的优势,并充分利用超星学习通等平台拓展教学场域。

“碳达峰”“碳中和”理念下高校环境法教育的路径探索

“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为解决资源环境问题以及实现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当今环境法学的重大课题。随着法治社会观念以及社会环境意识的增强,碳排放问题也逐渐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从而也体现出高校法学教育教学的重大责任。环境法教学应当顺应时代的发展,将“碳达峰”“碳中和”理念实践于环境法教育中,这就需要教师对环境法的教学模式及方法做出灵活应变,充分依靠信息技术及其他教学手段,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模式使“碳达峰”“碳中和”理念与环境法教育形成有机结合。

环境法典编纂何以能--基于比较法的背景观察

随着中国环境法典编纂提上日程,研究环境立法“何以成典”至关重要。对环境法典、草案及其编纂背景进行比较观察,可以发现各国在环境法典编纂上分享着相似的动因,编纂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从不同侧面印证了国家目标之于法典编纂的重大意义,最终形成的环境法典对于良法善治的贡献价值主要取决于其体系性与实践性。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编纂环境法典也当以此为鉴。

从立法目的看我国环境法的进一步完善

科学发展观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创造,它既是指导我国健康发展的理论,也是使环境法制建设实现历史性飞跃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环境法应当承担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任务,把完成这一任务作为立法目的。接受"和谐目的论"就应对"环境行为"、"环境损害"、"环境影响程度"等努力做出恰当的制度安排或制度调整。

法国环境法的法典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欧洲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本国的主要环境法律进行重组,重组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环境法的法典化。法国作为一个具有法典化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在这场法典化运动中扮演了积极角色。在形式性法典化模式影响下,法国于2000年颁布了《环境法典》,实现了环境法律的简约化和体系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视野下的环境法学理论创新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态文明法治理论为新时代环境法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世界观与方法论。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以新中国50年的环境法治实践为研究对象,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厘清环境法的哲学基础,树立正确的人类观、自然观,为创设人与自然共同体规则提供人性标准假设和调整范围基石;创新环境法律关系理论,明确其主体的间接互动性、社会关系二次调整性、法律规范多元性的外在表征,及承认自然的主体性而重构主客体关系的本质特征;创新法律体系理论,发现环境法学的领域性学科属性,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部门法”与“领域法”双重结构,明确作为“重要立法领域”且已形成的生态环境立法体系的独立地位,建立处理环境法内外部关系的学理标准。

中国环境法治:体系、教义与法典化

宪法制度使人过上体面生活,形塑其个人和政治命运。环境国家重构了宪法的整体框架与规范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序言到总纲再到国家机构形塑了环境治理的环境宪法形式理性。环境宪法的使命须通过环境法律规范体系来达成,由于环境问题的特殊性,环境法律规范较传统的部门法律体系在外在形式上表现更为分散与去中心化,也缺乏内在的价值融贯性,这对环境宪法使命构成挑战。法教义学基于法律规范体系实定法秩序得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司法结论的宗旨对环境治理极具启发意义,从法教义学的规范出发,在认真对待现行环境法律规范的基础上,以环保所关心的人类共同体的利益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共识为宗旨,最终服务于人的健康和人性尊严的正义关怀,环境治理应当以形式法治为预设,建构融贯性的环境法律规范体系。在法典化时代与中国环境治理政治推动的大视野之下,环境法典编纂具备了从形式理性到实质规范的所有要素。

德国环境法的法典化项目及其新发展

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针对发展迅速的环境法开始进行法典化的法律重组,以系统化环境法。作为有着悠久法典化传统的德国,在这场环境法运动中作出了积极的尝试,并在1998年由一个独立的专家委员会完成了《环境法典》的草案,但由于宪法中联邦和州在有关环境问题的权限冲突而导致这部法典草案被搁置下来。最近,德国政府重启环境法典项目,希望通过环境法典的制定来实现德国环境法的根本性变革。

生态文明视角下环境法学的教育反思与功能完善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文明社会离不开环境法学教育的助力保障。生态文明理念指引下的环境法在人天定位、调整对象、调整手段、规制路径等层面相较其他部门法具有独特性。因此,环境法在教学、科研以及实践层面应当遵循上述学科规律与特性,才能实现应有的教育功能与目标。然现实情境中,环境法律宜粗不宜细的立法理念所导致的法律可操作性差、环境执法进程中的地方因素干扰、环境司法领域中环境诉讼制度供给不足等法治进程中的种种缺陷,不仅导致环境法律整体运行效果不能彰显,还直接影响到高校环境法学的教学效果。主要表现为:学科重视度不足、教学设置不合理、课程体系繁杂、理论基础有待完善、案例资源匮乏、师资力量不足等短板。其中,法律制度自身的缺陷及主体环境法律意识的薄弱系导致环境法律实施效率低下的深层诱因。在上述背景因素下,我国环境法学呈现出"应有的法""教材的法""实践的法"三者之间联系的脱节,法的应然价值与实然现状一定程度相背离,不能满足生态文明社会对高素质环境法律人才的内在需求。欲突破上述困局,应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引下,紧扣公民环境素质教育以及环境法学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在汲取环境科学、环境经济学、环境哲学与伦理等交叉学科养分塑就学生环境意识的基础上,采取多种课堂教学手段夯实学生环境法学理论基础、实验实训手段培养学生实务技能等措施,助力环境法学教育功能和目标的完善,方能为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提供优秀法律人才保障。

环境法的性质定位:认知焦虑、理性回归及归位效应

以调整对象及调整方法的部门法划分为标准,形成了"行政法说""经济法说""社会法说""独立部门法说"等有关环境法性质定位的传统学说,造成了环境法的性质定位认知焦虑。基于对传统部门法理论下环境法性质定位困局的反思,又形成了"行业法说""边缘法说""交叉法说"等有关环境法性质定位的新兴学说,同样给环境法的性质定位造成了认知焦虑。其中,"领域法说"提出的"领域法"概念则为纾解环境法性质定位的认知焦虑提供了必要而妥适的解决思路,从而使得环境法的性质定位认知有了真正的理性回归。对环境法的领域法性质定位之归位效应的思察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环境法作为领域法的性质定位对生态文明时代的环境法学体系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构建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要素的"三位一体"的环境法学体系,从而为我国环境法学之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立健全与完善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环境法作为领域法的性质定位对生态文明时代的环境法治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统合环境立法、综合环境执法、集合环境司法、全民环境守法等多个环境法治环节,进而影响我国"多元共治与多规范协同"的、"四位一体"的环境法治体系工程建设与发展的基本方向。

论环境法典化背景下环境法调整范围的再次厘定--以法律调整机制为视角

理论上,环境法的调整范围模糊而不确定。学界对其基本调整对象的探讨仍存争议,未达共识。环境法调整范围无法从理论上、从"应然"角度得以厘定,则应转换视角,以法律规范为基本元素,通过对环境法调整机制的总结和梳理,探究我国环境法的实际调整范围。根据我国现行环境法律规范分析可得环境法国家、市场与社会三大类调整机制,并可根据其对环境予以调整的不同路径进一步细分为国家直接干预、国家间接内部干预、国家间接外部干预、国家服务、市场主导、市场调节、社会直接参与、社会间接参与环境法调整机制。基于此,环境法调整范围是以国家、法人、社会公众为主体,以各主体的行为以及环境与自然资源为客体,以各主体环境权利(力)与环境义务为内容,直接或间接影响环境的社会关系。在环境法典研究背景下,环境法典的调整范围也应以环境法的实然调整范围为基础予以展开和细化。

论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必要界限

法益保护理念和实践的双重转型是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基础。合理划分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必要界限,首先应回归环境法益本质、构建双重防范体系,其次须立足环境法益特征、探索累积式法益受损标准的适用途径,最后要划定环境法益外延、注重行刑合理衔接。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意味着刑法的适度扩张,故而须从理论维度厘清环境法益概念、界定环境法益内容,从实践维度警惕立法情绪导向、发挥法益评判功能,从法治维度坚守刑法基本原则、灵活运用解释工具,以期对环境法益刑事保护提前化的必要界限进行再限制。

中国环境法制建设30年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世界瞩目。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被称作是中国改革开放开始的标志。我国环境法律体系的建立也正是始于这一年。1978年，我国修改了《宪法》，首次将环境保护工作列入国家根本大法，我国著名环境法学家蔡守秋教授认为．这一规定奠定了中国环境法体系的基本构架，并为中国环境保护进入法制轨道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