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收现付制下长期护理保险缴费水平测算分析

本文认为现收现付制可能是中国长期护理保险的未来制度方向,具有社会风险共担和代际公平的优势,但也面临财务不可持续的潜在风险。本文运用2014年—2020年CLASS四期截面数据和Barthel指数评定量表计算出分年龄分性别分等级的老年人口失能率,使用人口预测软件PADIS-INT预测了未来中国人口的规模、结构和变化趋势,最后基于基金收支平衡原则测算了2020年—2050年我国长期护理保险的年人均缴费水平和缴费负担水平。结果显示:在缴费人群分别为16岁—60岁和40岁—60岁的两种方案中,年人均缴费水平分别处于[380,1546]元和[776,3258]元的区间内,缴费负担水平分别处于[1.06%,1.26%]和[2.14%,2.64%]区间内。这表明长期护理保险的缴费负担处于适当水平,为扩大参保覆盖面和提高参保意愿提供了有利条件。

现收现付制与部分积累制的缴费率模型

本文利用保险精算学中生命表理论得到现收现付制下的缴费率精算模型 ,分析了在人口老龄化到来之际实行现收现付制的潜在危机 ;结合中国实际情况 ,利用生存年金理论分别得到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下的缴费率精算模型 ,最后给出求解个人帐户缴费率的实例。

再分配效应、经济增长效应、风险性——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养老金制度的比较

在养老金制度的实施方面存在两种大的制度安排 :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通过对这两种制度的再分配效应、经济增长效应和风险性进行对比分析 ,我们发现它们有着截然相反的优点与不足 ,这种不足并不足以完全否定哪一种制度 ,而这种优点又不足以将另一种制度推向极致。它们具有一种天然的互补性。因此 ,在改革过程中 ,应注意两种制度的搭配。

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的互助共济功能

本文试图对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互助共济功能的内涵和外延进行诠释。通常认为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是特定时点上年轻和年老两代参保群体之间的代际互助共济关系。但本文认为从纵向时间维度看,短寿和长寿参保群体之间的互助共济关系才是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互助共济关系的本质,因为养老金待遇是依据参保者的寿命而不是其出生年代发放的。狭义的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互助共济功能指通过短寿和长寿参保群体间基金转移支付实现对所有参保者个体长寿风险分担的功能;广义的现收现付制社会养老保险互助共济功能还包括通过不同参保群体间实际基金转移支付实现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养老金领取年龄决定短寿和长寿参保群体比例,进而影响长寿风险分担功能和收入再分配功能。厘清长寿风险分担功能和收入再分配功能有助于减少使用互助共济功能概念时的误解。

现收现付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内生增长的OLG模型中引入养老保险制度,通过对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现收现付制能有效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据此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个人积累制和现收现付制下养老金均衡收益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分析养老保险模式从现收现付制向个人积累制转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并给出政策建议.建立个人积累制和现收现付制下的经济增长模型,对均衡收益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揭示其政策含义.利用Samuelson-Diamond重叠代模型推导2种制度下的平衡增长路径,对有关参数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当现收现付制下出现居民储蓄不足时,向个人积累制过渡,可以改进经济效率;当储蓄过度时,转轨则可能导致经济效率下降.不论采用哪种制度,养老金的增长均有赖于有效劳动人口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当人口年龄结构面临不利变动时,养老金增长的重要途径是发展教育产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现收现付制对储蓄、教育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家庭养老视角的理论分析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面临的养老保障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体系能否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也备受争议。在家庭养老背景下,引入家庭养儿防老机制和父母对子女的部分利他假定,去分析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障体系对储蓄、教育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必要。虽然现收现付制降低了储蓄,但对教育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具体取决于父母对子女的质量的偏好,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的产出弹性系数、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份额以及老龄化程度。

论降低缴费率对养老金给付的影响——基于现收现付制度的视角

在现收现付制中,当前养老金缴费的减少对养老金的给付不一定有消极的影响。由于养老金的给付水平取决于资本份额的分配和跨主观贴现因子,利用简化的戴蒙德的叠代模型证明,当生产资本权重较高和主观贴现因子较低时,当前年轻一代缴费率的减少会提高养老金的给付水平。

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基金积累制转轨的问题与出路

基金制养老保险模式是目前大多数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取向。我国采取的统账结合的制度安排模式,使得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基金积累制转轨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因而,如何化解转轨过程的风险和解决转轨过程问题的政策选择必然成为其顺利转轨和平稳过渡的关键。

现收现付制度隐性债务的测算及利率的变化对其影响分析

利用个体成本法建立了养老保险精算隐性债务的测算模型 ,分析得出了隐性债务和利率之间的反向变化关系 ,进一步利用该模型测算了我国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转轨过程中的隐性债务的大小 。

现收现付制养老金计划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基于OECD国家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对教育人力资本积累和健康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理论模型显示,当生物回报率大于资产收益率时,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会促进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和健康投资,从而刺激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积累。基于OECD国家1995—2015年数据的实证分析也表明,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会促进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积累。

现收现付制与收入再分配——不同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的比较福利分析

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是两种基本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它们对居民的福利水平有着不同的影响,但是,哪一种筹资模式更有利于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从收入再分配的角度对这两种筹资模式进行比较福利分析,认为目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现收现付制更有利于我国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

我国社会保障双轨制并轨背景下现收现付制的隐性债务探析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在转制过程中,原先的现收现付制的隐性债务在部分积累制的实施下显性化,我国政府在承担转制成本后,虽然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偿还,但在解决这部分债务的思路和规划上并不十分清晰,而转制成本的消化事关新制能否顺利运行,是养老保险制度能否可持续发挥效用的前提。

现收现付制下 社保基金不宜投资股票

根据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以及实地考察,在目前条件下,社保基金不宜匆忙进入股市,因为现在无论从资本市场的条件还是从社保基金的制度条件上看,社保基金进入股市都不成熟。

制度赡养率上升对现收现付制的参数影响研究

本文拟从财务收支平衡的视角,通过构建制度赡养率与其他制度参数的关系式,预测分析未来制度赡养率不断上升对现收现付制参数的影响。研究表明,如不减缓制度赡养率不断上升的趋势,那么在2035年前后需要进行参数调整,但这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因而,本文认为有必要通过社保扩面、放开二胎和适度延退等措施降低制度赡养率,以减轻其负面影响。

从“性别中立”到“性别歧视”——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的养老金性别利益差异

随着养老保险筹资模式的转变,两性的养老金性别利益也开始发生变化。从现收现付制到基金制存在一个从"性别中立"到"性别歧视"的变化。于是制度设计中应尽可能将这种不平等减小到最低限度,政府应通过政策调整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大化,对女性提供合理而有效的保护。

现收现付制——我国养老保险模式的最佳选择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向部分基金积累制转轨过程中遇到了转制成本、隐形债务等一系列问题。事实上,我国不宜向基金积累制转轨,基金积累制的国际实践并不理想,其本质上具有不能增加福利、管理成本高昂、外部条件不具备等缺陷。而我国现阶段具备"艾伦条件"仍然满足、人口高龄化程度相对较低、可吸收大量新增工业人口加入养老保险体系等有利因素。对此,现收现付制仍然是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最佳选择。

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在中国的可持续性分析

中国现在的养老保险实行的是三支柱的筹资模式。由现收现付制向三支柱体系改革的原因之一在于老龄化对原有养老保险体系可能存在的威胁。本文从两种养老保险的运行机制入手,从福利经济学和人口学的视角论证了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在我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这一制度的可持续性最终取决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

老龄化背景下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之储蓄效应研究

储蓄对一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老龄化背景下,探讨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的储蓄效应,对检验养老保险制度的选择是否适合我国实际情况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本文运用修正的三期世代交叠模型,通过数据模拟,对现收现付制下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逻辑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现收现付制对储蓄存在“挤出”效应,在中国“高储蓄—低消费”的经济结构下,维持现有的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既有助于降低储蓄率,增加居民消费,也有助于经济平稳增长。

现收现付制下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当前我国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存在困境,难以实行积累制;现收现付制有其适应当前现实环境的合理性,我国应在目前基础上完善现收现付制筹资模式。建议从调整退休年龄,提高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统筹层次,开征社会保障税,增加政府一般预算补贴四个方面进行政策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