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中国对荷兰的瓷器输出

在中西物质文化交流史上,瓷器令人瞩目。中国与荷兰在17-18世纪瓷器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17世纪初,中国保持严格的对外政策,荷兰始终未能突破贸易关系,但在利润的驱使下,荷印公司以贸易和武力为手段,开启了瓷器生意。荷兰先后占据巴达维亚、中国台湾为贸易据点,热衷于瓷器搜集。明清鼎格之际,贸易流中断,中国台湾瓷器库存短暂供给了欧洲市场,此后日瓷充斥。中国瓷器的短暂消失并非商品竞争力不足,因此国内形势稳定后,中荷瓷器贸易开始恢复。清政府对外政策松弛后,中荷直接贸易开始,瓷器输出增加。通过分析瓷器贸易规模、结构、价格及利润,发现中国瓷器畅销欧洲市场存在必然性:瓷器的精美、便捷、耐用等优秀属性,赋予了商品强大的竞争力,使其在与陶器、玻璃、木质器皿的竞争中优势凸显。中国在输出瓷器过程中,逐渐吸收经由荷印公司传导的欧洲需求,生产出品种繁多、符合西方审美及习惯的外销瓷器。同时,茶叶、咖啡、巧克力等新型饮品的风靡,引发了作为消费互补品和高价值压舱品瓷器的需求增加。早期瓷器是由上层社会收藏、装饰的奢侈品,自泛滥后,变为大众阶层的日用品,反映为贸易量的爆发性增长以及日益亲民的价格。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完成扩张后,衰落的端倪开始显现。由于瓷器的价格下降,荷兰贸易瓷器的利润率也在下滑,加之英国、瑞典、法国、丹麦等国家与荷兰在瓷器贸易上展开激烈的竞争,荷印公司降低了瓷器在商品经营中的地位。此后第四次英荷战争爆发,荷印公司的瓷器贸易骤减。与此同时,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的地位受到挑战。长期以来欧洲都在探索瓷器生产,18世纪德国终于成为首个发现高岭土的国家,在科学试验和科技革命的潮流下,欧洲不仅掌握了制造瓷器的原料及技术,还逐渐建立工厂流水线以及使用机器化设备生产。技术的改进,使欧洲本土瓷器质量日渐精细,外观、功能设计又比中国瓷器更加符合欧洲需要,加之在运输时间、运输成本、降低破损率上更具优势,中国瓷器逐渐失去竞争力,淡出欧洲市场。

欧洲“中国风”盛行下诞生的梅森瓷器

提到“中国风”,我们总会通俗地理解成蕴含传统中国文化和中国元素的一种艺术风格,也会联想到一些带有中国象征的器物,比如素胚勾勒的青花瓷和浓淡相宜的中国山水画等。但是如果你阅读过英国作家休·昂纳的著作《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你将会打开一个全新的视角。这里的“中国风”是一种欧洲风格,包含了中世纪至18世纪西方人心中对于中国文化的想象到后来更深层次的认知,与我们通俗意义上的“中国风”相去甚远。“中国风”在欧洲的盛行,不仅体现在艺术和设计等众多领域,也渗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其中,梅森瓷器作为欧洲陶瓷艺术的代表之一,其独特的中国风元素非常引人注目。本文将从欧洲“中国风”的产生和发展、梅森瓷器诞生的历史背景、梅森瓷器的发展历程等方面展开探讨。

元代海外贸易政策与元青花瓷器贸易研究

元代青花瓷器在我国南海西沙群岛海域打捞出水,证明了其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不仅为我们研究元代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提供了第一手实体物证,而且为研究我国古代的对外海洋贸易史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等提供了重要支撑。通过对这批出水元青花瓷器的深入分析和研究,发现元代对外海洋贸易政策在我国经济史中有着特殊地位,尤其是元朝政府在对外海洋贸易发展中体现出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模式,与我国当下的对外发展政策理念有着一定的契合之处,可以从中汲取对外海洋贸易交往中的有益经验,更好地指引我国未来海洋经济的发展和海洋文化的传播。

定窑系瓷器和平定黑釉瓷器的装饰纹样和文化意义

中国传统陶瓷工艺美术品作为陶器与瓷器的统称,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淀,展现出高度的艺术价值,彰显着中国文明的独特魅力。定窑系瓷器和平定黑釉瓷器作为其中的两大代表,展现了不同的装饰艺术风格和特点。陶瓷艺人精心创作的装饰纹饰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人们的认知水平,更是一种文化符号,承载着几千年历史文化的信息,体现了纹饰与器物、生产制作之间密切而不可或缺的联系。

明代青花瓷器外销简析

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就已开始了海上对外贸易,南北朝时期已有瓷器外销到朝鲜半岛。青花瓷是中国传统的名瓷,本文根据历史社会背景对明代外销青花瓷贸易进行梳理,结合国内考古发现,特别是香港竹篙湾遗址、广东花碗平上川岛遗址,及国外墓葬、窖藏和沉船考古发现,从多个角度阐述明代外销青花瓷的情况。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无论是贸易目的地还是中转地带,其显示的不仅是青花瓷单个瓷器品种的经济交往,更是多个文化、文明交流的碰撞。

人工辐照对瓷器热释光前剂量法测年的影响研究

热释光技术通过释放瓷器烧制至今累计的辐射量来计算瓷器的年龄,而人工辐照对热释光的鉴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人工辐照可以增加瓷器的“年龄”,从而将一件“新”的瓷器变成一件“旧”的瓷器。通过易接触瓷器的辐照源(高铁站等场所的安检、实验室的人工辐照、X射线荧光光谱仪等)对瓷器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表明:高铁站等场所的安检装置对瓷器测年并不能造成影响;常规时间的XRF测试对瓷器的断代不会产生影响;实验室中的辐射剂量能够定量增大瓷器的热释光年代,实验室人工辐照剂量对瓷器年龄的影响的呈线性规律,瓷器在实验室接受人工辐照时间过长将出现辐照吸收衰退现象。

唐草纹图案在皇家哥本哈根瓷器中的演绎

中国陶瓷外销在明清之际达到高峰。应用广泛的唐草纹瓷器在18世纪外销瓷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笔者主要介绍了唐草纹图案在丹麦皇家哥本哈根瓷器中的图式演变与审美特征,意在推动对中国传统陶瓷纹样的继承与保护。

关于柳宗元“代人进瓷器状”中瓷器的若干问题分析

手工业在中国古代的社会阶层排名中属末流,“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一直是考取功名、实现人生进阶的首选途径,而制瓷业属手工业范畴,并不受主流思想所推崇。和历史、文学等浩瀚如烟海的文献比较,手工业专著的文献只占其中很小的比例,关于陶瓷的著作更是寥若晨星,直至《陶记》、《景德镇陶录》问世才有专门关于景德镇陶瓷的文献论述,追溯景德镇的制瓷史,一千多年窑火不止,据文献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乐平南窑、湘湖兰田窑等古窑址的发现,把景德镇地区制瓷史有证可考的年代提到唐中期。而有些资料记载由于缺少实地出土物的证实补充,相关记载较为模糊,如柳宗元《代人进瓷器状》这篇关于进贡瓷器的状文即多有商榷之处。笔者即通过文献梳理结合实地考察,对这篇状文里提及的瓷器若干问题做解析。

明清时期“陶厂”新考——兼论明洪武三十五年前后官用瓷器窑厂性质差异认知轨迹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结合景德镇地区陶瓷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资料,本文先是对明清时期“陶厂”一词缘起及其含义变化进行了深入分析。其次,在前人有关明代御器厂研究成果基础上,将明清两代人所持明洪武三十五年前后景德镇官用瓷器窑厂性质差异认知轨迹分为三个阶段,继而对每个阶段各方所持观点的主要依据进行了详细考述。就目前掌握资料来看,明嘉靖万历时期官方所持观点较为可信,其很有可能是以明永乐时期所诞生空间相对封闭且独立的官用瓷器生产建筑设施来作为明洪武三十五年前后景德镇官用瓷器窑厂性质差异变化的重要标志。

观御窑瓷器 探农耕文明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瓷器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中华文明的瑰宝之一。而景德镇这座被誉为“瓷都”的城市,更是孕育了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御窑瓷器。明清时期,御窑常面临高标准挑战,一部分设计极其精巧、工艺极为复杂、烧制难度极高的器物在历经多次试验后仍有瑕疵,最终落选,故而被击碎并深埋地下。

GB/T 3532《日用瓷器》新旧标准差异分析

从标准的一般内容、内在质量、外观质量检验规则的变化等方面,分析《日用瓷器》新旧标准之间存在的差异,分析结果可为相关生产企业、检验检测机构、市场监管等人员更好地理解、掌握标准。GB/T 3532—2022《日用瓷器》标准的实施对生产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瓷器行业的质量监管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对提升产品质量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景德镇元代瓷器仿焊缀金珠工艺初探

通过收集和整理考古发掘出土及传世馆藏景德镇元代“缀珠纹”瓷器资料,首先对这类瓷器上“缀珠纹”特征进行了初步总结;其次,辅以考古发掘出土纪年资料,对景德镇元代“缀珠纹”瓷器流行时间予以了深入探讨;最后,将景德镇元代瓷器上“缀珠纹”与元代贵族礼服上珠绣花装饰进行对比,发现景德镇元代瓷器上“缀珠纹”装饰并不是在模仿纳失石上珠绣花,而更有可能是在模仿元代金银器上焊缀金珠工艺。

18世纪中国瓷器对德国麦森陶瓷的设计影响

德国麦森是欧洲最先研制出硬质瓷的瓷厂,在欧洲及世界陶瓷史上具有重大里程碑式意义。18世纪初期,奥古斯都二世为建立陶瓷宫殿以及提高麦森瓷厂的制瓷能力,收藏并仿制中国瓷器,麦森的“中国风”陶瓷成为东西方文化融汇的物质载体。本文将文献资料与实物标本二者并重,结合图像学与对比研究的方法,探讨中国瓷器对德国麦森陶瓷的设计影响,从材料与工艺角度阐述麦森瓷厂初期仿制中国瓷器的设计历史,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再现东西方审美观念的共鸣,以证中国瓷器对德国麦森瓷厂迅速崛起所起到的影响作用。

17-18世纪中日瓷器上“南京样式”图像的艺术特征研究

“南京样式”作为中国传统山水园林文化的集中凝练,在瓷器上形成即融合多元文化、又兼具本土特色的“南京样式”图像,伴随贸易往来风靡世界。基于17-18世纪中日瓷器上“南京样式”图像的研究,考证这一装饰图式在中日两国的发展流变及艺术特征。从两国瓷器中该图像的题材选取、构图形式两大方面入手深入比较分析,探索“南京样式”图像如何被日本吸收并融入本土文化基因中,进一步得出中日两国在该图像设计上的审美差异。

“降阶法”在明清御窑厂遗址出土官窑瓷器保护与修复上的应用

本研究通过分析我国陶瓷类文物的传统修复技法,阐述了在明清御窑厂遗址出土瓷器保护修复项目实施过程中,针对出土器物有破损缺失、研究展示价值极高等特点,借鉴西方“可识别”的文物修复理念,创新使用了在填补层次、仿真釉色、绘画色彩三个方面,做适当降低原基调处理的“降阶法”修复方式,并以明清御窑厂遗址出土的两件明代官窑瓷器修复为例,详述了“降阶法”修复的实施过程与成果。该研究结果可为该技法在我国陶瓷类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中的推广提供示范作用。

士子文人的生活隐喻——清代瓷器上博古图像的叙事性研究

“博古”一直以来与文人有紧密的联系,至清代,作为汉文化代表的博古图像极为盛行,且表现形式丰富。由此,以瓷器上的博古图像为研究对象,试图使用叙事研究方法对清代瓷器上博古图像背后的文化隐喻展开讨论。将瓷器上的博古图像分为3个类别:一是以古器物为主体的图像研究,探索这一类图像与当时文人鉴古风气以及文人文化思想的关联;二是分析博古元素作为辅助图像在文人场景中的表现与应用,探究瓷器上博古元素在文人空间的象征寓意;三是以美人空间中的博古元素为研究主体,分析“不在场”的文人对于女性空间的理想化构建及其图像背后的意义。

物见共融:南宋与金境内瓷器交流的考古学研究

宋金两国在“绍兴和议”之后,进入了长达九十余年的对峙时期。这一时期尽管双方在政治和军事上呈现紧张态势,但在商贸和人文交流等方面交往并未完全中断。事实上,两国在物质和文化层面上的沟通与交流不但依然持续,且呈现出一种积极的共融态势。南宋境内的金瓷与金境内的南宋瓷,体现了双方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关系。本文选取宋金境内典型窑址出土的瓷器作为研究对象,运用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力图揭示两国瓷器之间的交流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瓷器交流与民族融合的深层联系。我们希望通过考古学的视角,为宋金时期南北民族文化认同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制作与象征:清代乾隆御书瓷器研究

通过梳理清宫档案及相关作品,总结出乾隆御书瓷器的烧造流程,及不同情况下御书瓷器内容和样式的钦定程序,归纳出乾隆参与书写和样式审定、参与样式审定、按旨意直接烧造、按旨意刻制等四类情况。瓷器上的御书以楷书为主,且多体兼备,书风典雅醇正,以适用于庄重场合;乾隆将纸上书法的视觉特征和要素移入到御书瓷器中,达到诗书画印与瓷器的完美融合,从而展示自己高超的文学艺术造诣。瓷器是乾隆行乐图中的重要意象,乾隆又亲自参与设计,因为瓷器是承载文人风雅的器物,可以彰显其审美品格。乾隆对于古代瓷器的御诗题刻和对瓷器烧造过程的大量干预,体现出他作为帝王之尊的权威,并刻意塑造精通汉文化的儒者形象,以争取在历史中占据崇高地位。

瓷器装饰艺术在室内空间设计中的应用

瓷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名片,具有独特的装饰美学和艺术内涵。通过结合现代材料和工艺技术,设计师可以将瓷器装饰应用于室内空间设计中,创造出更加独特和实用的设计效果。本文主要论述了瓷器装饰艺术的特点与风格、传统和创新应用,并对应用后的实际效果进行了分析,最后针对可能产生的质量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希望对瓷器的艺术元素应用在室内设计方面有一些帮助。

从清宫档案看雍正与宫廷瓷器、珐琅器的制造

通过梳理清宫档案中对于瓷器、珐琅器的记载,总结出二者烧造的负责机构和职务设置,梳理制作它们的流程和钦定程序。雍正常亲自参与瓷器、珐琅器的设计,他从陈设、赏赐和日常使用等需求和功用的角度出发,进而将自己的创意和想法融入器物设计之中,涉及器型、釉色、纹饰、书画等方面。其设计方法主要为照样仿制、重新组合和局部修改。一件满意的器物需要经过多次上呈批览和雍正钦定才能交付制作,其中,沟通雍正、窑厂和造办处的媒介为纸样、木样、瓷样、合牌样。雍正对于造办处制作器物的气质要求为“内廷恭造”,其对于瓷器、珐琅器制作的介入,反映出帝王审美对宫廷用器风格的决定性影响,并推动了二者在文化和技术上的历史性革新。