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差异化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知识搜寻的中介作用

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的关系一直备受争议,这可能与多数文献忽视环境规制(命令型与市场型)与绿色创新(策略性与实质性)的双重异质性有关。基于制度理论与知识管理理论,构建“环境规制—知识搜寻—企业绿色创新”理论框架,综合运用多元线性回归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采用285份企业调查问卷验证研究假设。结果显示:命令型环境规制仅能促进策略性绿色创新,市场型环境规制仅能促进实质性绿色创新;知识搜寻深度在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策略性绿色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知识搜寻广度在市场型环境规制与实质性绿色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地,通过fsQCA分析得到5种前因构型,其中,高策略性绿色创新与高实质性绿色创新的组态路径分别有2条和3条。结论可拓展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研究维度,并为政府调整环境规制政策、企业应对外部制度压力提供参考。

东道国双重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

在突出绿色发展理念和双循环发展战略背景下,绿色转型已成为中国跨国投资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驱动跨国投资企业绿色转型的因素不仅包括本国的制度和文化,而且包括东道国的环境规制。以2012—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东道国双重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的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会对企业绿色转型产生倒U型影响;政府环保补助可以提升企业对东道国正式环境规制的容忍度,但是会抑制企业在东道国环境规制压力下的绿色转型程度;东道国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海外收入的利润反馈机制和海外技术逆向溢出机制影响企业的绿色转型;企业内部的数字化程度和组织冗余水平会促进企业绿色转型,东道国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更为显著。从国际经济循环视角研究东道国制度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对优化企业跨国投资经营和政府政策完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碳交易价格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

在“双碳”目标和中国碳市场发展的大背景下,本文梳理了命令型环境规制、碳交易价格及命令型环境规制影响碳交易价格的相关文献,分析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碳交易价格的影响机制,通过文献探讨和机制分析,表明命令型环境规制通过碳配额和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碳交易价格的形成,并从政府、企业、公众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为有效促进中国碳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考。

环境规制、数字赋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机理

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路径为“绿色优先,数字赋能”。为探究绿色化与数字化在产业层面能否实现协同发展,该研究利用全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验证数字经济在产业结构绿色转型过程中发挥的调节效应。首先使用多重门槛检验来寻找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利用高阶函数进行拟合的基础上,加入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两大调节变量剖析环境规制和数字赋能的协同作用。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不存在明显影响,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单门槛效应,即当环境规制力度越过门槛值后能够实现环境改善与产业结构升级共赢。②产业数字化与环境规制并行使得产业结构合理化出现了双门槛效应,随着两者融合程度加深,可通过逐步减轻环境规制力度来实现协同发展;但产业数字化与环境规制并行使得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单门槛效应消失,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但并不稳定。③数字产业化与环境规制并行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了单门槛效应,且随着两者融合程度加深,生态与产业协同发展的强度区间会逐渐扩大。④从局部地区的异质性回归结果来看,主要结论仍然可以得到验证,但发现经济发达片区存在向欠发达片区进行污染转移的现象。据此,该研究提出,顶层设计过程中应考虑地方环境治理的短视行为及各区域产业层次的客观差异,引导发达地区政府更加关注绿色技术创新的长期驱动力,促进“绿色共识”与发展目标深度融合。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基于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作用和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治理负外部性、推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重要途径。以200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广义矩模型(GMM)法检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此外,有效的财政分权环境能够正向调节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关系。

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研究

利用2003—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回归方程模型并运用协整检验、系统GMM方法研究了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所发挥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在国家层面,农业碳排放受到农业产业集聚的影响显现出“非线性关系”,即随着农业产业集聚程度的上升,农业碳排放总量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并且在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中显著受到了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而在地区层面,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业碳排放均受到农业产业集聚的影响显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但环境规制在农业产业集聚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中的调节效应仅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显著存在。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创新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探讨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路径。对中国30个省区市2000—2020年的面板数据样本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正向影响可持续发展,环境规制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对可持续发展有正向推动作用。环境规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对可持续发展发挥部分正向中介效应,政府补贴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第二阶段的中介效应。此外研究还发现企业规模、政府干预在各自的最优区间内,能够最大程度提高环境规制对可持续发展的正向影响。

我国环境规制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变化轨迹——基于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十四五”时期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提升环境规制效率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论文基于2009—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以及加权求和法,对环境规制静态、动态和综合效率分别进行了测度,并利用核密度估计、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法,探究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大区域环境规制效率的区域差异和动态变化轨迹。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际环境规制效率差距较大,四大区域呈现非均衡特征;环境规制效率较高的省份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效率提升空间和潜力最大,中部和东北地区的环境规制效率上升趋势较弱。

数字经济发展减少了环境污染吗?——兼议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

数字化和绿色化是中国现阶段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战略和目标,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否带来生态环境的改善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环境污染指数,实证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着力探讨了环境规制在二者间的调节和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先加剧后减少环境污染;环境规制在数字经济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中发挥了调节作用,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强化了数字经济对环境污染的负向作用,而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环境规制则会强化数字经济的污染减排作用;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当前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数字经济的环境污染效应更加严重;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存在空间异质性。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发展、环境规制强度设置等方面提供了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数据要素配置水平与产业结构调整

文章基于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发展深刻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程这一背景,首先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数据要素配置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采用Dagum基尼系数对数据要素配置水平的空间差异及主要来源进行分解测算;最后,基于2012—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探讨了环境规制的结构调整红利及数据要素有效配置的渠道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数据要素配置水平总体空间差异明显,且区域间差异为主要来源,区域内差异次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数据要素配置也有显著促进作用。动态边际效应结果显示,在研究期内环境规制所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红利”正在逐渐弱化,数据要素优化配置可充当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路径,且从子维度来看,数据传播共享的渠道效应最为显著。数据要素配置的网络外部性特征对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优化的调节作用在不同地区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不同。

绿色金融、产业结构升级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环境规制调节的中介模型

绿色金融是促进“双碳”目标实现和提升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重要抓手。论文基于2009—2019年我国11个沿海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模型考察了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在此基础上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基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中介路径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探究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机制。研究发现:首先,绿色金融显著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均存在正向中介效应;其次,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影响,同时强化产业结构升级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且在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中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

文章对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22年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研究,并深入研究了融资约束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企业外部环境规制来实现,环境规制不论以奖励的形式还是以惩罚的形式都会对企业绿色相关领域产生一定的正向影响。而且,奖励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作用比惩罚性环境规制更为明显。此外,当融资困难现象在企业内部愈演愈烈时,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将会大幅减弱,即融资约束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但融资约束对奖励性环境规制与惩罚性环境规制的负向调节作用并不具有明显差异。研究结论探究了异质性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效应和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为优化政府绿色创新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税收规避吗?--基于新《环保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作为重要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新《环保法》实施对企业经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新《环保法》这一外生冲击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趋严促使企业提高税收规避程度。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导致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和经营风险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与税收规避的正相关关系主要存在于融资难度较高和经营压力较大的企业,新《环保法》实施情境下的企业避税行为提升了财务业绩和企业价值。研究结论提供了微观企业如何应对宏观环境规制的经验证据,为政府部门结合税收政策优化环境政策提供了参考。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还是抑制?

在“双碳”背景下通过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以2000—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超效率(SBM—GML)模型阐释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内在逻辑,在分别控制时间和地区的双固定效应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PQRM)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1)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是先抑制后促进;(2)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性差异,环境规制对高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程度远小于低端分位点省级行政区;(3)技术进步是我国东、中、西和东北等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全域技术效率尤其是规模效率是阻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因此,地方政府首先要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及自然环境承受能力,完善环境规制政策,缩小区际差异;其次要加强基础性研究,破除技术垄断,优化生产流程,提升规模经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双碳”目标下城市群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兼论“波特假设”与“污染天堂假说”

以成渝城市群16个城市2010—2020年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非线性门槛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成渝城市群碳排放具有空间极化性,多为高-高聚集(H-H)与低-低聚集(L-L)型;环境规制对城市碳排放的空间效果呈异质性,本地城市符合“绿色悖论”、周边城市为“示范效应”;分别以能源强度与贸易开放度作为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均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在门槛值较低时,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抑制效果最强;随着门槛值增大,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从抑制转为促进。因此,应充分考虑各地区差异、控制环境规制强度以保证企业利润、推动产业低碳转型,为城市群利用环境规制降低碳排放提供新的思路。

中国省域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耦合协调发展能为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该文构建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09—2020年中国30个省域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度,并对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布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中国30个省域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偏低,尚未达到良性耦合协调发展状态,但呈现上升趋势,增幅呈现“西高东低”特征;各地区耦合协调度发展不均衡,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高水平耦合协调区域逐渐从东部沿海向内陆扩张;依据协调等级和特征将各省域划分为创新主动型、技术进步型、环境约束型、传统被动型和创新滞后型,并提出环境规制应结合地区创新能力实施差异化的区域政策等建议。

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环境规制与碳排放绩效

努力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与低碳经济发展双目标是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基于2000-2014年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考察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可发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有助于碳排放绩效改善,其赋能效应在不同类型、技术水平以及污染密集度的行业中存在差异性;能源利用效率与能源消费结构是全球价值链地位作用于碳排放绩效的主要路径,同时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对碳排放绩效改善的正向作用。我国制造业应全方位、多层次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深化链条间行业的上下游合作,推动制造业内部的能源技术溢出效应转换,对不同行业进行差异化政策支持,同时地方政府也应加强适时监督,规制行业的短视行为。

“双碳”目标下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区域碳排放效率

产业集聚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于2007—2020年我国30个省份样本数据,采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碳排放效率,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探究产业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并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进一步分析两者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显著促进了碳排放效率的提高,并可以通过环境规制来改善碳排放效率。此外,环境规制与碳排放效率之间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二者关系呈倒“U”型。值得注意的是,产业集聚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并且与碳排放效率呈现非线性正相关关系。上述结论表明,各地区应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培育多功能产业群,为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奠定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

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

我国环境规制日益加强,绿色创新已成为企业破解环境困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选取2012—2021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态势,且研发投入可以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双重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有区域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也有异质性。今后应进一步协同推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强化政府和企业双主体环保责任,提升居民环保意识,依托大数据技术提升环境监管质效,并充分考虑环境规制的异质性,制定差异化环境政策,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可持续发展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探讨三者的耦合关系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测算,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识别三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并引入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探究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可持续发展水平呈现波动增长趋势,其中环境规制综合水平最高;(2)三者耦合协调度存在时空差异,时间层面上全国耦合协调度位于中等和良好协调之间,总体呈现“W”型上升态势,空间层面上“链条式”和“组团式”特征明显,呈现“马太效应”;(3)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上表现为“高—高”“低—低”集聚模式;(4)产业结构、政府能力和国际贸易是耦合协调度提升的主要因素,研发资金、人口压力成为抑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