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哲学中的财产权问题:从洛克到马克思

财产权问题是现代政治哲学发展中的主线问题。洛克率先以自然权利学说为框架建立起关于财产权问题的理论,但也遗留了需要由后来的政治哲学家进一步解决的理论问题。休谟、康德、黑格尔将财产权把握为一种获得性和社会性权利,这无形中推动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发展,特别是使现代政治哲学在解决理论与现实相脱节、相断裂上向前走了一大步。马克思在制度批判的层面上,极为深刻地揭示了缔结和固化在财产权背后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从而在理论上刻画了真正的现实,也从根本上解决了洛克遗留的问题。自洛克至马克思,政治哲学家们对财产权问题作出的不同解析,表征着现代政治哲学在理论上经历的嬗变和不断深化的过程。

公共利益:现代政治制度的逻辑起点

从逻辑视角探讨现代政治制度的相关文献中,涉及逻辑起点的研究屈指可数。逻辑起点是“科学的开端”,政治制度在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处于关键环节,因此准确识别政治制度的逻辑起点至关重要。马克思认为逻辑起点具有最抽象性、最简单性、细胞元素性、起点和终点辩证统一性、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相一致性,使得逻辑起点抑或历史起点与研究起点、认识起点具有本质区别。政治制度的本质是对利益冲突的规约、调节与整合,公共利益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实现了与政治制度的通连。结合逻辑起点的内涵和属性,在规范或一般意义上现代政治制度的逻辑起点是公共利益。

蜕变与开端——《学问的进展》与现代政治哲学

《学问的进展》是西方哲学从古典传统转向现代的关键文献。培根一方面质疑理性的绝对权威和哲人的沉思生活,另一方面着力提升方法在哲学/科学研究中的地位,从而开启了哲学的现代蜕变。培根力促修辞学与哲学的合一,如此哲人与智术师的关键区分便不再有效;当修辞学不再讲高贵的谎言,也就不再能服务于真理。修辞学与哲学的再度合一,意味着传统哲学与修辞学的退场、新的哲学与修辞学的诞生。哲学的蜕变化解了哲学与城邦的张力这一经典问题,从而消弭了古典政治哲学,开启了现代政治哲学。

“一国两制”与中国现代政治文明——香港双重代表制的生成逻辑

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改革以修改《基本法》附件的方式落地,在理论上意味着对香港地区代表制模式进行了调整,以实质代表对形式代表进行了平衡,通过双重代表制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补齐了原本有所缺位的主权要素,给香港地区带来了安全与稳定。历史地看,从修正港英政府的代议制改革偏差,到有序推进民主进程,香港地区双重代表制的形成过程正是以中国智慧在实践中逐渐驾驭竞争性选举机制的过程。同时从制度原理来讲,香港地区作为中西方文明的交融地带,“一国两制”设计本身即蕴含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意味,而这又是在拥有中国主体性视角的前提下进行的。形式代表制蕴含的民主价值应该被肯定,但其理论内涵需要被厘清;实质代表制的功能也需要被正名,传统贤能政治与马克思主义以人民利益为主旨在此得到了结合。双重代表制作为我国宪法中已有的制度设计,是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其在香港地区的实践展现了现代中国国家治理“多元一体”的制度自信。

对称与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探索

对称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应用,是现代政治抒情诗在诗体探索与建构方面的显著特点。从理论角度而言,注重宣传鼓动性、坚持大众化以及倾向于朗诵的传播接受方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现代政治抒情诗与对称间的亲密关联。而在具体的诗体实践中,“辞赋式对称”和“楼梯式对称”的创造性使用,则为现代政治抒情诗或创制或改造出了“新辞赋体”和具有民族化特点的“楼梯体”。从对称视角重新检视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探索路径,不仅有助于我们修正对现代政治抒情诗的刻板印象,重估其在诗体探索方面的成绩,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能为中国新诗体的建构提供重要的启示。

政治宽容:现代政治的一种普适调节机制

现代社会的多元异质化特征,使政治宽容衍生为现代政治生活中一种重要的价值观念和取向,具有丰富的内蕴与巨大的现实张力。政治宽容作为政治调节的重要理念,是人类政治发展理性化的必然结果,是现代社会宽容原则在政治领域中的表征,是现代政治文明和政治民主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点。

现代政治文化与民族国家治理

现代政治文化具有世俗性、自主性、开放性与融合性。民族国家治理是国家公共权力控制和引导政治、社会活动的运作行为。政治文化现代化与民族国家治理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现代政治文化对民族国家治理提供支撑与协调,民族国家的治理活动推动、引导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发展。

政党、国家与社会:现代政治基本架构的分析

国家来源于社会,社会决定国家,在近代,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变化导致了代议制民主制的产生;政党是顺应民主政治的需要而产生的,是国家与社会联系的中介和渠道。深刻认识这三大主体力量的界限与关系,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着重要意义。

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共生逻辑

基于共生理论探讨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互惠逻辑,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共生前提在于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具有内在关联性:一方面,现代政治文化要求国家治理能力实现提升;另一方面,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又推动着政治文化实现现代转型。同时,现代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又在内在驱动、理论支持、价值导向等方面表现出合理性,实现二者共生的可能。共生前提与共生可能自身不会发挥效用,国家只有通过提供有力共生介质、营造正向共生环境、保障共生系统稳定等路径,才能有效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契机,将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真正发挥共生理论效能。

个体·公民·政治——现代政治的思想理路与悖谬趋势

个体与政治的关系是现代政治的核心。根据启蒙运动的思想理路,个体优先于政治,政治是个体以公民的身份所从事的活动,它旨在保障个体始终持有人之为人的条件。启蒙政治理念决定了现代国家只能采取民主制的形式。代议制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一种个体以间接的方式来维护其公民权利的制度安排,反映了启蒙政治理念对民族国家现实的妥协。同时,现代政治实践表明,启蒙政治理念还存在着进一步被异化的趋势,形成个体越来越淡漠于公民的意识,公民越来越淡出于政治的舞台,政治则越来越以个体为手段的结果。

支撑现代政治正义制度的美德精神——西方现代政治伦理论争

西方现代政治伦理论争揭示:现代政治正义制度无法脱离公民美德精神而独立存在,必须获得公民美德精神的支撑。不同思想家关于现代政治制度正义与个体美德关系的论辩分歧,事实上均以自己的特殊方式提出了统一二者的渴望,这表明二者是互为依赖、互为因果、双向互动的互反馈平衡系统。

现代政治文化建设与多民族国家政治发展

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推动政治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实现政治发展是多民族国家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用现代政治文化引领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形形色色的民族分裂主义,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大家庭的共同利益。多民族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现代政治文化建设,实现从传统政治形态到现代政治形态的转变。

政治宽容:现代政治的一种普适调节机制

现代社会的多元异质化特征,使政治宽容生变成为现代政治的一种普适调节机制,这是由其内在价值属性和本质规定所决定的。政治宽容作为现代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的表征,具有合理性、民主性和开放性原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要求和旨归。在现阶段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尤其是建构和谐政治的现实实践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导向作用。

互联网是现代政治福音

由网络所开发和聚积的新政治资源和能量,既是补充现有政治资源匮乏之源泉。

叙利亚现代政治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叙利亚现代政治发展历程中,殖民主义政治影响、民族主义政治力量、军人干预政治、复兴党理论与实践,以及阿萨德个人权威及其政治合法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上述因素或前后相继、或相互作用,主导了现代叙利亚政治发展方向,并最终确立起复兴党一党执政党政合一的总统共和制体制。

现代政治宽容的品质和特点

现代政治随着人类文明社会的向前进步和发展,政治生活逐步显示出与传统政治不同的鲜明的特点。从政治权力维度和价值指向、政治的保障和维系基础、政治的运作方式和操作手段三个层面对现代政治宽容的特点进行剖析,从而在此基础上把握现代政治宽容的特征和品性。

基于大众意志、经济资本与个人能力的现代政治属性分析

西方启蒙运动对于人与人性价值的张扬是现代政治或政治现代性的滥觞,人的目的如何实现内在规定了政治发展的基本走向。时至今日,现代政治的基本价值原则与重要制度安排已经明晰——以市场为基础的人民主权、法治与权力制衡的政治制度安排,发展成为有效容纳社会多元力量与协调大众意志、经济资本和个人能力的权力运作体系。因此,现代政治就具有了两个基本属性:非排他性与竞争性。非排他性决定了现代政治吸纳社会力量进入政治体系之中,并对其有效规制,消解了巨大异己力量的存在,使现代政治避免了政体循环与历史周期之恶;竞争性要求现代政治借助于透明化的民意选举、职位择优来完成权力的有效配置,有利于政治体系长久保持活力。

现代政治的人文精神与政治家的人文修养

文章对现代人文精神的内涵进行了深度的政治解读和阐释,提出了“政治是一门人学”、人文精神是现代政治的普遍原则的命题,以及建立理想政治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进而提出政治家的人文修养的基本方向和路径。

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

施特劳斯讲的政治哲学与罗尔斯讲的政治哲学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哲学,就政治哲学在我国的建构而言,我们应追随罗尔斯而不应追随施特劳斯;追随罗尔斯只是就其讲的政治哲学的问题框架而言,而不是就其对问题本身的回答而言;对于政治哲学所涉及的问题,我们应从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特殊性出发,给出我们基于理性的创新性的回答。

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与中国政党制度的确立

中国政党制度,经历了多党制、两党制、一党制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模式的实践。民国初年多党制实践以失败告终,证明西方的政党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国共两党两次合作的历史证明,两党制在中国行不通;国民党一党独裁的破产,证明一党制违背民主政治发展潮流和人民愿望。近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呼唤适应中国国情的新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文明转型的历史选择,是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